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孙子略解》：一部划时代的贡献

曹操不仅作为统帅指挥大军作战，而且还作为军事理论家著书立说，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尤其是其研究和注解《孙子兵法》，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乃至中国兵学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代学者评价说：“曹操不仅注“孙子”而已，他更可以被看作对《孙子兵法》研究得最深入也最有心得的人。”^[14]

根据曹操《孙子略解》的自序，曹操注释《孙子兵法》，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肯定《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所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其二，对《孙子兵法》正本溯源。《孙子兵法》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文本矛盾抵牾、解释不准、理解错误等问题，所谓“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15]。就是说，孙子认为，战争从谋划到行动，必须精心筹划、考虑周全、深谋远虑、慎重行动，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但世俗对孙子的理解却流于表面，甚至理解错误，因而必须对孙子的重要概念范畴、微言大义予以准确揭示。其三，校订整理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所谓“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16]，就是说，对于后人随意掺入的违背孙子原著的内容，必须进行剔除，还原《孙子》的本来面貌，同时，真正揭示出《孙子》一书的思想精华和主旨。

从今存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文字看，曹操《孙子略解》的贡献主要如下：

一是通过删校贡献一个定本。既然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内容“相诬”，文字“烦富”，所以曹操《孙子略解》的首要工作，就是鉴别真伪，把与十三篇“相诬”的内容去掉，着力恢复《孙子兵法》的本来面貌。《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当时即引起关注，吴王阖闾当面称许孙武：“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17]并通过吴宫教战的传奇式考验，任命孙武为将军，孙武也在千里突袭、破楚入郢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名显诸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更是广为流传，《韩非子·五蠹》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18]。秦汉时，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强盛，文治武功前迈古人，文化事业和军事学术发达，《孙子兵法》的实践应用和流传更为普遍，司马迁所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19]。但正因为《孙子兵法》名气太大了，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托名伪造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随意增减者有之。虽然经过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以及汉武帝时杨仆、汉成帝时任宏的两次整理，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著录的《孙子兵法》仍有两个版本：《吴孙子兵法》82篇（另有图9卷）、《齐孙子》89篇（另有图4卷）。这与《史记》记载的十三篇，出入不是一般大。曹操对当时流行的《吴孙子》重新删选，将后人掺入的内容与孙武本人的著述加以区分，然后将十三篇抽出别行，单独为之作注，而对不是《孙子》原书的内容，另作处理，如将其他杂篇编为《续孙子兵法》，从而还《孙子兵法》以本来面貌。

曹操是第一个认真系统整理《孙子兵法》并为其作注的人，是奠定《孙子兵法》研究基础的第一人，其《孙子略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孙子》研究树立了第一座里程碑”^[20]。历史上，两汉时期曾三次整理兵书。第一次是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21]，所谓“序次”，主要是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182家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2]，实际上是做挑选编排目次的工作。第二次是汉武帝时，由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3]，大概是在汉初选出的35部兵书之外，增选了一些其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兵书。第三次是在西汉末汉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所分类的四种，分别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孙子兵法》被分到“兵权谋”类。任宏的“论次”，主要就是尝试根据兵书的内容和主旨对兵书进行科学分类。总而言之，这三次整理，只是做一些篇章编次或分类工作，都没有正式对《孙子兵法》进行章句及注释。已知的做这一工作最早的人，就是后于任宏200余年的曹操。在众多的《孙子》注释者中，曹操的注释最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孙子兵法》的传播和古典兵学的发展来看，这个工作是划时代的。李零先生就说，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曹注之前是一个时期，曹注之后是一个时期。之前，从战国到两汉，孙子学派包括《吴孙子》《齐孙子》《孙膑兵法》以及孙子后学的一些著作。两汉时期，三次整理，《吴孙子》《齐孙子》分开了。曹注本出现是在第二个时期，曹操重作删选，将十三篇抽出别行，为之作注，形成今本《孙子》的真正起点，十三篇成为研究重心所在。曹注原名《略解》，其对《孙子》并未作篡改，也就是说原始版本的《孙子》，确实只有十三篇。北宋以后，《孙子兵法》有两大传本系统，即《武经七书》系统和《十一家注孙子》系统，但这两个系统都是以曹操《孙子略解》为底本的，曹注本出现后，是《孙子》十三篇单独流传的时期。换言之，曹操手定本《孙子兵法》成为其后历代学者研究、注释、校勘《孙子兵法》的祖本。

李零先生还对曹操的这一贡献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并进行详细的考证说明，现摘录如下：(www.xing528.com)

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兵书流传的人往往注意不够，其实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曹注十三篇出现后，从《七录》《隋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可以看出：合并有十三篇和杂篇的《吴孙子》，没有流行多久就消失了，曹注十三篇逐渐成为研究《孙子》的重心所在；《齐孙子》大约在隋以前也失传；《吴孙子》杂篇似乎逐渐分化单行，唐以后亦不见著录。曹操对《孙子》所做的整理是指淘汰杂篇，单注十三篇，这点曹操本人的《孙子序》是留有痕迹的。……现在根据出土发现，曹注十三篇虽与简本在篇次、章句和文字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说明曹操并未篡改《孙子》。而东汉以来的流行本既然是十三篇与杂篇的合抄本，曹注本只有十三篇，应是经淘汰杂篇而成，这也说明曹注本是经删削而成。因为古人所说删削本来就是这种含义。^[24]

二是明其“旨要”，对十三篇的主旨予以精辟揭示。一方面是揭示整本兵书的主旨。如，曹操在《孙子略解》的自序中，仅用“审计重举，明画深图”8个字就概括《孙子兵法》的主旨，认为孙子是一部战略经典，其思想高明就高明在对事关战争胜负的定计、筹划、战胜等核心问题的规律进行了揭示。另一方面是通过作题解的方式，对各篇主旨进行揭示。如，关于《计篇》，曹操的题解：“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关于《作战篇》，曹操的题解：“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对于《谋攻篇》，则说：“欲攻敌，必先谋。”对于《形篇》，则提出：“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对于《势篇》，曹操只用5个字：“用兵任势也。”对于《虚实篇》，曹操提出该篇的核心在于讲如何“能虚实彼己也”。对于《军争篇》，曹操认为其主要在于揭示“两军争胜”的道理。对于《九变篇》，曹操认为其重点在于讲“变其正，得其所用九也”。对于《行军篇》，曹操认为关键在于“择便利而行也”。对于《地形篇》，曹操认为：“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对于《九地篇》，曹操提出“欲战之地有九”，即必须明了战略地理和地缘关系。对于《火攻篇》，曹操强调该篇的重点在于“以火攻人，当择时日也”。最后一篇是《用间篇》，曹操、李筌提出：“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25]综观曹操对十三篇各篇的题解，可以看出，其对各篇核心要义的揭示是非常精辟到位的，这对于人们研读和运用《孙子兵法》，无异于醍醐灌顶。

三是“训说”，即注释。首先是对于《孙子兵法》中后世所不熟知的名物制度进行解释。如对《作战篇》中提到的“驰车”“革车”“丘牛”“大车”等名物，以及“籍”“军”等，曹操均做了非常准确、通俗的解释。其次是疏通文义。《计篇》开篇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特意作注，认为“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就是说孙子这里说的“五”，是下文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而且要从敌我双方进行比较考索。对于“五事”中的“地”，孙武在文中自注是“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曹操进一步解释说：“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告诉读者对于“地”的理解，要结合后面的《九地篇》，互相对照加以理解。《用间篇》中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曹操解释说，孙武之所以讲“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是因为“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再次是辨析。对于容易引起误解，或者人们容易望文生义的地方，曹操均做了文意或词意的辨析，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孙子的本意。如《计篇》提到民不畏危，对于“危”字，曹操解释说是通过政治教化让百姓不“危疑也”，应该说，曹操这个解释是非常准确的。^[26]

曹操的《孙子略解》言简意赅，重点突出，“简要质切，多得孙子本旨”。从各篇注释的条数就可发现曹注的简明切要。曹操注《孙子》，对于十三篇的注文，自《计篇》到《行军篇》，平均每篇20余条，《地形篇》14条，《九地篇》65条，《用间篇》9条，后四篇因为较难理解，所以注释最多。从学术价值看，其注解不仅能解释孙子思想的重点，更能根据其指挥作战的经验提出有见地的见解。所以曹注备受后人尊重，并构成后世注者的基础。“仅凭此一贡献，即可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之不朽地位。”^[27]曹操的身份和其他注者截然不同。王汝涛先生就说，其他注者大多以文人或学问家身份注书，即使像杜牧那样“最喜论兵”的人，无论见解怎样高明，由于其本人缺乏亲身的指挥战争的实践功夫，总不免给人们以纸上谈兵的感觉。而曹操不然，他一生指挥过无数次战役，最大的战争，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而且有文献记载证明，他曾有意识地运用《孙子兵法》，且取得胜利。故此，其注释必然融入自己的实践经验，因而实用价值更高。曹操之后，历代研究和注解《孙子兵法》的学者，不仅以曹注本为底本，而且还在曹操注释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如北宋时，武学博士朱服等人校定《武经七书》，“《孙子》止用魏武帝注”，其他六本兵书都不加注文。曹操的注解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曹操以战例作注的办法，最能阐述清楚兵学原理，也为后人所沿用并发扬光大。

四是结合战争实践对具体内容作修正和发展。《谋攻篇》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曹操注释：“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28]这是提醒读者掌握孙子兵学理论的精髓，而不必拘泥于《孙子》的具体结论。对于“五则攻之”，曹操认为这是兵力部署上的问题，“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29]。对于“敌则能战之”，曹操认为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战胜敌人，不是说必须跟敌人正面比拼，而是必须出奇设伏，所谓“己与敌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30]。孙子反对攻城，认为攻城代价太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这在春秋时代确实如此，但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战略地位的提高，攻城不仅必要，而且也不像孙武时那么艰难，所以曹操在注释时对孙武的观点并未简单接受，而是对攻城问题区分不同情况，认为“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攻之为下政也”^[31]。就是说只有当敌人已经坚壁清野，城内粮足可以坚守的情况下还去攻城，那才是真正的下策。在《九变篇》的注释中，对于孙武讲的“城有所不攻”，曹操又解释：“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32]这里提到的是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陶谦，巩固山东根据地之战。战争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逃难到琅邪，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去迎接曹父一行，但徐州牧陶谦的部将贪图财物，袭杀了曹嵩等人。陶谦的军队还攻取泰山的华、费二城，加强守备。驻军于定陶（今山东菏泽）的曹操，为报父仇，亲率大军进攻陶谦，但因华、费二城虽小却坚固，曹操于是置华、费二城不攻，而一举攻下陶谦的其他十多座城邑，兵至徐州城下与陶谦决战并大败之。陶谦战败后退守郯城，曹操又率军包围了郯城，攻城多日不克后，曹操及时改变策略，置郯城于不顾，率军转攻取虑（今江苏睢宁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夏丘（今安徽泗县东）三县，从而进一步削弱了陶谦的势力。再如，《孙子兵法》非常重视火攻，但又强调慎用火攻，曹操着重强调《火攻篇》的要旨在于“以火攻人，当择时日也”^[33]。就是说关键在于掌握火攻的时机，并指出火攻与水攻两种战术的利弊在于“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34]。曹操的这些见解，是结合自己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他在指挥作战中特别擅长运用火攻、水攻战法，如在官渡之战中，他首先派部将徐晃率军焚烧袁军粮草于故市（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引起袁军上下恐慌，后又亲自率军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后勤重地，然后回击袁军。在水战方面，建安三年（198）十月，曹操率军进攻占据徐州的吕布，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军包围下邳后，决泗水、沂水灌城月余，擒杀吕布及陈宫等，一举夺得徐州这一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