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兵器制造技术的优化与进步

刀、剑、矛、弓箭、弩、铠甲和马镫等，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军器装备，这些军器装备的改进和广泛使用，是与钢铁锻造技术的进步直接联系的。

早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发明了“炒钢法”。这种冶炼方法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的状态，再加以炒炼，使之脱碳成钢或熟铁，解决了熟铁低温炼钢技术中钢铁不能熔化，铁和渣不易分离，碳不能迅速渗入的问题。这样，就把当时生产效率相当高的生铁作为炼钢原料，从而开辟了炼钢的新途径。这是炼钢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技术革新。“炒钢时，首先把生铁在空气中加热，使处于熔融或半熔融状态。”^[2]炒钢法的创造，使得“百炼钢”技术发展到成熟程度。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精良的钢就称为“百炼精钢”或“百炼钢”。

三国时期，炼钢的技术继续提高，曹操曾命有司炼制成宝刀，称为“百辟刀”，炼成的宝剑称为“百辟宝剑”。所谓“百辟”，也就是“百炼”，即经过上百次的加热和反复折叠锻打。曹丕也曾令人制成百辟宝剑三把、百辟宝刀三把。曹丕《典论》说：“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厉以礛诸，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3]曹丕还“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以为宝器九”^[4]，其中剑、刀和匕首各三。这些“百辟”的刀、剑、匕首，代表了当时炼制优质钢铁利器的工艺的最高水平。诸葛亮作为日理万机的蜀国丞相，对于兵器的制造也非常注意，陈寿称其“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5]。他还对管理兵器制造的中央机关“作部”多次做出具体指示，要求提高刀斧的制造水平，还曾下令蒲元铸刀三千口，锐利非常，“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6]。陶弘景《刀剑录》也记载，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刀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

东晋、南朝时，江南一带炼钢技术也有新的提高。齐梁时人陶弘景云：“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所谓杂炼生鍒，就是把生铁和熟铁混杂起来冶炼。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官冶又发明了一种横钢法，这种钢也是百炼而成，或称为百炼钢，当时用百炼钢制成的刀，十分锋利，据说能够斫断用头发丝悬挂起来的捆为一束的十三根“芒”^[7]。晋永嘉之际，著名诗人刘琨，字越石，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其《重赠卢谌》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8]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大夏王赫连勃勃曾以叱干阿利为将作大匠，制造的“五兵之器，精锐尤甚”，又制造了一种“百炼刚刀”，快利非常，刀上刻有龙雀形大环，号为“大夏龙雀”。^[9]北周“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10]。为保证兵器的质量，还采用了非常残暴的验收措施：“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11]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出现不少炼制宝刀、宝剑的著名冶炼家。如晋代永嘉年间的刘姓冶炼家和南朝齐、梁时的黄文庆，都是当时制作刀剑的名家。“当时验看刀剑锋利的方法是这样的：把若干根‘芒’（稻杪）捆为一小束，用头发丝系住这小束‘芒’的杪，悬挂在一根杖头上，由一人拿着杖，由另一个人用刀剑去斫这束用头发丝系在杖头上的‘芒’，凡是能把‘芒’斫断而发不断的才算好刀剑。据说刘炼制的刀剑，锋利得能够斫断这样用头发丝悬挂起来的捆为一束的十三根‘芒’。而黄文庆用上虞谢平所开凿的‘刚朴’（炼钢的矿石）炼成的‘神剑’，比刘炼制的刀剑更要锋利，据说它能够斫断这样悬挂起来的捆为一束的十五根‘芒’。”^[12]

这一时期的武器装备，质地基本为钢铁，其种类与功能在沿袭前代传统兵器的基础上，又结合当时实战的需要而有所革新。这一是因为各类兵器在实战中所占的地位有所调整或改变，二是因为同类兵器装备中不断有新的品种面世并用于实战。

这一时期的格斗、远射、防护装具大体仍为矛（枪）、戟、刀、剑、弓弩、铠甲、胄盔等。然而，其使用范围和一般形制，却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有一定的变化。格斗兵器中，经过改进的矛与刀，被更广泛地使用，成为最主要的手持兵器。戟与剑虽然仍用于实战，但其数量出现递减的趋势，在作战中的地位渐渐降低。矛，一般称作为枪，或称槊。其形制与传统的矛也有了一定的差别，即矛头较短，更适合于实战的需要，因此，它也可以看成是改进型的刺兵。枪成为当时战争中最重要、最常用的长兵器，这应当是大规模骑兵作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作为刺兵，枪的直而锐的矛头最适合骑兵冲锋，它的刃形和杀伤方式均与战马的前进方向完全一致，同时，其形制比戟简单，打造较为容易，适合于大规模装备骑兵部队。根据骑兵与步兵的不同作战要求，当时的枪又分为步槊和马槊两种。《武备志》上说：“阵所实用者，莫枪若也。”^[13]作战中，枪的作用与威力是既实用又巨大的。骑兵作战，一般都采取挺枪策马突驰敌阵的方式。所谓“挺枪”，是将枪水平端起，伸出于马前，以这种姿态突入敌阵，靠的完全是马的奔驰速度和冲刺力，从而使静止状态的敌方骑兵或步兵无法阻挡。马的速度加上数十斤乃至上百斤枪的重量所产生的冲击力，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都很难阻挡得住，可谓“所向无前”。这便显示出枪在骑兵冲锋中锐不可当的优势了。可见，枪十分符合骑兵作战的特点，如果使用重甲骑马的横队大排面挺枪冲锋，呐喊前进，那么，它对敌军阵列的突破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也是这一时期北方骑兵作战优势之所在。(www.xing528.com)

戟是用于实战的另一种主要长柄格斗兵器，三国时使用较为普遍，吕布、典韦、张辽等名将都以善用戟杀敌而著称一时。但两晋以降，戟的使用呈现减少的趋势，它更多是作为仪仗使用了。到了唐代，戟用于实战更属较稀罕的现象。从现存部分实物来看，唐以后还作为兵器的主要是一种短戟，全长60厘米左右，左右手各持一支，故又名“双手带”。但这已不是长兵，而是一种短兵了。

刀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短兵器。刀的盛行无疑仍与骑兵作战直接有关，特别是重甲骑兵出现以后，由于防护装备的加强，以剑击刺在骑兵近身格斗中已不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剑的卫体作用逐渐变弱，而更多的是要依赖于重量较大的刀的劈砍。^[14]因此，这一时期的刀，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其形制可分为无木柄和有木柄两类，以前者为主。无木柄之刀或作环首，或作直柄，今出土的三国时期的刀大多为环首刀，直体长身，薄刃厚脊，柄首加有扁圆状的环，具有很强的劈砍功能。短刀之外，还有长刀，如三国魏将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长刀属于长兵系列，魏晋时期已出现，而到唐代时则普遍使用，称为“陌刀”。从南北朝时期的壁画、画像砖来看，当时主要兵器与两汉三国一样，还是环首长刀和楯。

剑在这一时期已不再是实战的兵器^[15]，而是更多作为一种带装饰性的防身武器^[16]，演变为统治阶级表示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它在作战中已经基本让位于背脊厚重、坚实锋利，更适合于砍杀的单刃铁刀了。《三国志》和南北朝诸史中有大量战斗用刀的事例，但实战中用剑的记载绝少，正反映了这一变化。

杨宽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汉到东汉、三国，主要钢铁兵器有了很大变化，就是长剑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环首长刀。之所以会起这样的变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骑兵的发展和战斗上的需要。剑的特点，前有长的尖锋，两侧有锋利的刃口，既便于向前推刺，又可以左右挥舞和劈削。到这时由于骑兵的发展，大量使用骑兵作为主力临阵战斗，由于马速很快，飞奔作战，就不便于使用长剑来推刺和挥舞，而适宜使用长刀来劈砍。环首长刀只一侧有刃，另一侧是厚实的刀脊，又没有长尖锋而有方刀头，很便于挥臂劈砍。同时长剑在战斗中容易弯曲或折损，环首长刀由于刀脊厚实，不易折损。”^[17]“二是由于制造方便和炼钢技术的进步。长剑的尖头和两侧都需要有锋利的刃，而中脊又需要较厚而坚韧，因此工艺要求高，不便于大量制造。环首长刀只一侧需要锋利的刃口，制造比较方便，便于大量制作。特别是由于炒钢方法和百炼钢技术的进步，使得环首长刀的制造大为发展。”^[18]

这一时期的远射兵器仍为弓弩，但是其形制与性能又有新的改进。尤其是弩，作为远射兵器中最具有杀伤力的装备，其攻击性能不断得到提高。诸葛亮改进后的连弩“元戎”，可以“一弩十矢俱发”^[19]。南朝时所发明的“万钧弩”（又称“神弩”“神锋弩”）威力巨大，如刘裕在与卢循军作战之时，“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20]。1960年，江苏南京市曾出土一件南朝大型铜弩机，长39厘米，宽约10厘米，通高30厘米，经复原后，其弩臂长达2米以上，这就是当时大型“床弩”的一个缩影。在骑战主导时代，连弩与床弩成为阻遏骑兵迅捷冲锋的最有效手段。

当时作为防护装具的铠甲主要是铁甲，同时也有少量的犀甲，但种类明显增多。就铁甲而言，除传统的鱼鳞甲外，又增加了明光铠、环锁铠、两当铠等品类。所谓明光铠，是因该铠胸前、背后两面各有金属圆护心镜，在阳光反射之下闪闪发光而得名。它在南北朝时期是最好的铠甲，到了唐代，仍被列为13种铠甲之首。两当铠，颇类似于衣服中的两裆衫，一片当胸，一片当背，总共两裆，在肩上用带子把前后两个裆片扣连，腰间用腹带系扎而成。它比较轻便，适宜于骑兵穿戴冲杀。环锁甲状如“连锁，射不可入”，最早流行于西域，魏晋时传入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