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地缘背景和地域特色分析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南是高山大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雄踞西部，北面是茫茫大漠和高原，东面、东南和南面则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地缘条件有几大特点：一是存在广阔的陆地空间和其四周的天然限隔，这使得中国既有腹心地带，包括黄河、长江等主要河流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以及分布于大河流域的大小不等的河谷地带，又有着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大漠等边缘区域，地形连通性好，内聚性地缘结构特征明显；二是气温呈南北递减而降雨量呈东西递减，中国西部、北部的干旱高寒区占国土总面积的55%以上，但只居住着5%左右的人口，东南季风区占国土总面积的近45%，却居住着95%以上的人口，结果，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人物繁富，农业发达，而西部和西北、北部则依次为广大的半干旱、干旱、高寒地区，人口稀少；三是农牧分界线清楚，秦长城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分界线。

这种地缘环境对中国历代战争的种类和性质影响很大。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山林地区游牧狩猎民族的侵扰，是历史上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威胁。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其发祥地也会因欧亚内陆其他游牧民族的迁移而被占据，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防虏”历来是中原王朝的大事。中原王朝如果不能对游牧民族南下构成的致命威胁进行有效反击或者抵抗，就会动摇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甚至于危及中原政权的生存。所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边疆的安全威胁，将游牧民族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的共同责任。

但就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中原王朝又有着先天的困难。从经济地理和民族地理的角度看，奠基于单一农业经济结构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缺少马匹，中原军队只能以步兵为主体，无法在大漠草原和林海雪原深处与游牧狩猎民族的骑兵长期周旋，即使像汉、唐那样组织大军远程奔袭，给对方有生力量以毁灭性打击，但因无法长期驻留，其辉煌战果也难以维系长久。马匹的缺乏还使中原王朝在作战方式上受到诸多限制，战术上远逊于游牧民族。以步兵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密集的队形才能抵御骑兵的冲击，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又不得不处处设防，故需要庞大的常备军，国家因此背负沉重的负担，维系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之间的张力常常困扰着历代统治者。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就指出：“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19]

同时，由于地域辽阔，中国的地理条件有着局部的独立性，存在着诸多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单元。一旦中央政权崩溃，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区域，往往出现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是各割据势力实现割据的有利条件。^[20]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游牧民族轮番南下中原，黄河流域成为四方争夺的主要战场。而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后，南北对峙往往演化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人政权的战争。这种争战，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到秦岭一线为对抗线，且随双方力量此消彼长而在长江、淮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伸缩。但黄淮一线地形和气候的特点，使南北双方在天时、地利方面各有利弊。黄河中下游一带和淮北，既有平原旷野，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变化明显。尤其淮河以北，雨季短，河流水量有限，冬季为枯水季节，不能行船，寒冬还可能河流结冰。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带用兵，得地利之便，用其所长，因而往往占据主动。而南方对北方开展军事行动，这一带就极为不利。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向北深入，且不说缺乏擅长野战的骑兵，首先补给就发生困难。淮河以南，雨季长，河流多，密集的江河水网对北方铁骑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制约其冲击力。而南方则可利用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控扼主要交通路线，发挥水战、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温热的气候，也使北方人、畜难以适应。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深入，则面临气候环境困难。于是，作为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也成为南北军事对抗的分界线。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可以凭借其骑兵优势占据中原，但对江南往往鞭长莫及。南方政权在失去中原后，往往可以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发挥南方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21]

【注释】

[1]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2]《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3]《国史大纲》（修订本）（上），第240页。

[4]《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5]参见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0页。

[6]《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

[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www.xing528.com)

[9]《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九月。

[10]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11]《国史大纲》（修订本）（上），第193页。

[12]《国史大纲》（修订本）（上），第193页。

[13]曹操：《曹操集·诗集·蒿里》，中华书局，1974年。

[1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4页。

[15]姚思廉：《陈书》卷五《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

[16]《曹操集·诗集·薤露》。

[17]参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18]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9]［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页。

[20]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6页。

[21]参见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