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极大破坏，中央对地方、皇权对兵权的控制减弱，州郡豪强拥兵自重，是这一历史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的主要原因。“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8]为从制度上加强兵权控制，消除威胁，统治者们围绕“大一统”原则进行制度设计，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兵权的控制，从而对这一时期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和编制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分权，通过分割军权来加强皇权。曹丕代汉后，将兵权分解为决策权、管理权和指挥权。其中，尚书省和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务的总机构，协助皇帝决策，确保皇帝对所有军事事务的最高裁决权。设置最高武官太尉、大司马、大将军，以太尉主持全国日常军事，大司马、大将军掌征伐。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在中央另设尚书省作为行政中枢，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事务。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在尚书省六曹尚书中设置五兵尚书一职，主管全国军事。此后直到东晋，五兵尚书历时相沿。南朝主要有中军和尚书省两大系统。中军的主力为六军（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和游击），此外还包括四军、三将、五校尉和两将军。尚书省作为中枢行政机关，下设六曹八座分掌朝政。遇有战事，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调遣指挥全国军队。总体上看，南朝各代加强对军权集中控制的同时，也使得指挥系统过于复杂，比较混乱，“给出征将帅的临阵指挥带来很大的牵制和不利，直接影响了南朝一些战事的结局”[9]。其次是分级，实行最高统帅、战略区都督、地方州郡军政长官的三级体制。都督制创立于三国时期，主要是在全国各地划分辖区，指定主将统一负责辖区军务。都督作为辖区主将，对辖区军队有统一指挥权。西晋灭吴后，将都督制推行到江南。东晋时，都督、刺史又开始兼民政，集地方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出现了刺史领兵制。两晋的地方州郡设有州郡兵，因此州郡行政系统也是一级军事机构。不过，州郡兵数量少，州郡行政系统地位也远低于都督府。再次是分兵，实行武装力量构成上的中、外军制度。三国开始逐渐改变两汉时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位一体的体制，确立了中央军（包括中军、外军）和州郡兵的新体制。中央军为优先发展对象，精锐的军队皆归中央军管辖和调度，以此保证政权的稳定。中央军之外的州郡地方兵，则只负责地方治安。西晋的中军作为中央直属部队，分为驻扎于京城之内的宿卫军和周围拱卫京城的牙门军。外军是驻扎在京城之外重要地区的部队，也属主力部队，受中央直接领导指挥。同期，十六国和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实行胡汉分将、分兵的制度。最后是监督，即监军制度的初步确立。为加强对在外将领的控制，三国时向军队委派监军的记载不在少数。如辛毗曾禀魏明帝之命“持节”节度司马懿的部队，“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10]。又如魏国发动灭蜀之战时，特命散骑常侍、廷尉卫瓘代表朝廷行使监督权力。两晋南北朝期间，由皇帝委派亲信大臣到军中进行监控的做法依旧十分普遍。但总体上，这时候的监军尚无明确的定制，又无固定的员额，通常是临时因事而设，远没有固定化和制度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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