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封建中央朝廷派遣专职官员到军队，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对统兵将领进行监督、节制，通常称为监军。监军作为一种军事职官，是确保皇帝集中军权、预防将帅拥兵作乱的主要措施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监军起源很早，周代始设军监于各处军事据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春秋时期，在晏婴的举荐下，齐景公使司马穰苴将兵。司马穰苴提出，“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57]。于是齐景公以宠臣庄贾监军。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日日中会于军门。第二天，司马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庄贾骄横，亲戚左右留饮，至日落西时乃至，司马穰苴以军法“期而后至者当斩”条斩之，并对齐景公持节赦贾的使者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58]。这是较早对监军的完整记载，由此也可见当时的监军仍在军法处置范围内，并没有特权。秦朝，太子扶苏因直谏秦皇坑杀术士一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59]，与大将军蒙恬一起北筑长城抵御匈奴。“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60]在继承秦制基础上，监军制度在两汉渐趋成熟。到东汉时常设监军有多种，首要的是护军，即秦时所置护军都尉。汉承秦制，只是护军不再属皇帝，改属大司马或大司马级官员。东汉末年，各州郡豪强为监督挟制其部下，频设护军。曹魏设置都督一职后，受其影响，整个魏晋时期全国主要州郡一般都是都督将军监领地方军务，无都督时始设临时监军。在都督之下，设置护军以行监督之职，后各要镇及大将出征时都设置护军，蜀、吴亦然。如221年刘备称帝后准备讨伐孙权，黄权劝谏“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61]。刘备不听，而是“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62]。东吴方面，周瑜、蒋钦和吕蒙等都担任过东吴的中护军和左、右护军。通常，在军事任务结束后，护军就会被罢免，权力收归中央。“曹公置督护军中尉，置护军将军，亦皆比两千石，旋军并止罢。”[63]另外，汉时还有部郡国从事、使匈奴中郎将（魏晋时期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监黎阳营谒者和北军中候等，行监军之职。战时所需，也会临时派遣监军使者和将军对军队进行监督。魏晋时期，监军使者主要分谒者、中郎将和御史三种，而中郎将在这一时期是主要的监军来源。如刘焉就是在中郎将的职位上“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64]。
与秦汉相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频次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类型也更加复杂多样。在这段由中央集权衰落引发大分裂，再由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数百年历史中，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与地方割据势力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监军的举措也相应趋于严密。三国时向军队委派使者监军的记载不在少数。这些监军均由朝廷派遣，直接对皇帝或实际统治者负责，有权监督统兵将帅执行诏命的情况，节制都督的行动。如辛毗曾秉魏明帝之命“持节”节度司马懿的部队，“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65]；又如魏国发动灭蜀之战时，特命散骑常侍、廷尉卫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66]，代表朝廷行使监督、节度魏军邓艾、钟会两部行动的权力。到了西晋后，对监军制度和使者持节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据《晋书》载，“即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67]。都督监军和使者持节监军更是成为这一时期的两种主要监军形式，有研究统计，“魏晋时期将军督军次数占监军总次数的近70%，使者监军次之，约占20%”[68]。
南北朝期间，由皇帝委派亲信大臣到军中进行监控的做法依旧十分普遍。如南朝刘宋时设置外监，齐时设置制局监，由皇帝幸臣任职，专掌军事，以加强对军队的监督与控制。“领武官有制局监、外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陈，斯风未改。”[69]然而，唐代以前的监军尚无明确的定制，又无固定的员额，通常情况下是临时因事而设；同时监军大都以位高职重的大员充任，有的本身即是统军将领，有的还被赋有兼掌军队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监军制度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只有到了隋末唐初，朝廷正式以御史台官员专任监军，才使监军督察职能逐渐趋于固定化和制度化。
【注释】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5页。
[2]王谨：《魏晋军权分配与管理成效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范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论》，中华书局，1985年。
[4]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4年。
[5]《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兵序》。
[6]《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7]参见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8]《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9]参见《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10]《宋书》卷五《文帝纪》。
[11]《宋书》卷九十四《徐爰传》。
[12]《宋书》卷五《文帝纪》。
[13]《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256页。
[14]《三国志》卷九《夏侯惇传》。
[15]《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16]《三国志》卷九《曹真传》。
[17]《晋书》卷一《宣帝纪》。
[18]《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19]《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
[20]《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
[21]《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
[22]《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领军卫》。
[23]《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领军卫》。
[24]《晋书》卷三《武帝纪》。
[25]《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6]《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领军卫》。
[27]《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28]《晋书》卷四《惠帝纪》。
[29]《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
[30]《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40页。
[31]《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254页。
[32]《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254页。
[33]《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荆州》。(www.xing528.com)
[34]《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十》，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
[35]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6]《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37]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8]《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焉传》。
[39]《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焉传》注引《续汉书》。
[40]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中华书局，1965年。
[41]《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42]《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43]高敏：《三国兵志杂考》，《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44]《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45]《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46]《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
[47]《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
[48]《晋书》卷三《武帝纪》。
[49]《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50]《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51]《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52]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3]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0页。
[55]《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56]参见《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357页。
[57]《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
[58]《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
[5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60]《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一》。
[61]《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62]《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63]《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一》注引《魏略》。
[64]《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焉传》。
[65]《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66]《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
[67]《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68]陈冰：《魏晋监军制度》，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69]《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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