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核心议题

香港回归以后，政制发展问题争议不断，甚至越闹越大，最主要原因是香港反对派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利用了基本法的规定，与我争夺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因此，争夺管治权是政制发展问题的实质。反对派怎么同我们争夺特区管治权？他们的着力点在于争夺特区政制发展的主导权，以争取“双普选”为口号，企图通过煽动香港市民支持对他们有利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办法，形成所谓的“共识”，迫使中央和特区政府接受。反对派所采取的手法，同基本法起草过程中英方与我争夺设计未来特区政治体制的主导权的手法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回归前我们同英方围绕特区政治体制问题的几场大的斗争：

——1984年9月草签中英联合声明，7月港英当局抢先发表了《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的绿皮书》，提出在香港立法局引入民选议员；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11月港英当局又抢先发表了代议政制的白皮书，确定在1985年立法局开始有24席功能团体选举的民选议员，并提出要进一步检讨是否在1988年引入直选的议员。英国管治香港一百多年，从来不在香港发展民主，在香港即将交还中国的时候，突然打出发展民主的旗帜，在香港大搞代议政制，实质上是在与我们争夺设计未来特区政治体制的主导权。

——1985年7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86年，港英当局开始检讨是否在1988年引入直选议员，挑起所谓的“88直选”之争，企图赶在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前，设计好一套政治体制，迫使我们接受。经过我们的坚决斗争，英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过渡时期香港政制发展要与基本法相衔接，同意政制发展要循序渐进。这场斗争的意义就是迫使英方同意中国政府在未来特区政治体制设计上的主导权，当然我们从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考虑，也同意与英方商量未来政制发展问题。

——1989年政治风波后，英方单方面中断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当然有关政制发展问题的磋商也中断了，与此同时，英方推动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两局共识”的政制方案，走回到企图主导设计未来特区政治体制、迫使我接受的老路子。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支持罗德丞先生的新香港联盟提出的“一会两局”方案，与英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基本法通过之前，最终迫使英方回到与我继续进行合作的轨道上来，并通过两国外长交换信件的方式，确定了从1991年到2007年的政制发展方案。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基本法和关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基于中英两国外长七封信件达成的共识，英方最后一届立法局的产生办法应当与我们进行磋商，使其能够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规定，实现立法机关议员的直通车安排。但英方一直没有放弃主导特区政制发展、迫使我接受的企图。英方看到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直通车安排已经写进全国人大的决定，以为不管他们怎么安排议员的选举办法，我们都只能接受。因此，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单方面推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工作方针，一方面继续与英方谈判，争取英方回到合作的道路上来，另一方面成立了预委会，提前进行筹备成立特区的准备工作。由于英方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一意孤行，中英之间的谈判破裂，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郑耀棠等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作出决定，放弃直通车安排，另起炉灶，随后香港特区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

在香港过渡时期，英方同我们争夺设计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主导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政治体制的设计，确保由其代理人来管治香港，实现不是英国人的“英人”治港。因此，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问题的实质是管治权问题，我们同英方的斗争实质是国家主权之争，是香港特区管治权之争。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能清楚理解回归后在政制发展问题上发生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这场斗争的延续。在英方同我们争夺设计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主导权的过程中，香港的反对派一直充当配角，港英政府也积极地扶持他们，1991年、1995年两次港英立法局选举，为什么反对派能够大获全胜，使他们的势力不断坐大，英方设计的立法会分区直选制度对反对派有利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清楚。香港回归后，同我们争夺特区管治权的主角换成了反对派，英国政府退居背后，而且在背后支持的还加进其他西方势力，其中美国的作用加大了。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同我争夺管治权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肆无忌惮的，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起作用：(www.xing528.com)

首先，香港回归后，社会政治生态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英国150年统治不可能回归几年就转变，反对派看到他们在立法会分区直选中一直有60%的选民支持，刺激了他们通过普选夺取特区管治权的欲望。

其次，香港回归后，美英等西方势力利用香港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的图谋没有改变，为了实现这个图谋，他们就需要在香港扶持一支与我们对着干的力量，并力争让他们掌握特区的管治权。香港反对派敢于同我们争夺特区的管治权，很关键一点就是有西方势力在背后支持。

第三，客观地讲，经过港英政府和反对派20多年的催谷，加上香港深受西方民主、人权观念影响新生代的成长，香港社会的普选诉求已经大大地增强，为反对派以争取“双普选”为口号同我争夺特区管治权提供了群众基础。

第四，特区政府成立后经济、民生一度出现困难，引起民怨，为反对派发动群众争夺特区管治权提供了契机。香港回归后，经济、民生出现了一些困难，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最直接的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等事件对香港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经济不景气，市民的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把怨气转嫁到政府头上。在这当中，反对派推波助澜，把特区遇到的困难转化为政治体制问题，转化为香港没有普选带来的问题，从而煽动市民走上街头争取所谓的“双普选”。2003年7月大游行，他们的手法很简单，就是三步曲：第一步抹黑董建华，把特区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推到董个人身上；第二步，为什么董不行？因为董是小圈子选出来的，没有公信力、认受性；第三步，怎么办？只有普选的行政长官才有公信力、认受性，所有问题就会解决。于是发动市民上街争07／08年双普选。

在香港反对派不断发动群众与我们争夺管治权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取得斗争的主动权，使香港政制发展回到基本法规定的轨道，就成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这就提出了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即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