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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阵图’与战争策略的变革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诸葛亮在继承古八阵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蜀军对魏军作战实情,“推演兵法,作八阵图”[75],是在古八阵基础上的创新之举,是适应北伐高原山地作战的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经由布阵的方式确立集团方阵对魏军作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是诸葛亮创新“八阵图”的初衷。蜀、魏交战之地主要在双方交界的秦岭、陇右山地,山地高原野战成为蜀魏的主要作战方式。因此,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协同作战就是八阵图的兵种协同作战原则。

‘八阵图’与战争策略的变革

诸葛亮在继承古八阵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蜀军对魏军作战实情,“推演兵法,作八阵图[75],是在古八阵基础上的创新之举,是适应北伐高原山地作战的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当代学者余大吉就认为,八阵图为蜀军提供了有利于对抗魏军骑兵的阵式,是古八阵适应军队发展新形势的产物,是“诸葛亮对兵器战法的一大创造”。[76]从总体上来看,魏、蜀的军力对比是魏强蜀弱。魏国拥有地广人众之利,人口接近三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具有雄厚的战争潜力。相比之下,蜀国军事力量处于弱势,仅占据益州一州之地,战争潜力远逊于魏国。特别是魏军的骑兵精锐,异常骁勇迅疾,是以步兵为主的蜀军所不能正面抗衡的。为弥补和抵消军事实力与兵种的差距,诸葛亮探究并创新阵法,充分发挥蜀军以“元戎”(一弩十矢连发)为代表的抛射兵器威力,以提升蜀军对抗魏精锐骑兵的能力。经由布阵的方式确立集团方阵对魏军作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是诸葛亮创新“八阵图”的初衷。此外,秦陇山地对双方作战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特殊作战地形亦是诸葛亮改革阵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蜀、魏交战之地主要在双方交界的秦岭、陇右山地,山地高原野战成为蜀魏的主要作战方式。诸葛亮立足这一特殊作战地形,将古八阵改造成为适宜在该地形布阵之法。基于魏蜀军力强弱对比和秦陇特殊空间,诸葛亮对原来主要用于平原开阔地带的古八阵进行革新,将其改造成为适用于山地布阵作战的八阵图。历经战争实践检验,八阵图成为我国古代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集团方阵的成功典范。

方阵的部署原则是“薄中厚方”,整体是方阵,各军的阵形也是方阵。“八阵之法,虚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阵法,皆虚其中焉。”诸葛亮八阵图总体上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依据当时的敌情、特殊的地形以及作战双方的兵器配置等情况,灵活处置,因敌因地因情制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布阵原则,较好地指导了蜀军征伐魏军的作战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7]

首先是“攻防兼备,注重防御”的战略指导原则。作战指导思想历来主张,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场上,有效地保存自己是克敌制胜的前提。只有想方设法保存了自己,才为消灭敌人提供可能。诸葛亮创新八阵图正好暗合这一军事思想。就排兵布阵而言,诸葛亮北伐曹魏而无覆军之虞,正是八阵图“有效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指导原则获得成功的生动体现。诸葛亮运用八阵法,虽不能每战必克,却较好地保全了蜀军,使其战斗力避免遭受大的损失。根据对八阵图的布阵及相关战例的考察,八阵图的战略指导原则可概括为:攻防兼备,在兼顾进攻的情形下更加注重防御,强调有效保护己方有生力量。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78],“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79]。诸葛亮用兵一贯立足于稳,始终贯彻先求不败而后出兵的作战指导原则。他一生先后五次北伐,坚决遵循“十全必克而无虞”[80]的战争理念,注重遵循用兵常法,进军路线、作战部署循序渐进,作战指导强调稳扎稳打。就此而言,谨慎用兵、立足不败、力争万全乃是诸葛亮军事思想的鲜明特色。他以挥师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在魏强蜀弱的战略态势下深谋远虑,周密统筹北伐行动,缓行稳进,利则战,不利则退,绝不冒险出击。正是在这一作战思想指导下,诸葛亮创建了八阵图。他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81],一语道破了八阵图的立足点是确保不败。先保存自己,再寻机战胜敌人,既是诸葛亮指挥蜀军伐魏的作战指导思想,亦是其布设八阵图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阵形来看,八阵图是一个侧重防御的守阵。鱼复江八阵是以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共有八个方位,每方位由六阵组成,计为四十八阵,另有中军十六阵,共计六十四阵。从八阵图的运用来看,御敌为其主要目的。诸葛亮之后不久,北魏将领高闾建议“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82],以此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由此可见,诸葛亮八阵图为后世所推重,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在实战中主要用于抗御对方骑兵的攻击。

其次是“步、弩、骑、车兵各尽其用”的兵种协同作战原则。诸葛亮的八阵为步兵、弩兵、车兵、骑兵合成编组的方阵,按照“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83]的方式组合而成,彼此对称。大阵位于中央,由十六个小阵结成;八阵各由六个小阵结成,部署于四周,组成一个互相协同、互为掎角的大方阵。步兵及弩兵交错配置在各阵中,阵的外围布置拒马、鹿角等障碍物,部署游骑(机动骑兵)二十四阵于阵后,另以车作为步兵、弩兵掩蔽物布阵,充分体现了步、弩、骑、车协同作战原则。因此,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协同作战就是八阵图的兵种协同作战原则。在八阵图的诸兵种之中,步兵、弩兵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兵种,亦是蜀军的主战兵种。自刘备集团形成后,步兵就一直是其所倚赖的主要兵种,从某种意义上说,弩兵也可视为步兵的组成部分。为发挥己方抛射兵器的威力,诸葛亮征集西南少数民族擅长使用弓弩者,组建了一支万人左右的弩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此外,蜀军还拥有一定数量的骑兵。骑兵的位置是相当灵活的,“行则居前,止则居后,战则进退无常位”[84]。根据战场态势,骑兵可执行侧击、伏击、阻击、追击等不同的作战任务,而其位置也随之相应变化,可前可后,可左可右。

考察中国古代战争史,形式不一、功能各异的战车在远程征战特别是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有直接投入战斗、用于冲锋陷阵的战车,也有辅助进攻的冲车,还有装载辎重、兵械,或以车为垒,用作野战工事构件的辎重车等其他形式的车。需要指出的是,步兵对抗骑兵尤其倚重战车。宋代吴淑指出:“战之用车,一阵之铠甲也。”[85]在诸葛亮八阵图出现以前,车在战争中仅限于相次联结而起到垒的作用。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汉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86]抗击匈奴;卫青率汉军出塞作战时,“令武刚车自环为营”[87];汉末曹操“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88]。这些均是“次车以为藩”的遗制。诸葛亮创新八阵图,使用具有相仿于苹车蔽隐作用的车辆作为掩蔽物以布阵。据有关史料来看,八阵图在诸葛亮身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能够发挥威力,并有所发展。西晋马隆在远征秃发树机能时,曾“依八阵图作偏箱车”[89]并用以作战,根据地形情况灵活使用偏箱车,与鹿角、弓弩巧妙配置,“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90],平定了西凉叛乱。八阵图被马隆成功运用于实战之中,在开阔地形使用鹿角,而在狭窄地形则在车上设木屋遮蔽矢石,从一侧面反映了八阵图的实战效能。

在与拥有强大骑兵的魏军作战时,蜀军步兵、弩兵的自我防护能力弱,容易遭受具有较强的高速机动突击能力的北方骑兵的攻击。为应对这一威胁,诸葛亮创新八阵图,以车作为掩蔽物布阵,为步兵、弩兵提供“倚伏”之便,构成在当时最利于护卫己方且御敌(尤其敌骑)有效的战斗队形。正是由于车兵有利于防御的稳定,诸葛亮才特意将车引入八阵,强调以车设置障碍,增强蜀军抗御魏军骑兵的防护力。他在下达对付敌军骑兵的军令中,指出“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91],认为若在山地遭遇魏军骑兵左、右翼夹击,蜀军来不及抢占有利地形,仓促转入防御,宜以车蒙阵防御对方骑兵冲击;在地形狭窄处,宜将蒙阵之车排成锯齿状,以防御魏军骑兵冲击。八阵图使用车作为掩蔽物,既提高了军队的生存能力,同时又能够发挥弩兵、步兵的特长。八阵图布阵之车是诸葛亮所发明的适宜在丘陵、山区崎岖小道使用的木牛流马。据专家考证,木牛是一种推行的小型独轮车,流马是两人一推一挽的稍大些的独轮车。这种改进后的独轮车,不仅便于在崎岖的丘陵、山区小道上运输军粮,而且便于在行军时装载武器装备、战斗时构筑野战工事,还便于在宿营时用作营垒部件,可谓具备多种用途。战车的使用须遵循因地制宜、因敌而变的原则,即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灵活处置,使用相适宜的布阵之车。比如说在山地丘陵地形,八阵图布阵会使用机动灵活的木牛流马;而在平地布阵会更加倚重适宜在开阔地形使用的冲车、辎重车等。在对吴军、魏军的作战中,显然车在防御魏军骑兵冲击时能够发挥更加突出的遮蔽与掩护步兵、弩兵作战的作用。根据八阵图“各尽其用”的兵种协同作战原则,在战斗开始后,当敌军骑兵集团发起攻击时,蜀军阵中的弩兵依托军车发射劲弩;当敌骑继续向前冲至距己方数百米时,阵中的弩兵快速发射“元戎”(诸葛亮发明的新式连弩);当敌骑冲至阵前时,步兵依托军车使用特制的二丈长的木柄轮、二丈五尺长的竹柄以及竹枪击刺敌人;当敌骑冲入阵内,弩兵、步兵依托军车,在各自阵内以各种长短兵器击杀敌人;骑兵可以从两侧迂回到敌军侧背,实施侧击或围击;当敌骑撤退时,骑兵可进行追击或截击。(www.xing528.com)

再次是“长短相杂为用”的兵器配置原则。在中国古代兵书之中,《司马法》最早提出了布阵的兵器配置基本原则,认为“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92],主张布阵的队列既要疏散以便使用兵器,又要密集以便于战斗,而兵器则要多种多样配合使用。《司马法》进一步明确指出,“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93],“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94],强调若不长短配合使用兵器,则不能充分发挥各兵器的威力。《孙膑兵法》进一步明确了各兵器的配置方式:“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从()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邀)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几(机)也。”[95]西汉晁错在总结汉军与匈奴骑兵作战情况时,也谈到了如何在兵器配置方面扬长避短,从而取得对匈奴作战的主动权。他主张汉军应根据地形巧妙配置兵器和兵种:“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雚)[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96]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兵器配置原则与前面的兵种协同作战原则是不可分割、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兵种协同作战原则隐含了兵器配置原则的要义,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反映。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国古代兵家认识到“兵不杂则不利”的道理,注重将各种长短兵器、抛射和格斗武器、防护和杀伤兵器进行协调配置。戚继光在实战中总结出了“长短相杂,刺卫兼合”[97]的兵器配置原则,这同样适用于八阵图。诸葛亮命令部属在敌人进攻时,要“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并联的战车)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98],阵内弩兵站立发射,持矛戟作战士兵以蹲姿击刺对方,不得起身和停止前进,否则影响弩兵发射,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兵器,尤其是弓弩的杀伤威力。为适应当时的作战形势,诸葛亮改进了连弩,发明了称为“元戎”的新式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99]。“元戎”的发射距离虽然不远,但轻巧灵便,使用简捷,用臂力即可开弓,且发射速度快,若与发射距离较远的蹶张弩(以足踏开弓的强弩)配合使用,则可对敌形成极强的杀伤力。诸葛亮将“元戎”引入八阵图,增强了方阵对抗魏军骑兵的抗击力,能够在新式连弩有效射程内加强对敌军骑兵的杀伤力。

最后是“奇正相变,因敌制宜”的奇正作战原则。奇正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始见于《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意指治国用正道,打仗用诡道。此后,古人将合于法度或者常理者称为“正”,变幻莫测者称为“奇”。《孙子兵法》进一步系统阐发了奇正概念,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00],“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10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丰富了奇正的内涵,提出了“奇正相变”的兵学思想,认为奇正既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作战中到底是用正还是用奇,完全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强调“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102],认为善于统兵作战的将帅能够根据敌情和地形灵活运用奇正之术,临机处置,因敌制胜,用正兵能够克敌制胜,用奇兵也能够克敌制胜。从排兵布阵的战术角度而言,奇正主要包括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阵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作战为奇兵;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向上,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为正兵,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为奇兵,等等。排兵布阵时,正兵重在自固,奇兵重在制敌。正兵因奇兵而变化,奇兵以正兵为依恃。《武经总要》卷四曰:“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103]这就是说,一切列阵都是为兵力调动而考虑的,而克敌制胜则往往在于奇兵的运用。正兵与奇兵相辅相成、相生相变,根据战场态势巧妙运用奇正,出奇制胜。

八阵是由八个阵围绕一个指挥中枢组成的大方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104],认为八阵是由九个阵组成一个大阵,阵的中心为指挥中枢和预备队,由大将居中掌握,四面八方的各阵都要遵照中央大将的指挥行动。除了中间的指挥方阵外,其余八阵“散而成八,复而为一”[105]。从奇正的角度而言,八阵可视为由四奇四正的八阵合成的集团作战方阵,其阵变化多端,既可正面交锋,又可奇袭包围,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变幻无穷。编成时,八阵区分为四为正,四为奇;在部署奇正时,在前、后、左、右、中五处部署实兵,四隅作为无兵的闲地。在八阵之外,中央大将直接掌握“余奇”之兵,即直属机动部队。作战时,把中央大部兵力调到四块闲地上,机动到四块闲地上的兵力便是四支奇兵,与前、后、左、右四处原有的实兵结成八阵,奇兵与正兵相互为用,相互依托。不论是主动攻击敌人,还是遭到敌人打击,正兵与奇兵须临机制变,视情变化,正兵可变为奇兵,奇兵可变为正兵,以此迷惑敌人,使敌无法分辨我方的正兵与奇兵,最终达到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目的。

诸葛亮八阵,阵势严谨,部署合理,以守为主,兼顾攻势,兵力调动方便,临阵指挥灵活,堪称我国冷兵器时代典型的集团方阵。考察其在战争实践中的运用以及相关“军令”内容,诸葛亮注重根据地形、敌情和武器装备的变化灵活运用八阵图,巧妙配置,相机取胜。诸葛亮出师北伐的战场主要在秦岭、陇右一带,即今陕西汉中、宝鸡和甘肃东南部。这些地方以山地、高原为主,间有平原、盆地,对军队排兵布阵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作战对象的兵力强弱、将领战术素质高低不一、武器装备不对称诸因素对布阵也具有深刻的影响。诸葛亮正是洞悉以上诸多影响要素,匠心独运而作八阵图,在实战中奉行灵活应变的阵法运用原则,依据阵法而不拘泥于阵法,出于阵法又高于阵法。何良臣指出:“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治乱而因之可也。”[106]就此而言,阵无定形、以“变”取胜恰是八阵图布阵精髓之所在。

同时,八阵图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首先是攻击力不强。八阵图排兵布阵强调防御,以较多兵力构筑了强大的防御阵势,导致投入进攻的兵力显得不足。担负主要攻击任务的游骑的攻击力不强,极大地影响了八阵图的作战能力。其次是快速机动能力不强。八阵图要求阵中队伍在前进或后退时,都要保持相互固定的位置,即保持队形,不能因行动过快而破坏了阵的队形。“进无速奔,退无遽走”[107],既是八阵图作战的特点,强调阵战按统一指挥作战,同时又暴露其行动迟缓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其在瞬息万变的战场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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