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兵学成就及其影响

相比于曹操早年击黄巾义军，参加讨董卓联军，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深化对兵学理论的理解，诸葛亮则是“躬耕于南阳”，在隐居期间一方面广泛汲取前人智慧，充实自己，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以强烈的当下意识，经世济民的事业追求，交游士林，关注时局，寻找机会以实现其兼济天下的远大志向。所以，诸葛亮实际上是一个关心时势、通达时务的智者。他自信能够像管仲、乐毅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就诸葛亮在兵学上的成就和贡献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诸葛亮是三国时期除曹操外又一位兵学集大成者，其成就同样为后世所瞩目。但与曹操不同，诸葛亮的兵学理论主要不是取自战争实践，而更多是来自对儒、法、道、兵诸家学术思想的吸收理解，进而自成一家，其兵学思想尤其具有儒家和法家的明显特征。首先，诸葛亮强调军事战略上要兴儒家的“王者之兵”，以“人谋取胜”。强调忠君思想，“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35]。在将帅选拔任用上提出要“知人之性”。“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36]他尤其注重法家的“耕战”传统，重视后勤建设，强调治军必须军纪严明。“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37]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多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才能优于军事才能。如陈寿就评价，“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38]。

诸葛亮曾写过一篇《论诸子》的文章，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伍）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39]。在他看来，道家的老子，法家的商鞅，纵横家的苏秦、张仪，以及兵家白起、伍子胥，都有其长处和不足，而历史上以坚守信义为后世称道的尾生，以及西汉时的贤相王嘉、东汉时的许子将，都有其缺点。因而治国用兵，应该多方学习，兼收并蓄。史载，诸葛亮曾亲自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太公六韬》等法家、兵家经典，交给刘禅作为必读教材。对于诸葛亮的学术和思想，一生对其服膺推崇的大儒朱熹就很不客气地指出：“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于粗疏。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张良）与孔明。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如授后主以《六韬》等书与用法严处，可见。”^[40]又说：“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于公。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41]“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42]南宋另外一位大学者叶適也说，诸葛亮“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43]。在他们看来，诸葛亮虽然是道德楷模、公忠体国的忠臣典范，信奉并坚守儒家的君臣大义，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是纯粹的儒者，其思想体系和行事风格有深厚的法家、兵家痕迹。这也从反面佐证了诸葛亮是一个积极入世，一生以天下为怀的政治家、军事家。

因为蜀国未设立史官，诸葛亮去世40年后才由西晋初年的陈寿编辑诸葛亮的文集（当时原名称《诸葛氏集》）。陈寿虽然是蜀国人，蜀亡后注意蜀国史事资料的搜集，但其搜集的史料并不完整。且后人在编纂过程中，将不能缕分考证的文章杂处于各篇之内，导致后来各版本多有出入。据陈寿《诸葛氏集目录》，诸葛亮著作共24篇。但今篇目尚存，文多亡佚。具体为：《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共计十万零四千多字。考《诸葛亮集》篇目中，“南征”“北出”“计算”“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8篇，显然是谈军事。其他如“权制”“综核”“杂言”“贵和”“法检”“科令”等篇，对军事问题也应该有所涉及。^[44]同时，唐初的类书《北堂书钞》和宋初大型类书《太平御览》等，也保留有若干条有关军事的内容。

除《诸葛氏集》之外，学者们认为较为可信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主要有《诸葛亮兵法》。《隋书·经籍志》注称：“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亡。”^[45]清朝辑佚学者侯康在《补三国艺文志》中做了考证，认为《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引用有诸葛亮《兵法》文字，卷一百五十七引用了诸葛亮《兵要》的文字，《太平御览》的“兵部”也多次引用诸葛亮《兵法》《兵要》的文字。侯康认为所谓《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当亦出此书”^[46]。

此外，因为诸葛亮名气太大，所以后人假托其名而作的兵学著作也比较多。清朝编撰《四库全书》的四库馆臣就说：“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47]这种情况导致后人对哪些是诸葛亮本人的兵学著作，争议较大。如《便宜十六策》（又称《武侯十六策》），旧题为诸葛亮撰。虽然《三国志》诸葛亮本传并未提到诸葛亮撰著此书，但唐人魏徵的《隋书·经籍志》、北宋的《崇文书目》均著录为一卷。有的学者就怀疑其为伪托之作，如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说：“陈寿录孔明书，不载此策，疑依托者。”^[48]清代学者侯康也认为：“《通志·艺文略》载《武侯十六策》《将苑》《平朝阴府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传《新书》，皆出依托。”^[49]但因为陈寿编辑的诸葛亮文集收入了他认为属于诸葛亮所作的各种文字二十四篇，所以也有的学者认为：“考陈寿《进诸葛亮集表》有曰：‘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是寿曾经删芟繁复，《十六策》应在二十四篇之外也。”^[50]意思是说，陈寿在编辑时，为了体例的方便，有可能把《十六策》给删除了。我们认为，《便宜十六策》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有著录，即使是伪托之作，也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其内容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的军事思想符合度极高，在缺乏足够史料的情况下，确实很难断定是否伪托。再如，《武侯八阵图》、《占风云气图》（一卷）、《兵书》（七卷）、《兵书手诀》（一卷）、《将苑》、《新书》等，均被怀疑为伪作。这么多的兵学著作伪托诸葛亮之名，一方面是“诸葛大名垂宇宙”的名人效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后人对诸葛亮兵学造诣和用兵实践的高度认可。(www.xing528.com)

二是对将帅地位、作用和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和体察。诸葛亮的《将苑》一卷，从整个兵学著作体例来看，“凡五十篇，论为将之道”，几占诸葛亮文集的四分之一，可见其对将的认识和深刻体察。第一篇《兵权》就对主将掌有兵权的重要性做了详细论述：“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欲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51]

在《将材》篇，诸葛亮根据将帅的不同才干，划分为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和大将九类：“夫将材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52]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将道德品质和个人才干作为衡量将帅的根本标准，仁、义、礼、智、信是针对道德品质而言的，而步、骑、猛是就才干而言的。而兼具两者之风范，才是大将必备之素质。做如此全面、具体的类型划分和规范要求，是诸葛亮对长期军事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将帅培养、选拔和任用的重视。

而在《将器》篇，诸葛亮根据将帅的气质、气度不同，其本领、作用之别，又进行了详细划分说明：“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此天下之将。”^[53]

《将弊》篇提出：“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54]《将善》篇提出将帅有五善四欲之分，“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55]。《将强》篇提出将帅有五强八恶之分，“将有五强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沉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56]。

三是对军制重要性的清醒认识。诸葛亮非常重视建立健全军事制度并严格执行的重要性，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57]。《厉士》篇强调以严明法制来激励士气：“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58]《整师》篇更是从反面提出不能严明法治的危害，“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59]。《威令》篇着重指出法制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60]进而，《假权》篇强调赏罚之权必集中在统兵之将的手里：“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