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一代，了无西汉王朝奋发有为、外向进取之势。东汉前期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三位皇帝统治的六十余年间，政治稳定，国力还算强盛，但此后从汉和帝刘肇开始走下坡路，统一的中央政府逐渐衰落。导致东汉中央政府崩溃的，主要是外戚、宦官两种异己力量。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封建国家治理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即无法行使，君主绝对权威的地位也无从保障。但事实上，这套行政机器总是周期性地被打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皇权发展悖论：天子左右地位低的亲近之人，因为受到天子的宠信而逐渐获得权力，其权势高过政府的执政大臣，甚至最终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则又另有私臣变成握有实权者，再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前后相接，循环往复。如汉代的丞相最初为“尚书”所取代，到曹魏时尚书省已正式成为丞相府，不久，尚书省又为中书长官所取代，再发展下去，实权又转入“门下”“侍中”等皇帝亲近者之手。唐代三省长官的权力后来就被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天子亲信所取代。到了晚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正式成为朝廷重臣，其实权又转入翰林学士、枢密使或宦官之手。[1]更有甚者，皇帝还往往最为相信外戚或宦官，进而导致外戚或宦官专政的局面。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私权力）和相权（公权力）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外戚政治曾导致了西汉大一统王朝的灭亡。但号称“中兴”汉朝的刘秀，并没有杜绝外戚专政的问题。东汉王朝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开国皇帝刘秀和第二代皇帝刘庄，其他皇帝继位时年龄都很小，且即位后不是夭折就是被换掉。皇帝没有直系继承人，必然要从皇室直系中再选新皇帝，甚至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指定为皇帝。结果，东汉出现了像窦太后、邓太后、梁太后、何太后等通过控制皇权继承人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女人，来自她们家族的权臣（外戚）也干预到国家政治中来。
皇帝幼小，身为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这样就形成母后临朝的局面。但在儒家意识形态和一夫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长期处在深宫，并无从政和管理国家的经验，加之与社会有隔膜，与朝廷大臣没有机会接触，难以依赖国家的官僚体系，所以一旦掌握最高权力，就面临着十分生疏的政治，要她们作最高决策，其能力、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为了保有权力，自然借重自己家族的人，从而造成外戚专政的局面。而外戚掌握大权后，为了独享权力，在选择皇位的继承人时，也优先选择年龄小的，以便控制。即使一些皇帝长大后想收回政权，但由于与朝廷大臣不易接近，只得把身边宦官当成亲密助手，宦官遂受重用，便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另一情形，则是竭力打击外朝大臣，搞得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丧失威信。相比于外戚，宦官的身份不过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不是正常之人，且无治国经验，为以儒家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朝臣所厌恶，于是朝臣转而与外戚合作，与宦官对抗。在外戚、宦官、士大夫三种势力的权力斗争中，皇帝反而成为最没威望之人，国家大事没有人操心，东汉朝廷已经了无权威。
宦官专政在中国历史上也源远流长。秦二世信任和重用赵高，导致秦朝二世而亡。东汉后期，皇帝在同外戚的斗争中得到宦官的支持，所以宦官被封王封侯，权倾一时。历代帝王也不是认识不到宦官专政的弊端，有些朝代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防止宦官参与政治。但宦官专政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屡屡出现，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封建皇帝要加强专制集权，对任何人都抱着猜忌之心，尤其不信任朝中大臣，最信任身边的私臣，而宦官作为生活在皇帝身边的特殊人群，有其自然的优势。在皇帝看来，这些人身处深宫，与外朝无从联系，又无子女，只能忠心事君，可以放心地将他们视为心腹，为了方便，也常常把一些事交给他们办理，甚至让他们掌握机要，监视军政大臣。从宦官方面来说，他们长期侍奉皇帝起居，与皇帝朝夕相处，对皇帝喜怒哀乐和生活习惯、脾气秉性等最为了解，因而更容易迎合皇帝的心理，取得皇帝的信任，进而参与政治。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的争斗，导致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极端尖锐，社会危机四伏。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的黄巾大起义，就是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东汉统治者为了动员地主阶级力量镇压农民起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除“党锢”之禁以缓和内部矛盾，调集军队并招募新军以分路“围剿”，扩大州郡地方的权限并组织各地方地主武装对抗农民军。结果是，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东汉政权却在农民军的冲击下濒临崩溃。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行政长官，以及一些地方豪强，乘机招兵买马，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汉灵帝中平五年（188），东汉中央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导致地方首长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成为地方的实力派。随着实力膨胀，他们对中央政府越来越产生离心倾向，形成强大的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势力，或是产生于世代相传的官僚地主和豪族中（如袁绍等），或是产生于边境地区的统兵将领里（如董卓等）。地方大员和边地将领普遍变成军阀，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时期。
到了东汉末年，桓帝、灵帝都被宦官杀掉，宦官成为国家大祸害。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何进与袁绍合作，企图消灭宦官集团，但在密谋时因担心宦官势力强大，决定密诏凉州军阀董卓率部移防洛阳，希望靠这位边疆将领把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当时曹操认为袁绍见识太浅，劝他切不可引狼入室，认为仅靠司法程序就可将宦官灭掉。“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2]但曹操的意见并没有被袁绍所采纳。董卓乘宫廷内乱进入洛阳后，废掉汉少帝刘辩，另立时年九岁的刘协为汉献帝，实际上自己独揽朝廷大权，东汉朝廷名存实亡。(www.xing528.com)
董卓废掉汉少帝另立汉献帝独揽朝政的野蛮行径，引起朝野普遍不满，于是各地推举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由此进入军阀混战阶段。各地军阀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相互攻伐征讨。前一时期是两种地方势力在相互对抗：一方是代表凉州豪强分子的董卓集团，另一方是关东的各州郡势力；后一时期是诸军阀争霸中原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几大豪强，曹操集团占据兖、豫两州，袁绍集团占据青、冀、幽、并四州，吕布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淮南一带，孙策占据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刘表占据荆州，韩遂和马腾占据关中，刘璋占据益州。
东汉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直接开启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九月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建立吴国，号称吴大帝。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三国鼎立长达61年之久。西晋虽完成了统一，但这一局面也仅维持了30多年的时间，原因是皇族内乱和外部少数民族内迁压力两大方面。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后，仅过了10年就去世了。晋武帝一死，很快爆发了“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和混战更趋激烈。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匈奴贵族刘渊趁中原混战攻陷洛阳，5年后刘曜再陷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西晋灭亡时，宗室司马睿正督军于江南。当时中原已陷于战乱，逃到江南避乱的中原权贵寄望于他的保护，而南方土著也担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于是共推司马睿于317年在江东重建政权，史称东晋。在东晋王朝统治的104年中，国家始终不得安宁。而此一时期的北方，已经成为各少数民族争夺统治权的竞技场，参与这场旷日持久的角逐方，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至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之前的130余年时间里，各少数民族上层在混战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其间虽有氐族苻坚建立的前秦一度统一北方，但经淝水一战很快就灭亡了，北方重新陷入混战。东晋王朝所代表的南方汉人政权理应北伐复国，其间也有数次收复中原的良机，但朝廷对此并无坚定的意志，以致几次北伐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大。即使四次取洛阳，也都无功而返。“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3]
东晋王朝灭亡后，南方宋、齐、梁、陈四代政权先后替代，各自分别维持了60年、24年、56年和33年的统治。而与偏安江左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的是北朝。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后，经96年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政权历时短短17年就被高氏的北齐取代，而北齐政权也只存在了28年就被北周灭亡。西魏方面，立国22年就被宇文氏夺权建立北周，北周虽灭了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但25年后，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
概而言之，从189年董卓作乱到589年隋朝完成统一的401年时间里，统一政权存在的时间不过30多年，而国家分裂的时间前后长达360多年。在这样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军阀割据战争和民族战争俨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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