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与高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对医疗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医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人类的寿命不断得到延长。然而，不少老年患者并不愿意依靠生命保障系统延长自己的生命而降低生命的质量，沦为“医疗技术的囚徒”。生前预嘱制度正迎合了老年患者的这种特殊需求。生前预嘱制度被誉为“尊严死”或“自然死亡”，其法理基础为个人对自身医疗决策的自我决策权。对于生前预嘱制度这样一个“舶来品”，直接强制引入我国肯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形，其阻碍一方面源自于国内外存在共性的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如道德的强烈束缚性。但是，生前预嘱制度能够释放有限医疗资源、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尊重当事人自我决策权、重视生命质量的优点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因此，生前预嘱制度需要“入乡随俗”，在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基础之上，从立法理念、程序设计和内容要求方面进行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生前预嘱背后的理念是高尚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治疗。自我决策权理念根植于伦理、道德、宪法以及现在的法律概念之中，不可否认，这是每个公民都应受到保护的权利。生前预嘱的立法将通过在个人拒绝医疗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救济措施来促进公平。生前预嘱的问题之一是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老年患者和医生对于预先指示的有效性没有确定的权威。因此，立法机构应该集中精力使用现有的语言来提升预嘱语言的明确性，力求阐明患者临终时的愿望，并鼓励老年患者和决策者进行讨论。有效的生前预嘱立法只有在立法者理解生前预嘱自身的目标，并在起草生前预嘱立法时集中精力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一旦做到这一点，司法系统将不再需要对模糊生前预嘱所产生的死亡权利案件进行解释。立法者应力求统一，避免被狭义解释限制的可能。该制度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全面考虑患者的情况，而不是狭隘地看待现有的医疗手段和拘泥于传统道德的约束。在死前徘徊的恐惧超过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时，就必须维护体面地死去的权利。
【注释】
[1]党俊武主编:《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党俊武主编:《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2015年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排名榜:中国仅排名71位”，载http://www.mnw.cn/news/china/1017965.html，访问日期:2020年8月20日。
[4]Susan J.Nanovic，“The Living Will: Preservation of the Right-To-Die Demands Clarity and Consistency”，95 Dickinson Law Review，Fall，1990，209.
[5]U.S.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Life-Sustain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Elderly，OTA-BA-306，1987，p.39.
[6]Clifton B.Kruse，Jr.，“A Call For New Perspectives for Living Wills (You Might Like it Here)”，37 Real Property，Probate and Trust Journal，Fall，2002，545.
[7]Marcia Barinaga，“Missing Alzheimer's Gene Found”，269 Science (1995)，917.
[8]Qingyun Wang，“Association Urges Chinese to Have a Living Will”，China Daily，2013.
[9]Schloendorff v.Soc'y of N.Y.Hosp.，105 N.E.92，92-93 (N.Y.1914).
[10]In re Conroy，486 A.2d 1209，1221-23 (N.J.1985).
[11]Black's Law Dictionary 945-46 (7th ed.1999).
[12]Lawrence A.Frolik & Alison McChrystal Barnes，Elderlaw: Cases and Materials 567 (2d ed.1999).(www.xing528.com)
[13]Sam J.Saad，“Living Wills: Validity and Morality”，30 Vermont Law Review 71，Fall，2005，24.
[14]Kutner，“Due Process of Euthanasia: The Living Will，a Proposal”，44 Indiana Law Journal，539，551(1969).
[15]吴静娴、范瑞平:“良心反对:儒家养老伦理新论”，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6]朱永华:“‘生前预嘱’的善意更需社会善解”，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8月1日。
[17]毕晓哲:“‘生前预嘱’对社会的正面意义不容低估”，载《贵阳日报》2013年8月1日。
[18]Emanuel & Emanuel，“The Medical Directive: A New Comprehensive Advance Care Document”，261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3288，3289(1989).
[19]Hoffman，“Planning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Living Wills and Durable Powers of Attorney”，38(2) Maryland Medical Journal，154，156(Feb.1989).
[20]陈龙:“人权视角下尊严死合法化研究”，载《医学与法学》2018年第6期。
[21]吕建高:《预先指示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5页。
[22]韦宝平、杨东升:“生前预嘱的法理阐释”，载《金陵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23]孙也龙:“违反生前预嘱的法律责任——美国法的考察与启示”，载《金陵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24]Rizzo，“The Living Will: Does it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Terminally Ill?”，New York State Journal of Medicine，72，74(1989).
[25]孙海涛:“论欠缺行为能力老年人政府监护模式的困境与重构”，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6]Jones，“Legal Significance of Living Wills”，Pennsylvania Medicine，34，37(Mar.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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