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群雄竞立的政治环境和残酷战争的现实，一些军事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摆脱两汉沉闷的经学传统，吸收兵家、法家的经世致用思想，突出兵学研究实用化的导向和趋势。其中，以曹操的兵学研究最具代表性，这一方面源于他对兵学的深厚兴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作战的实际需要。曹操的《孙子略解》（又称《注孙子》），后世历来评价很高，《魏书》称其为“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28]。其贡献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删校。作为系统整理并为其作注的第一人，曹操还原和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版本，确立了孙子研究的科学基础。二是注解。曹操的注解结合战争实践，修正了《孙子兵法》中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具体结论，突出了孙子思想的重点，同时其根据自身作战经验得出的见解，实用价值更高。“仅凭此一贡献，即可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之不朽地位。”[29]另外，同一时期的诸葛亮广泛汲取儒、法、道、兵诸家学术精华，兼收并蓄，学以致用，其思想体系和行事风格体现出深厚的法家和兵家的痕迹。一些割据政权的建立者，以及谋士和统军将领，也注意学习古代兵学经验，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如，后汉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30]，苻坚“作教武堂，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诸将”[31]，后赵主石勒虽然不识字，但礼请士人为其读历代史，并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对以往战争经验进行总结，为争霸和统一战争提供指导，是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突出特征，也为之后的兵学发展奠定了实用主义的传统。
【注释】
[1]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兵序》，中华书局，1988年。
[2]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2页。
[3]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
[4]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五册《两晋》，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6页。
[5]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
[6]《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五册《两晋》，第31页。
[7]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8]《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9]朱大渭、张文强：《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10]《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11]劳榦：《魏晋南北朝简史》，中华书局，2018年，第166页。
[1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13]《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4]《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15]《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www.xing528.com)
[16]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17]《三国志》卷五十五《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
[18]《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录》。
[19]《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20]《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21]《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2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23]《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4]《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25]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26]黄朴民：《魏晋南北朝军事学术杂识》，《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27]《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28]《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29]钮先钟：《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30]《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3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孝武帝》，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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