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国兵役制度方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状况，即在传统的部落兵制、征兵制和募兵制之外，又出现了世兵制这一新的兵役制度。从历史考察，世兵制形成于东汉末年，初步发展于三国时期，极盛于两晋时期，进入南朝后渐渐趋于中衰，贯穿了这一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
古代部落氏族社会，战争与生产生活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也就谈不上兵制。诚如恩格斯所言，“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1]。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分封贵族制政体。在这一政体下，夏朝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但并没有专门的国家军队，各氏族和部落都保存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兵制上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合一，平时生产战时从军打仗是一种常态。商朝出现了常备军性质的国家军队，固定的军队编制开始出现，但作战力量仍然是临时召集的。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期，军权集中于周天子，以此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诸侯国的常备军制度，兵源上是以贵族血统的“国人”为主体，各阶级都可服役，但等级分明。春秋战国时期，与长期的战争和冲突相对应，各诸侯国都建立了常备军，并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出现了武士阶层和世兵制，文武分离，出现独立的军事系统。[2]但这种独立的军事系统与世兵制是相对的，因为国小人寡，国有大役往往是丁壮尽征、空国出兵。秦朝建立起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与之相对应，军事上实行的是常备军制度和征兵制，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来保证兵源，军队由国家统一供给。到了西汉，军制上的一大特色是“更戍”制度，成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须服军役两年，但可纳钱代役，且一户之中强丁尽可轮流服役，这就为小农户的生产提供了保护，缓解了军事需要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户大量破产，动摇了“更戍”制度的基础。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为抑制豪强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和保护小农户，采取减缓百姓兵役负担的政策，“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3]。大范围取消“典兵禁，备盗贼”的郡都尉职位，“每有剧（职）［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4]。取消平日组织民众军事训练的“都试”，是防止不轨之臣借“都试”之机作乱，为巩固皇权之举措。(www.xing528.com)
以“更戍”制为代表的征兵制遭遇危机的同时，东汉初年的罢郡国兵使国家兵员不济，遇有战事只得临时募兵，即采取募兵制，并以谪兵（发囚徒为兵）和奴兵（发奴为兵）等相补充。与“更戍”制下的征兵不同，募兵制一方面所费资财尤重，常年对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用兵，导致国家财政枯竭；另一方面，这些临时征募的兵士往往来不及严格训练就直接投入战场，因而每战常败，王师不振。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百姓苦不堪言，“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5]。长期战乱中，“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6]，户籍制度形同虚设，征兵制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募兵制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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