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耕农的生产方式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人口凋敝之下的户籍制度已无法支撑稳定的兵员结构。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天下大乱，各地豪强趁势起兵称雄，其建立起来的私人武装往往采用多种方式，主要是以雄厚资财为基础的募兵、收服降兵和料简。其中料简是指各地豪强在其所控制的人口中，选取精壮之士充兵，在很大程度上伴有强征的性质。如《三国志·吕虔传》记载，“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7]。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各武装集团自然无法像两汉时期那样建立起稳定的征兵制度，只能是以临时征募为主，纳降和料简等多种征兵方式相混合。而长期战乱和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大量人口为生存计，以奴婢、童仆、徒附和宾客等形式依附豪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8]。豪强地主尽可从这些大量的依附人口中选择精壮，组成声势浩大的私家兵，这是当时最为直接和经济的兵士来源。而大量的人口和有组织的家兵的供给，在经济凋敝的战乱时代又是一笔大的费用负担，因此当时的豪强多为州牧、郡守等地方长官和世家大族，有财力供养私人武装。为保证将领和士兵的忠诚，防止叛乱逃亡，以曹操为代表的军阀又沿用将领的质任制，将士兵的家属统一起来，集中管理，逐渐形成了军户。这种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大量私家兵、统一供给和军户，使得这时的家兵已经深具世兵制的特征，即终身服役、世代为兵、兵民分离和另立户籍。
这种世兵制，不同于征兵制或募兵制，其特点，一是兵民相分离。从三国以来，兵士即已与农民截然分为二途。兵士之家即士家，另立专项管理的户籍，一入兵户，即不再是普通民户。如三国时，随着豪强兼并战争的深入和魏蜀吴几大主要力量完成了局部的统一，各政权先后以行政手段将人口分成三类：专职农事生产的普通民户，建立在大规模屯田基础上的屯田户，以及专职打仗的兵户。以此实行民兵分籍管理的制度，国家的户籍分为普通民户、屯田户和兵户三类。民户与屯田户不再服兵役，兵役完全由兵户承担，兵户间实行内部婚配，不得与普通平民通婚。这种兵民分离的情况，是与整个世兵制盛衰相一致的。二是兵户子孙世袭为兵。在世兵制下，兵士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为国家尽当兵戍守的义务。为保证兵户的稳定和忠诚，管理上实行“质任”制度，即将士兵的家属聚居在一起，集中管理。士兵如有逃亡，其妻子家属便没官成为奴婢。三是兵户身份渐趋卑贱。在征兵制下，人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农合一，因此三国以前兵民无身份高低之分。实行世兵制后，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者则留南亩。其兵入士籍者待遇优厚，又可免除劳役，形成了兵胜于民的事实。后来随着战争频繁，当兵不再待遇优厚，且士兵还被委以杂役，报酬越来越差。特别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和经济压力加重，各国纷纷利用兵户屯田，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兵户之家承受打仗和生产的双重剥削，自是苦不堪言。如咸宁元年（275），晋武帝诏书云，“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9]，可见“出战入耕”已经成了常态。兵户地位迅速降低，他们被强制为兵，没有人身自由，只尽义务却享受不到什么权利，兵士在当时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份，“士伍”“兵伍”成为卑贱者的同义词。东晋时期是士族门阀政治时代，社会等级制度和门第观念下，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兵士的地位近乎奴婢。军伍的地位如此，状态如此，实际战力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三国时期，魏蜀吴政权都实行世兵制，其中魏吴两国更以世兵制为主要兵役制度。曹魏世兵制以“士家”制度为基础，以“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10]的错役制和士家内部婚配制为特色。从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曹操起兵初期青州兵首开父死子继、军民分离制度之尝试。初平三年（192），百万青州黄巾军入兖州，曹操领兖州牧，“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11]。此后，青州兵作为曹操起家的骨干力量，采取兵士家口随营，终身为伍、世代相袭的方式，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编制和番号。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青州黄巾降户则已成为一个有别于一般民户的特殊社会集团，充当青州兵的特定兵源”[12]，青州兵是曹魏探索世兵制的首次尝试。第二阶段是官渡之战平定冀州后，曹操行质任之制，迁将领、兵士的家属于邺城。这些在邺的家属仰食国家，被视为人质的同时也提供了稳定的兵源，形成“士家”。同时，士兵却在异地服役，以便于统治者控制，即为错役。第三阶段是大规模军屯立户。建安元年（196），枣祗、韩浩等人建议曹操始兴屯田，曹操也从秦国优先发展农业而兼并天下，汉武帝依靠屯田稳定西域的历史案例中，认识到屯田的重要性，“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3]但这一时期，曹军忙于战吕布，征刘备，灭袁绍，下赤壁，战事紧张，自然无暇大规模屯田。赤壁之战后，曹操深感无力统一全国，始经营北方做长远计，大规模屯田定户开始施行。建安二十四年（219），时为军司马的司马懿提出“且耕且守”的经国远筹，得到曹操采纳。“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14]此后，屯田形成定制，带甲将士在戍守征战的同时兼有屯田的任务，此即军屯。军屯作为一种重要的屯田力量，是屯田兵户的来源。相比于曹魏，孙吴的世兵制表现为兵户制，起源于部曲和私家兵的普遍化。另外，相较于曹魏的青州兵，山越是孙吴世兵制的重要来源。孙权在建安五年（200）掌权后，即开始镇抚山越，以免后患。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建言：“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纳其策，遣陆逊征讨，“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15]。从补兵与补户的区别中，可见兵民分离的实行。吴嘉禾三年（234），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以围困与招抚并用的方针出征山越，“山民饥穷，渐出降首”，“老幼相携而出”。[16]前后共得山越十万众，将壮丁四万众编入军队。孙权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表彰此举“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
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17]。总体上，世兵制下，东吴并没有实施质任制和错役制，“兵户”的地位要高于曹魏的士家。蜀国民寡地狭，军队来源和给养一直是大制约。早在建安中期，刘备依附荆州牧刘表时，诸葛亮就提出安定流民游户的政策。“后汉建安中，刘表为荆州牧，刘备时在荆州，众力尚少。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即人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言其计，故表众遂强。”[18]关于蜀国“士家”制度，由于相关史书仅有零星记载，学界在此问题上还有争议。总体来说，三国时期世兵制得到了较快发展和普及，尤以曹魏为甚，基本实现了普遍化和制度化。
西晋脱胎于曹魏政权，承袭其兵户和士家制度，故世兵制也得到了沿袭。统一全国后，西晋在军制上做了一些改革并继承了这些成果，原先魏、蜀、吴三国的兵户都成为西晋的世兵，世兵制遂进入全盛阶段，当时的中、外军之主要兵源，皆为世兵。西晋中央有专门的营署“押领”百姓，这些属于兵户的子弟，从孩童时起就要为官府服各种杂役，长大后从军，到六七十岁方可免役。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晋武帝曾下诏，“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19]，由此可见晋军士卒服役的年龄上限。关于这方面内容，《晋书》多有记载。如西晋官员刘卞“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因“卞兄为太子长兵，即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20]。“八王之乱”起，晋惠帝“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21]。除服兵役外，兵户还要耕田输租，在地位上比自耕农要低一些。东晋立国后，世兵制仍继续盛行，世袭性进一步加强，即便是法律原本规定不相袭的谪兵，事实上也要袭代，世兵制遂成为当时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22](www.xing528.com)
世兵制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利于获得固定兵源，提高了兵员的素质。而兵户当兵是世袭职业，作战技能较强，作战经验丰富，因此较具有战斗力。世兵制还吸收了战乱时代社会上的大量游民与流民，解决了其基本生计问题，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世兵制下，以众将、兵卒和部曲的家属为人质，加强了对兵权的控制，抑制了拥兵割据的倾向，有利于军队的集中统一，这对于结束群雄割据，并促成全国的统一，不无一定的作用。
东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世兵损耗过大，得不到有效补充，呈难以为继之趋势。迫不得已发奴隶、罪犯和流民补兵户，结果兵户的身份地位进一步降低，兵役被视为贱役，兵士逃亡现象日益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补充兵源的困难。此外，私家分割的现象又使情况更加恶化。当时封建王朝常常以兵户赐予功臣和权贵，而将领也多有擅自霸占兵户的现象，如东晋末年，刘毅为豫州刺史，“及西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23]，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世兵制的基础。进入南朝后，世兵制虽仍为主要的集兵方式之一，但已明显趋于衰落：世兵的数量日益减少，世兵的士气与战斗力日益萎靡。按汉时兵制，男子23岁为正卒，50岁可免兵役。统治者为弥补常年战争引起的兵源严重不足，大大降低兵士从役年龄，延长服役时间。《宋书》载，时臣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云，“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肤肌未实，而使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24]。因社会地位低下，士气低落，战场上兵士逃亡现象十分普遍。梁武帝萧衍时，时任郡丞、参军的郭祖深上书力陈时弊：“又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25]严峻的现实，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世兵制进行改革，常常以放免军户的办法，刺激世兵为自己效力。如刘宋文帝时，赵广举事，众至10万，围困成都。益州刺史刘道济以世兵战斗力不强，更忧惧其临阵倒戈，便下令“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26]。又如，宋孝武帝也曾下诏令“军户免为平民”[27]。这种解除兵户身份，使之归属平民的做法，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世兵制的根基，盛行一时的世兵制于是走到了尽头。南朝如此，北朝的情况亦类似。北魏充当“镇戍兵”的兵户，也随着镇戍兵的武装举事，而成为统治者的对立面，最终逐渐终结了北魏的兵户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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