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部落兵制及其优势

与两晋、南朝不同，十六国和北朝军队都是草原部落民族入主中原，其军队仍保持原始的部落兵制，军队的构成以本族为主体并吸纳其他胡族。如后汉军队主体由匈奴族构成，后赵军队主体部分是羯族，前秦军队的主体则是氐族。部落兵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兵制形式，其特点是经济生产方式和作战方式相衔接，强悍尚武，组织灵活，战场配合娴熟，擅长远程奔袭和战略迂回。如北方强大的匈奴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36]具体的编制和作战组织上，是以部落为基础实行的大单于（大人）制。如《晋书》就讲，“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37]。西汉末年，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携率部落，入汉称臣，“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38]，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依旧。晋惠帝时期，统治失御，这些降同编户的内附民族积怨已深，于是趁势而起。前赵的谋臣刘宣就认为，“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39]。

鲜卑、羯、氐、羌等其他民族的情况与匈奴相类似，在向汉族封建制度转化的同时，以部落为聚居和生产作战的方式依旧是主要形式。石勒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部落头目，“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40]。前秦的奠基者苻洪为氐族，“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41]。一旦起兵，这些部率、酋长就负责率本部兵，部落由生产单位迅即转变为一个作战单位。部落兵体制，优势在于兵将相互熟稔，部落成员彼此亲近，利于战场上默契同心。少数民族创建政权的初始阶段，征战力量是以本民族的部落兵为主体，但当战事扩大，兵源就出了问题。各民族人口数量有限，组成军队主体的青壮年在激烈战争中会有大的损耗，各民族竞逐中原战争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人口和资源提出了巨大考验，解决的办法无外乎吸附其他民族和汉族的力量，并变俘为兵，扩大兵源，这就使得部落兵的组成复杂化，军队内部的纪律性和凝聚性也成了问题。因为军队中族人是部落兵的核心力量，但人口，特别是青壮年有限，其他民族成分主要是通过军事高压和征服胁迫手段实现，一旦这种高压态势松散下来，其他民族力量势必起来造反，进而使政权瓦解。如淝水之战前，苻融反对伐晋，担忧“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42]。果不其然，淝水之战中，前秦一败而亡国，与部落兵制下的人口资源有关。苻融、张蚝、慕容垂、梁成等所部25万人，受到最大损失的是驻镇洛涧的梁成和寿阳苻融的军队，他们军队的主体恰恰就是氐族的精华。“淮肥之役，苻坚遣其弟融及骁将张蚝攻陷寿阳，谢玄使彬与牢之距之。师次硖石，不敢进。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贼十里，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43]25万人中，慕容垂所率为鲜卑兵。苻坚因西线桓氏兵强不得不分兵，置慕容垂精兵于西线，淝水之战，慕容垂一军没有参加，少数独全。苻坚没有料到淝水之役，溃败的是本部氐族，而慕容垂所率鲜卑兵幸免于大的损伤。淝水一役后，前秦帝国瓦解，被苻坚征服的各民族纷纷独立，慕容氏也乘机复国建立后燕。

北朝起于北魏，兵制也以鲜卑部的部落兵相因循。史书在记述鲜卑部早期首领拓跋毛时，形容其“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44]，这表明鲜卑部的发展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这种部落制以原始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按部分割，划民而治，大人为各部的首领。《魏书》曾记载与鲜卑同属东胡的乌丸（即乌桓）部落组织情况，因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可推知鲜卑部的社会结构。“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45]于此可见，部落由“数百千”邑落组成，大人作为部落的首领具有“众莫敢违犯”、约法“违大人言死”和决断各部落事务的权力，且部落是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各邑落由小帅统领，由“不相继”可知小帅是由选举产生。而随着部落间交往的扩大和部落向外的扩张，人口迁徙和部族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并在残酷的战争中产生部落兼并，发展出部落联盟。如《三国志·魏书》记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46]又如，拓跋力微继承鲜卑索头部首领后，吞并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47]。乌桓、鲜卑的邑落、部、大人制是北魏分部大人制的早期形式。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西北东洋河南）召开部落大会，宣布即位代王，年号登国，“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48]，四月改称魏王。《魏书·官氏志》也记载，“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49]。

皇始元年（396），拓跋珪攻克后燕并州，进入了河北腹地。此时，要统治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地区，就需要吸收汉族的制度文化，网罗汉族世家文人阶层，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50]。到皇始三年（398），拓跋珪迁都平城，即皇帝位，改元天兴，“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51]。次年，“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52]。天赐元年（404），“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53]。可见，北魏建国初期基本是按照魏晋旧制设置百官，建立以鲜卑贵族为统帅、吸纳汉族文人的统治阶层，都统长和幢将作为侍卫官统领宿卫军，八部大夫即鲜卑族的八部酋帅，他们作为中央军政中枢机关辅助皇帝掌管兵民大权。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规模汉化改革，在太和十九年（495）“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54]，表明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选宿卫军了。太和二十年（496）又“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55]，南迁的鲜卑族仍为世代为兵的兵户。东魏的实权把持在高欢父子手中。高氏父子担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相府内设内外曹，内曹为骑兵曹，管理鲜卑兵组成的中兵诸军事，外曹为步兵曹，管理由汉人组成的外兵诸军事，更多地体现出了胡汉分兵分制的特点。西魏的大权掌握在宇文泰手里，实行的是府兵制。(www.xing528.com)

陈寅恪在考察北朝兵制时曾引《文献通考》语：“愚尝考之，拓跋氏起自云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借之以横行中国者。”^[56]他认为，北朝的兵有两种，一是鲜卑兵，一种是非鲜卑兵。“代北部落”指三十六大部落、九十九小部落。代北部落之苗裔，即此九十九姓之后。北魏的禁旅与六镇将卒，多由他们担当。这是鲜卑兵。这种兵常带贵族性，地位颇高，“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57]。非鲜卑兵中，最重要的是高车兵。在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兵中，高车人颇为不少。六镇兵中，主要者似为高车人，且以西高车为主，西即恒州代郡之西，沃野、怀朔、武川等镇均在代西。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及汉人的军队。非国人的少数民族兵，除了用于打仗，也用于戍守。

综上，十六国和北朝实行部落兵制的核心，就是胡汉分离。如北魏，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戍守，其他胡人也多充兵役，而汉人则从事农业。兵民基本是分开的，兵用于防守和打仗，民从事耕桑，“郡国之民，虽不征计，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58]。在兵种上，北魏又以鲜卑本部人为骑兵，以非国人为步兵，打仗以鲜卑骑兵压迫非鲜卑步兵先出。东魏及北齐之初，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分离，兵由鲜卑人充当，汉人主要是从事耕织。“（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语。”^[59]东魏兵制无疑是北魏兵制的承袭，不过拓跋族的北魏统一北方后逐渐汉化，其兵役制度也相应发生变革。尤其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把军镇与州县、当兵与种田结合起来，即兵由州县受田农民充当，兵民、兵农不再各成一个系统。胡人当兵、汉人耕织的时代，军镇与州县分治的时代过去了，这是北朝兵制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60]到了北齐，士兵主体基本上是汉人，可以说是全农皆兵。但北周则选农训兵。北周周武帝改革实行府兵制，仍然是兵农分离，兵是兵，民是民。兵属军府，籍在军府，民属州县，籍在州县；兵为职业军人，民则从事农桑。隋文帝时，才令兵民合一，汉人为军队主体，胡汉之兵民界限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