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攻守战术的新趋势与发展

城邑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有着较早的起源和悠久传承，在卫戍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地区和维护政权统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群居部落为安全计挖沟堆台，就形成了筑城的雏形。如《淮南子》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九］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108]。《吴越春秋》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史记》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09]。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军事压力下，各诸侯国开始在城墙顶上增筑雉堞，即城垛口，在城墙外围深挖壕沟和护城河，在城壕上设置可起落的“发梁”（吊桥），城门设计成轱辘控制升降的“悬门”，并构筑角楼、射击孔，城邑的军事功能日趋完备。秦汉时期，在实现大一统的基础上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次大的筑城高潮。三国时期后，由于国家分裂，地方割据，滥置州郡县，加之边塞地区军事压力陡增，这一时期的城邑数量多而混乱，且其军事功能更趋突出。这一时期，在险要的地形、重要的河川和交通枢纽地带，形成了以城市为支撑点的战略孔道。同时，战乱中各地区人民为自卫计，自筑防御工事，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这种非国家政权建立的据点称为坞壁。围绕城邑的攻守作战也相应较为频繁，加之冶金手工业的进步和工程器械的使用，带动和促进了攻守城战术的发展和创新。

（一）多种攻城战法的综合运用

从秦汉到隋唐，冶铁技术的进步带动了战场铁制兵器的普及和不断改进，但对城池营垒的攻守影响不大，攻据坚固险要的城池仍耗费时日而胜算不大，孙武时代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110]的局面，并没有大的改变。而相比于攻城技术上的近乎停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争，激发了攻守城战术上的创新，地道战、筑京和水攻等战法不断演进。

首先是凿地为道的地道战法。这种攻城方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比较广泛，因此史书记载颇多。比较早的如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围攻张绣的穰城（今河南邓州市）。五月，刘表派兵从后路包抄，在安众城（今河南邓州市东北）与张绣合兵守险。曹操在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下，“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111]。挖地道不仅可穿越城墙进入城内，也可用来破坏城墙。北魏普泰元年（531），高欢攻邺城，采取的战术就是挖地道穿城，在其中用大柱支撑地道不塌，当挖建颇具一定规模时焚烧地道的立柱，使城市塌陷。“神武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112]

其次是起土为山的“高临”战法，主要是构筑大的高台和土山，而后居高临下向城内投掷武器展开进攻。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袁绍采用起土为山的“高临”战术对付曹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113]。

再次是水攻战法，包括以水灌城和断绝水源等。官渡之战后，曹操乘胜追击袁谭、袁尚的残余力量。建安九年（204），曹操围攻邺城，在采用内应、地道等战术无效后，采用围城后引水灌城的方法。“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114]在制造水浅不足以用，成功迷惑守城方后，“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115]。刘宋景平元年（423），北魏与刘宋的虎牢之战和东阳之战，也是对水攻战法的典型运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趁刘裕病卒之机，率兵攻宋，“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观虎牢。而城内乏水，悬绠汲河。帝令连舰上施轒辒，绝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夺其井”^[116]。这时，城内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掘地出城，机动作战。“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虏阵后。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参军范道基率二百人为前驱，参军郭王符、刘规等以二百人为后系，出贼围外，掩袭其后，虏阵扰乱，斩首数百级，焚烧攻具。虏虽退散，随复更合。”^[117]此后，北魏和刘宋的军队在虎牢关进行了二百多天的攻守城作战。北魏不断增兵，用车撞击外城，而刘宋守将毛德祖在内城又构筑三重城墙，战斗异常激烈。最终由于北魏军不断增兵，守军外无援兵，人马渴乏患疾疫，最终虎牢被攻破。

在实际的攻守城作战中，这些主要战法往往综合运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西魏大统十二年（546），东西魏玉壁之战，就是多种攻城战法综合运用的典型案例。西魏大将韦孝宽镇守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对东魏的晋州形成重大威胁，于是高欢集结重兵围攻玉壁城。东魏军攻打玉壁城时，首先采用地道战法和起土山攻城法，于城南凿地道，于城北起土山，备攻城器具，昼夜攻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面对东魏军的进攻，韦孝宽采取反地道战法和火攻法大破之，先是“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饬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伏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韝吹之。吹气一冲，咸即灼烂”，后“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得入”。^[118]此外，东魏军又在城外制造攻城车，并采用火攻法，“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119]。东魏军穷尽了地道战、筑京、器械和火攻等多种攻城战法，但都被韦孝宽“拒破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技术条件限制下守城一方所占有的优势地位。

（二）守城战术有所创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城防设施有了大的发展。袁绍与公孙瓒交战，瓒军数败，退守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当时的公孙瓒以兵法“百楼不攻”的信条，筑高楼而守易京，“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120]。公孙瓒手下诸将“家家各作高楼，楼以千计”^[121]，以此据守。袁军攻打数年，竟不能克，后采用地道战术方才攻破。

建安九年，曹操围攻邺城之战，邺城在审配的组织下，进行了很好的守城作战。曹操攻城，先是采用挖地道的方法，但是“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122]。这时，审配手下的大将冯礼打开秘密出口“突门”放曹军三百余人进城，“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闭，入者皆没”^[123]。最后曹操决漳水灌城方破之。随后曹操营建邺城，继承了在城内构筑高台控制全城的做法，在城池的西北角构筑核心工事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相互支援，增强了防御的稳固性。魏明帝曹叡也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可俯瞰全城。

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苻坚开始第一次大举伐晋，派遣大军向襄阳、淮阳、彭城、盱眙展开两路攻势，其中尚书令苻丕率步骑七万寇襄阳，襄阳保卫战爆发。镇守襄阳的梁州刺史朱序，以为前秦军队无舟楫，未作防备。既而秦将石越的骑兵浮渡汉水，朱序只好退守中城，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朱序的母亲韩氏亲自登城，观察到城西北角是敌主要攻击方向，“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124]。苻丕督促众将急攻中城，这时将军苟池建议苻丕采围城消耗战术。在围攻战中，襄阳城从四月坚守到十二月。后襄阳督护李伯护做了前秦的内应，襄阳城方在内外夹击下被攻破。

东晋义熙九年（413），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征用十万人，在陕西靖边县蒸土筑城。“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125]此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统万城，赫连勃勃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为坚固计，该城在修建时极为苛刻，也正因为如此，该城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非常大的防御作用，而且能够屹立千年，现在仍保留了大体模样。史载“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126]。该城的城墙四角有凸出的长方形墩台，是有多层发射装置的塔状建筑。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守城作战，更加注重纵深防御。“凡进行坚守防御的城池，除加强城墙等主体工程外，一般还增筑了城内的重城和城外的羊马城以及壕、栅等附加工程。”^[127]

【注释】

[1]参见李德义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学科分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2]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3]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剑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6]《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

[7]芒即稻杪，将稻秸的杪捆为一束。

[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五《刘越石·重赠卢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参见《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10]《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11]《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12]《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255页。

[13]茅元仪：《武备志》卷一百三《军资乘·战八·器械二·枪》，《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

[14]参见钟少异：《金戈铁戟：中国古兵器的历史与传统》，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03—105页。

[15]《武备志》卷一百四有云：“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

[16]像曹丕所造“百辟宝剑”，“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即是其例。

[17]《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254页。

[18]《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254—255页。

[1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20]《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21]《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应劭语。

[22]参见袁庭栋、刘泽模：《中国古代战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80页。

[23]《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24]《宋书》卷一《武帝纪》。

[25]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三《王僧辩传》，中华书局，1975年。

[26]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卷五《归心》注，中华书局，1993年。

[27]《陈书》卷九《侯瑱传》。

[28]据《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三国时，地处荆州的刘表水军曾拥有“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可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蒙冲斗舰数量之大、用途之广。

[29]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中华书局，1973年。

[30]《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31]萧子显：《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

[32]《陈书》卷二十《华皎传》。

[3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34]《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35]沈括著，施适校点：《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赫连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

[37]参见《中国古代战争》，第433—434页。

[38]《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攻城战具》。

[39]《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攻城战具》。

[40]《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攻城战具》。

[41]《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

[42]《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43]《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44]据《魏书》记载，“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见《三国志》卷九《曹纯传》注引《魏书》。

[45]《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

[46]《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47]参见魏收：《魏书》卷四《太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

[48]《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

[49]《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50]如《北史》卷四十八《尔朱荣传》载：“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宋纪三》文帝元嘉六年五月：“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胡三省注云：“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

[51]《孙膑兵法》下编《十阵》，《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52]《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

[53]《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54]《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

[55]李百药：《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

[56]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二十六《班固·封燕山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7]参见《中国古代战争》，第480页。

[58]《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www.xing528.com)

[5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0]《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1]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中华书局，1977年。

[62]《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6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5]《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6]《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67]《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

[68]《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吴录》。

[69]《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70]关于拍竿的形制与功能的问题，参见钟少异《拍竿考辨及复原研究》，《考古》1996年6期。

[71]戚继光撰，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杂集》卷二《储练通论下》，中华书局，2001年。

[7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火攻篇》。

[7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火攻篇》。

[7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火攻篇》。

[75]《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6]参见余大吉：《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77]参见邱剑敏：《诸葛亮八阵图的作战布阵原则》，《军事历史》2017年第4期。

[7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

[7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

[80]《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81]《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八阵图法》。

[82]《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

[8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84]《武备志》卷六十四《阵练制·阵十三》。

[8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八《兵考九》，中华书局，1986年。

[86]《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87]《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

[88]《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89]《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90]《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91]《诸葛亮集·文集》卷二《贼骑来教》。

[92]《司马法》卷中《定爵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93]《司马法》卷上《天子之义第二》。

[94]《司马法》卷中《定爵第三》。

[95]《孙膑兵法》上编《陈忌问垒》。

[96]《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97]戚继光撰，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授器》，中华书局，2001年。

[98]《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军令》。

[9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10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10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102]《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03]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奇兵》，《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10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05]《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06]何良臣：《阵纪》卷三《阵宜》，中华书局，1985年。

[107]《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08]刘安撰，杨坚点校：《淮南子》卷一《原道训》，岳麓书社，1989年。

[109]《史记》卷一《五帝纪》。

[11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111]《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112]《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

[113]《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114]《三国志》卷六《袁尚传》。

[115]《三国志》卷六《袁尚传》。

[116]《魏书》卷三《太宗纪》。

[117]《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118]《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119]《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120]《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121]《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

[122]《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123]《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124]《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

[125]《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126]《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12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工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