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被誉为尊严死或自然死亡，老年患者在被确诊为患有绝症且会在短期内死亡，其要求在临终之前有尊严地活着，进而决定拒绝维持生命的治疗，让其有尊严地死亡，老年患者的生命质量得到保障。虽然这一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也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因为对于公民来讲，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一行为与安乐死存在本质区别，安乐死是提前结束生命，而生前预嘱并非提前结束生命，而是遵从生命的自然规律，强调自然死亡。虽然生前预嘱并不违法，但是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可能会大相径庭，这是生前预嘱制度在我国施行所遭遇到的特有的较为强烈的阻碍。从儒家伦理来看，这种“生前预嘱”既不能保证老年患者的最佳利益，也有悖于医护人员的基本社群责任；对于这种做法，儒家伦理认为必须予以良心反对。[15]因此，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孝道是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的，家人对家人的义务或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超越一切。对于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长辈，就算有一线挽救生命的概率，即使是倾家荡产，谁也难以做到见死不救。如果真的没有尽力，那么可能背上的就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骂名。反之，如果倾其所有，仍没有能够挽回家人的生命，大众通常会给予赞许，并认为是尽到了责任。[16]在强烈的道德束缚之下，患有绝症并在短期内会死亡的老年患者，其医疗的自我决策权可能被剥夺，或者生前预嘱的执行可能会遭到阻碍，即使家属明知针对老年患者的抢救是毫无意义的，也会选择使用人工支持设备去尽量延长老年患者的生命。强烈亲情观念束缚之下的家人，并没有选择最科学最理性的方式，可能导致四种后果:第一，“家长主义模式”替代了老年患者的医疗自我决策权；第二，老年患者在痛苦和丧失尊严的情形下去世；第三，家庭承担了巨额的医疗费用；第四，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增加了医疗负担。虽然存在这么多负面后果，但是在对生前预嘱进行决策时，家属仍是极其矛盾的，他们很难摆脱道德的束缚。想要摆脱道德的束缚，就需要对公众进行一个生前预嘱的宣传，对公众思维进行一个重大变革，使他们理性对待生命和死亡，促进社会人文性色彩和人性化意识逐步走向成熟。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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