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的《战略》及其史例研究

司马彪（？—约306），字绍统，河南温县人，为西晋宗室。少年时期笃学不倦，但因好色薄行为其父高阳王司马睦责怪，不得为嗣。“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63]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担任骑都尉、秘书郎，官至散骑侍郎，撰著了《续汉书》《九州春秋》《兵记》《战略》等多部历史著作。《兵记》《战略》均属于军事历史著作，主要记载战争谋略和筹划的经典史例。

《战略》一书，又称《司马彪战略》，卷帙不详，主要记载汉魏时期用兵事例。此书原书虽不存完帙，但因为《三国志》《太平御览》等书引用其文，现存7条佚文，清代学者黄奭将其佚文辑为一卷，约2000字，收入其《黄氏逸书考》中。

现存《战略》的佚文，均涉及战略问题，谨举三条逐次加以分析。

其一，关于刘表割据荆州的战略谋划。《三国志·刘表传》中注引《战略》的文字如下：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64]

刘表是公元190年汉灵帝死后由董卓提议担任荆州刺史一职的。史载刘表“代王叡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65]。荆州为东汉十三个刺史部之一，包括南阳郡、襄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等八郡，辖境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全境，以及河南南阳、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刘表赴任荆州刺史时，在北方，关东军发起了讨伐董卓的战争，袁术占据了南阳；在南方，除了各地宗族豪强割据势力之外，长沙太守苏代、华容长贝羽也起兵作乱。面临这种复杂的形势，削平境内各种割据势力，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真正拥有荆州并安定当地秩序，是摆在刘表面前的艰巨任务。所以刘表才向蒯良（字子柔）、蒯越（字异度）和蔡瑁等人问计。蒯良基于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关键在于推行仁义，他认为，境内百姓之所以不归顺，是因为“仁”不足，归顺了而难以治理，是“义”不足。只有施行仁义，百姓才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前来归顺，这样就不愁拉不起自己的队伍。蒯越则基于法家、兵家的政治立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先解决豪强大族的武装割据。他建议以“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施展阴谋诡计，诱捕搞武装割据的豪强大族的头面人物，予以斩除。这样，既除了百姓之害，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又可以收拢并任用其部下，壮大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武装，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就可以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进而据有荆州，袁术即使来争夺，也无能为力。刘表认为，蒯良主张行仁义而反对诡诈之计的计策，是雍季的思想。蒯越的计策，是臼犯（又称咎犯，即狐偃）的计策。刘表所说的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国的大臣。晋文公在指挥城濮之战时，因晋军实力比不上楚军，就向狐偃征求意见，狐偃认为“礼不厌美，战不厌诈”，所以应该用诡诈的办法。晋文公把狐偃的计策告诉雍季，雍季不以为然，并举例喻理：“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得兽，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66]意谓欺诈的办法偶然用一次虽然可以获得成功，但下次再用就不行了，因为它并不是长远之计。晋文公虽采用了狐偃的计策，退避三舍，取得了胜利，但战后论功行赏时，将雍季排在狐偃之上。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乎？”^[67]

刘表最终采纳了蒯越的计谋，通过利诱的办法，将55名豪强大族的头面人物一举杀掉，收编他们的武装作为自己的部下，而对于不肯归附的江夏一带的武装割据人物张虎、陈生，则派蒯越和庞季去劝降，从而取得襄阳，平定江南。

正因为采纳了蒯越等谋士的战略谋划，在乱世中单枪匹马赴任荆州的刘表，得以在不到一年时间迅速削平境内的割据势力，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平定荆州后，刘表推行蒯良的主张，实行宽仁之政，与民休息，壮大实力，坐保江汉而观天下之变。

其二，关于魏明帝进攻辽东的战略失策。蒋济是曹魏的重要谋士，在曹魏对外战争中，多次出谋划策。曹操时，在抵御孙权围合肥之战、关羽围樊城之战时，多有贡献。蒋济与司马懿一起劝说曹操不可迁都，认为“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68]。曹操采纳了蒋济这一计策，结果孙权派军西取公安、江陵，擒杀了关羽。

魏明帝即位后，蒋济被封为关内侯。“大司马曹休帅军向皖，济表以为‘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军至皖，吴出兵安陆，济又上疏曰：‘今贼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图东，宜急诏诸军往救之。’会休军已败，尽弃器仗辎重退还。吴欲塞夹石，遇救兵至，是以官军得不没。”^[69]魏明帝下诏称赞他：“夫骨鲠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济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忠诚奋发，吾甚壮之。”迁其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70]

魏明帝发起辽东之战后，蒋济又上疏陈说利害。《三国志·蒋济传》的注文引司马彪《战略》原文如下：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71](www.xing528.com)

原来，东汉末年，辽东郡太守公孙度趁中原群雄混战割据一方。后来，辽东的公孙渊虽臣属于曹魏，但实际上一直形同独立。魏明帝太和六年（232），魏廷发现公孙渊一再联络东吴，十分恼火。魏明帝于是命令汝南太守田豫都督青州众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两路夹击进攻辽东。当时散骑常侍蒋济反对征辽东，他认为，对于那些对魏国没有吞并之心，并未公开叛变的，不应该轻易讨伐他们。讨伐他们而又不能加以制服，等于逼着他们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所谓虎狼当路，不问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除。现在海边之地，世代归顺，每年给朝廷进奉应该进奉的。议者企图先发制人，使其一举便克，但是得到那里的人民谈不上增加国家人口，得到那里的财富也谈不上更加富裕。如果不如意，这就是结怨并且失信。魏明帝不听蒋济的建议，结果大军无功而返。

此外，《三国志·蒋济传》的注文还引《汉晋春秋》：

公孙渊闻魏将来讨，复称臣于孙权，乞兵自救。帝问济：“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能，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后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持，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能轻兵掩袭，未可测也。”^[72]

公孙渊害怕魏国再度兴兵，青龙元年（233）二月，派校尉宿舒奉表向吴国称臣，结为外援。吴主孙权大喜，企图结好辽东，威胁魏国侧背，并向辽东求马，派张弥等率兵万人，持金宝珍货，渡海授公孙渊为燕王。六月，公孙渊发现吴国太远，难以依靠，又贪图其使者带来的货物，斩张弥等，首级送往魏国，吞没其兵资货物。十二月，魏国拜公孙渊为大司马。景初元年（237）七月，魏明帝鉴于蜀、吴两国停止攻魏，吴国多次渡海联络高句丽，企图袭击辽东，加快统一辽东步伐。以毌丘俭有才干谋略，令其为幽州刺史，率幽州诸军及鲜卑、乌桓军屯于辽南，公孙渊发兵抵抗，战于辽隧（今辽宁海城市一带）。因大雨十多天不止，魏军作战不利退军，而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公开走上割据的道路。到了景初二年（238），魏明帝令司马懿率兵四万，再次讨伐辽东。司马懿鉴于前几次伐辽东的教训，慎重用兵，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平定了辽东。

其三，关于魏国攻吴之战前傅嘏的战略献策。嘉平四年（252），东吴孙权病故，魏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建议趁机讨伐吴国，并分别提出了“泛舟径济，横行江表”“四道并进”“积谷观衅，相时而动”等三套攻吴的方案，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魏帝曹芳下诏征求尚书傅嘏的意见。《三国志·傅嘏传》记载：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73]

对于傅嘏本传中的这一记载，《三国志》的注者认为：“司马彪《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74]在注文中将傅嘏的建议全文予以引用：

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志盈欲满，罪戮忠良，诛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逼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建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75]

对比《三国志·傅嘏传》正文和注文，可以看出，傅嘏对于攻吴作战，有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其提出的战略方案较之王昶、胡遵、毌丘俭等人提出的三套方案都要高明，也最为稳妥合理。可惜的是“时不从嘏言。其年十一月，诏昶等征吴。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76]。

总之，从上面所引《战略》的三段佚文看，司马彪的《战略》，虽非论述战略的基本理论，但主要记载关于战争和作战的谋划。其主要内容述及作战谋略和统兵打仗的方法，与现代关于战略的理解虽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上是相通的。《战略》一书，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目前所见最早的“战略”专著，是“战略”一词在军事领域的最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