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教材编写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及其优化方案

编写基本法教材的必要性、迫切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讲话和批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近几年港澳工作来看，编写基本法教材对于做好港澳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为了回应以下几方面的迫切要求：

第一，开展基本法教育提出的要求。在“一国两制”下，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是中央依法对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管治的基础。为了加强港澳人士的国家、民族观念，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从去年开始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规模庞大的港澳人士国情教育工程。其中一个重要安排就是举办国情研习班，组织港澳人士到内地有关院校进行短时间的培训。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以及清华、北大、中大等院校都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由于研习班的时间很短，要向港澳人士全面介绍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课程高度密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课程往往是挤进去安排一节课，要使参加研习班的港澳人士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基本法，除了课堂讲解以外，提供一本比较权威的基本法教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也主要围绕基本法来开展国民教育，怎么向港澳年轻的一代讲解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的不少民间团体都在编写各种版本的基本法讲解材料，他们也很希望有一本基本法的权威著作作为参考。

第二，全面实施基本法提出的要求。港澳回归后，中央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都强调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这个要求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是全面实施基本法的前提，而基本法实施中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有许多人对基本法缺乏全面理解，各取所需，各讲各的，就是一些重大问题也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港澳社会存在，内地也存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基本法是全面体现“一国两制”的法律文件，要长期实施，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不仅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能变。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两部基本法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草完成的，怎么能够五十年、上百年长期实施？这里面，我想有两个因素起根本作用，一个因素是“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规定是科学的，具有前瞻性，是能够经得起时代变化的检验，这一点经过香港、澳门回归十几年的实践，我们可以说有充分的信心；另一个因素就是要把“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理论化，通过理论的引导作用，使年轻的一代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并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和执行。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就是这样一套理论，“一国两制”不是干巴巴的规定，而是要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这也是需要编写基本法教材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之树常青嘛。

第三，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提出的要求。香港、澳门回归后，基本法实施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中央依法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尽管也有一些争论，但总体上获得了港澳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实践也证明，中央的举措对确保全面准确地贯彻实施基本法，确保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在依法处理这些问题时，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充分考虑到建立管长远的机制。由于港澳回归后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基本法起草者当年所没有想到的，要在基本法规定的原则精神下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处理，还有的问题是当年起草时内地草委与港方草委争执不下，统一不了意见的，只能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模糊写法，求得通过，在基本法实施过程中这些问题又冒出来了，而且必须加以解决。中央涉港澳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从维护中央的决策，固化中央决策建立的管长远机制出发，有必要通过编写基本法教材，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崭新实践加以总结，不仅维护中央对具体问题的决策，而且把中央通过处理具体问题所建立的管长远的机制揭示出来，从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从而巩固和强化中央依法处理港澳事务的成果。(www.xing528.com)

第四，牢牢掌握基本法话语权提出的要求。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次释法、两次就政制发展问题作出决定。在参与有关工作中，我们发现香港社会虽然普遍认同、拥护基本法的规定，包括反对派也不敢公开反对基本法，像23条立法，他们不敢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法内容，但也较普遍存在对中央依据基本法行使权力的忧虑，就是爱国爱港阵营的人有时也感到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其原因，固然有两地法律文化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有些人把香港反对派所说的那一套当作基本法的规定，视为“真经”。由此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贯彻落实两部基本法也有一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即要一手抓基本法的话语权，一手抓基本法各项规定的实施。抓基本法的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创造基本法实施的软环境，只有让港澳社会真正了解基本法规定，尤其了解这些规定的道理所在，落实基本法规定的权力才能水到渠成，才不会在香港和澳门引起社会震动，才能够充分发挥以法律手段处理问题的优势。怎么抓住基本法的话语权？这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要编写出权威的基本法教材。以此为基础，不断在港澳社会释放我们的声音，树立正确的基本法观念。

总而言之，基本法教材编写工作对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是一件抓龙头的工作。同时，编写基本法教材又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这种艰巨性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港澳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在涉及基本法的许多争论背后，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甚至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编写教材过程中，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很好地体现中央的方针政策，把讲政治寓于讲理论、讲道理之中，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刚才焦洪昌讲四个原则，第一个也是讲政治方向问题。二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是两部十分特殊的法律。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部基本法同时要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三种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下实施，尤其是香港基本法，香港和内地的许多法律传统、理念很不相同。这种法律实施环境在世界各国法制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两部基本法的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基本教材编写工作的艰巨性。三是内地法学界目前专门从事基本法研究的人才不多，我们在编写其他教材时，都有现成的理论，有大批的专门研究人才，而基本法教材编写工作，要在学习中编写教材，在编写教材中培养研究队伍，这本身也决定了教材编写工作的艰巨性。具体到教材的内容，也有许多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的难点，比如，基本法教材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需要对基本法的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需要对基本法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出理论回答，而且这本教材还需要能够获得港澳社会的认同。

在座的都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基本法教材要符合这些要求，大家都能够明白其中的难度，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请各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百忙之中到北京来，再次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项工作，请大家多给予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