府兵制是源自西魏、北周的一种军事制度,隋唐时期又根据社会现实进行改革,成为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配套的军事制度。府兵制起于西魏大统年间,其中西魏、北周是其形成、建立的重要阶段。在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下,府兵属职业军人性质,其身份被编入军籍,单独编为军户,隶属相应的军府,超越于地方民政系统,不受驻地州县政府行政管辖,而且府兵拖家带口,家属随军营迁徙。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社会复归于安定,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下令取消华北及沿边地区新设立的军府,未撤销军府的地方,府兵虽然仍然编入军籍,但本人和家属又隶属于所在州县,同当地农户一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登记户口,有固定的住处和产业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府兵制变成了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实质上演变为义务兵役制。
从历史渊源考察,府兵制继承了前代汉族皇朝的兵制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两个渊源。换言之,早期府兵制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兵户和部落兵制相结合的混合兵制。魏晋以来,家兵、部曲是世家豪族的私有军队,兵户、士家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军队;地方上多以刺史治民,都督领兵。都督的衙被称为军府,军府的兵士慢慢就被称作府兵,如著名的东晋“北府兵”等,当时府兵乃是一般都督府所领军队的通称。拓跋氏入主中原前,实行部落兵制,后来,“散诸部落,同为编户”,一部分部落成员变为普通民户,而在镇府当兵的则成为兵户,即所谓府户。西魏初建府兵制时,借用南朝“府兵”之名,实施拓跋氏兵户制之实,遂形成全新意义上的府兵制。宇文泰在接收贺拔岳的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此军团人数不过数千。北魏宿卫禁旅,即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六坊之众”随孝武帝入关的,也不过万人。合起来的兵力,在三万人左右,[61]宇文泰命十二将军分别统领。此后与东魏战争中,军队有增有减,尤其是在邙山之战中,被东魏歼灭达六万之多,大伤元气。“关陇地区的六州鲜卑族人数本来就不多,战争的长期持续,使兵员的补充更有困难,宇文泰自不得不从汉族方面补充军队,来充实自己的力量。”[62]
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宇文泰正式实行府兵制,“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63]。这表明统兵官不论民族出身,一律赐予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之兵亦从主帅改姓。同时又仿照拓跋氏八部之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其中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每柱国又各设二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下,又各设二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是为二十四军;每开府之下,又各设二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子都督等领兵官。根据西魏末、北周初的记录,一个仪同领士兵一千人,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士兵八千人,六柱国合起来有四万八千人,由宇文泰总统之。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
府兵的前身,是以贺拔岳武川军队和侯莫陈悦军团的一部分(即李弼军团),以及“六坊之众”随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这三部分组成,原是鲜卑化非常彻底的军队。其中构成府兵核心的武川军团,它的前身是六镇鲜卑,六镇鲜卑前身大都是拓跋部氏族成员,由于北魏孝文帝以后,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他们地位急剧下降,终于沦为“役同厮养”的“府户”,因此,他们参加过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固然,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终于推翻了腐朽的北魏洛阳政权,但是进入中原的六镇鲜卑,有一部分背叛了起义军而成为新兴军事贵族,想恢复到原来的氏族或部落关系,实为汉化之反动。宇文泰、赵贵、独孤信等编制这一支新军的时候,对于士兵和军官之间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利用落后的氏族关系来组织府兵,使得他们好像血缘近亲,并肩作战,来提高战斗士气和作战能力。早期府兵的来源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右”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兵士的身份比起魏晋南朝以来,有相当提高,带有民兵色彩。尤其招募均田制中的农民来充当府兵后,一当府兵,还可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税,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府兵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轮流服役,战时出征。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将府兵征召对象扩大至上等民户,后来又扩大至一般民户,府兵人数急剧上升,至北周灭北齐时,已拥有府兵20万人,其性质也由部落兵制与世兵制的混合体向普遍征兵制过渡。“到北周灭齐时,府兵已发展到近二十万人;到了隋文帝灭陈时,府兵已发展到五十万人。这支军队以后终于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隋唐王朝的强盛,是和均田、府兵分不开的。”[64]
当然,府兵制的全面发展与兴盛是在隋代与唐中期。成熟形态的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国家既拥有一支兵源充足的军队,又可节省军费,不耽误农业生产。因为府兵在国家有事时才“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65],这便有效地防止了将帅专兵、割据作乱。但后来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农民大量逃亡,遂陷入无兵可出的困境,因此延至唐朝玄宗天宝年间,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府兵制终因兵源枯竭而名存实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www.xing528.com)
除先后实行世兵制、府兵制等主要兵制外,三国两晋南北朝还采取其他多种集兵方式,如招募、临时征兵等。三国时期,魏、蜀、吴都曾通过招募、强征等方式,以扩大兵源,弥补世兵或正常征兵的不足。西晋前期的情况亦相类似,如晋武帝允许大将马隆募集兵员征伐西羌,马隆遂“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66]。西晋惠帝以后,先经八王之乱,继有永嘉之乱,世兵数量锐减。元帝渡江,兵力也极单薄,急于补充。故朝廷一方面发奴客为兵,另一方面积极招募民众入伍,这类记载甚多,如孙超领北中郎将,在与东海王司马越作战时,曾于荥阳募兵。而东晋初年渡江北伐的祖逖,其军队成分,一部分是他的亲党部曲,另一部分便是招募来的兵士。大约到东晋后期,募兵已开始占相当比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主要是由招募来的兵士组成的。两晋时也偶尔实行征兵制,如晋武帝伐吴,曾强征兵户为兵;西晋怀帝时,裴盾在徐州征发民户为兵;东晋康帝时,庾翼在武昌征发六州民户为兵等。但是,这些都属于应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南朝时,世兵制迅速衰落,其兵士不得不以征兵与募兵进行补充,其中尤以募兵为主。南朝的征兵,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刘宋元嘉末北伐,曾以兵力不足,征发南兖州“三五民丁”,即户有三丁者出一人为兵,户有五丁者出二人为兵。南齐时,齐武帝也曾征发扬、徐二州民丁为兵。不过南朝的征兵,也仅是在有重大战事时临时征发,因当时募兵极为盛行,内外军队大多由招募者组成。如刘宋元嘉末与北魏大战前,曾招募“天下弩手”;宋明帝即位时,四方反叛,明帝曾派人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南齐时,防戍北边与北魏对垒的军队,多由募兵组成,对外用兵,也多用募兵。梁、陈也都以募兵为军队主力,其开国之君梁武帝、陈武帝皆以募兵起事并夺取政权。这表明,南朝时期,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通过招募集兵是最重要、最流行的方式。
募兵在北朝各政权的集兵方式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如北魏孝文帝时,曾采取招募兵士的途径,来扩大兵员来源。尔朱荣之乱后,募兵的现象更为盛行。但与南朝广泛募兵的情况相比,北朝募兵仅为当时兵役制上的补充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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