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及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三国时代主要是汉族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为主。可以说，长期分裂割据既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南北对峙的肇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民族构成、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政治发展等问题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民族复杂，构成多元。民族关系以汉民族与其他多个边疆民族的关系为主轴展开，处理好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成为政治统一、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键。二是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汉民族长期处于中原腹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属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并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辐射性影响。而少数民族多为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较为原始。

历史上，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也与此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两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和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4]。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入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

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内在紧张甚至矛盾，除了地缘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生产方式存在极大差异。中原的农业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方式，较之边疆各民族的游牧狩猎经济，更能有效地开发更多种类的资源。农业民族虽对游牧经济有需求，两种经济具有互补性，但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对游牧经济的依赖毕竟更小。游牧经济的生产条件比农业民族低，能够养活的人口相对较少，从而导致游牧民族对农业经济的依赖。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存法则。在建立部族政权后，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统治中心南移，以缩短自己与中原财富之区的距离，尤其是发生自然灾害（如大雪、干旱等），就要大驱南牧之马，发动战争掠夺战利品而求生存。历史地理学者经研究发现，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总是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西部、宁夏和甘肃一带，这一地理地带正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所处地带，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5]这条等降雨量线就是农业生产需求量的底线，也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争夺的前线。在气象学上，历史上发生大规模游牧民族南下的时期，即春秋末期至战国、秦汉、魏晋、辽宋金时期和明末，都是历史上气候变冷的时期，游牧民族在生存压力下持续南侵。这样，经济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民族间的战争和掠夺，而对以中原为中心腹地的大一统政权来说，边疆经营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这种侵袭以保护农业区的安全，传统的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民族构成的多元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极不平衡，既导致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又造成民族之间隔阂的长期存在。边疆民族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加上各民族人口多少不同，历史有长有短，发展程度有高有低，所以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从而民族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并导致民族矛盾的长期存在。而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它们为维护自己阶级和民族利益，都曾程度不同地进行过民族压迫，在民族政策上都有其局限性，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存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五胡”，是指活跃于中国西北区域的五个少数民族，具体为：匈奴散布于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鲜卑族迁居于匈奴故地，生活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广大地区，且人数最众，部族最繁杂；羯族为匈奴别种，生活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氐族本来居于武都（今甘肃成县西），曹操担心其为蜀国所用，迁其于关中；羌族主要活动于陕西的泾水、渭水流域。中原大一统政权因为权威的丧失，无力经营边疆，未能将边疆部族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长期存在。(www.xing528.com)

首先，胡汉矛盾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原的西晋与十六国的对峙和战争，东晋南朝与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的对峙和战争，南下与北伐，是这一时期胡汉矛盾激化的最直接体现。

两汉时期，中原政权凭借强大的实力，抗御乃至主动发兵讨伐匈奴等边疆游牧部族。尤其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朝廷为阻止南、北两个匈奴集团的重新联合，曾积极地对实力较弱的南匈奴予以政治支持、经济援助，承认其为匈奴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并在军事上协助南匈奴对付实力强大的北匈奴，这些举措直接促成了南匈奴对汉朝的归附。此后，北匈奴单于也到汉廷朝贡并请求和亲，光武帝刘秀趁机加以招抚，对南、北匈奴同施羁縻之术，使之互相牵制，无法威胁到中原的安全。尤其是将内附的南匈奴迁居于山西北部和陕北，加强控制。平定羌乱后，东汉朝廷又将羌族迁居于陕西，以加强控制。这样，东汉时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羌人和氐人，三国两晋时皆从边疆深入内地。更为严重的是，中原各政权强迫少数民族为民、为兵，行剥削压迫之实，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三国时，因为中原战乱，人口缺少，中原政权强迫一些少数民族内迁屯垦。到了西晋，中央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残暴，内迁的少数民族乘机起而反抗。西晋王室爆发“八王之乱”后，一些少数民族更起而角逐中原。这期间，最早举起反抗大旗的仍是氐族。氐族因生活所迫，辗转迁入四川定居，但西晋朝廷却强迫他们返回陇西，且必须留下家产，氐族部众于是起而反抗，夺取四川，建立独立王国，以汉为国号，史称成汉。建立汉赵帝国的刘渊，是匈奴的后代。316年，南匈奴的单于晋见曹操，曹操为了对匈奴分而治之，留下单于当人质，而把匈奴划分为五部，每部一个都督。“八王之乱”时，被作为人质的匈奴部族领袖刘渊，乘机逃回山西，集结匈奴五部五万余人，宣布独立，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后赵的石勒，是羯族人。石勒出身贫苦，自幼与寡母相依为命，在故乡今山西武乡给人做苦力。因为贫穷卑贱，连姓都没有。“八王之乱”和连年的旱灾，使西晋的地方驻军连粮饷都成了问题。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大量抓捕胡人贩卖为奴，将他们像犯人一样押到山东，卖给当地的大地主和商人。21岁的石勒被贩卖给一个地主家做奴隶，后来想办法逃跑，投奔当地的农民起义军，起义军领袖汲桑给他起了石勒这个名字。起义军失败后，石勒自己拉起了一支人马，汉赵的皇帝刘渊封其为将军，石勒于是在中原一带进攻西晋政府军。西晋灭亡后，石勒又推翻了残暴的汉赵政权，建立后赵。但石勒的继任者石弘、石聪步汉赵皇帝刘聪的后尘，以统治残暴著名，其家族也走上自相残杀的老路。尤其石鉴继任后，对统治地域内的汉族大开杀戒，引起众怒，汉人将领冉闵乘机杀了石鉴，并下令大杀胡人，结果人们对石氏家族暴政的怒火烧向整个羯民族，都城邺城地区被杀掉的羯族多达20余万，羯民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6]

即使北方游牧民族夺取中原建立了政权，但因胡汉冲突严重，在其统治地域内，仍然采取胡汉分治政策，所谓汉人课农桑，胡人习攻战。而且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为抵御汉化，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往往在胡汉之间采取隔离政策，不使其本民族与汉人杂处。反映在国家管理上，诸胡政权往往“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7]。北齐的皇帝高欢一方面对鲜卑族强调“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8]，一方面对汉人讲“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9]，借此调和胡汉矛盾。但终魏晋南北朝之世，胡汉矛盾并未能解决。

其次，民族隔阂长期存在。部族或民族之间的交往、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无疑是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前提。但社会的人往往又是隶属于一定的族群和政治共同体的，而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在历史发展中，都有其自己的，属于本民族所有而为他民族所无的本质特点，如各民族基于自己生活条件和传统，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以及生理上，存在一些差异。而民族差异的存在，客观上必然制约民族之间的了解、认同和感情，继而引发种种纠纷与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隔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华夷”有别的意识。在汉族方面，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不信任、怀疑，甚至是歧视，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在少数民族方面，“华夷之别”观念则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时，也存在着大民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如，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对本民族称“国人”，而对汉族称“汉儿”。再如关于发式和服装问题，我国北方民族习惯于辫发，将头发编成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辫发的方法是，先把头顶四周头发剃光，只留下头顶正中的，使其生长，然后编起来，在文化水准高的民族看来，难以接受。汉族对头发的传统处理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是盘于头顶。因为鲜卑族有辫发的习俗，中原士人蔑称其为“索虏”。凡此皆不利于民族的融合，阻碍民族隔阂的消解。

即使少数民族之间，也种姓复杂，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不断。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北朝既然比南朝要强，为什么又不能很快统一南北两方的原因时，认为北朝所以不能一举并吞南朝，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北朝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胡人。除此极少数的胡人统治者以外，另有其他占绝大多数的胡人与汉人。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人与胡人之间。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问题遂至无穷。”^[10]苻坚之所以不能成功统一南方，甚至前秦帝国淝水之战一败即土崩瓦解，也在于未将民族关系处理好。苻坚在灭前燕及北方其他割据政权后，曾迁徙鲜卑等族于长安，而且苻坚所属的氐族在游牧民族中也算不上一个人数众多、文化先进的民族，对于征服的其他少数民族更无力同化、消化。所以淝水战败，鲜卑等族遂起。北魏的孝文帝也没有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北魏前期，鲜卑族拓跋部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曾与鲜卑族慕容氏的后燕长期角逐，拓跋珪率部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大败慕容氏，竟将后者四万降卒全部坑杀。北魏迁都洛阳后，虽大力实行汉化政策，使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很快汉化，但留在北镇的自己本民族人，却保持鲜卑旧俗，于是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导致了六镇暴动。北魏不仅未能吞并南朝，而且自身也未能保住，六镇尽叛，使北魏分裂为两半。此外，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均像汉代那样修长城设防，足可体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随着北魏在北方的统一，匈奴、羯、氐等族，几乎全部灭绝，羌民族的上层也近于灭绝，这四个部族的残余人口被人数众多的汉民族逐渐同化。在鲜卑族方面，只剩下北魏帝国拓跋部一支，在统一黄河流域，长期统治中原后也全部汉化。此后，中原地带再未发生大的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先决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