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建设有了较大拓展，不仅在理论性电影美学方面有一些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而且应用性电影美学的研究对电影创作也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电影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正日趋完善，并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上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进一步推动电影美学的学科建设，使之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更加充实、完善，能确实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体系；而且在应用层面上也能对实际创作产生更大的影响，已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一）

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首先要注重面向中国电影的创作实际和批评现状，面向中国的电影市场和电影观众，努力探求、回答和解决其中出现的许多美学问题，从而促使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能更加健康地发展，促使电影市场的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同时，也给电影观众以必要的引导和影响，以提高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

那么，今天中国电影的创作实际、批评现状和市场运行等，有哪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主要美学问题呢？简括而言，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仍然是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即电影创作者如何以电影思维和电影语言去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反映现实，拍摄出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好影片。近年来，银幕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有所疏离，对当下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较少关注，不少影片思想苍白、意蕴浅薄，电影语言也缺乏创新，故无法引起广大观众的观赏兴趣和情感共鸣，这也是电影市场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电影理论界曾就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作过一些讨论，并就电影美学发展进程中的蒙太奇传统和纪实性传统作过具体探讨。纪实美学的兴起及在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与此不无关系，由此也出现了一批颇有特点和影响的作品。如今，在新的时代环境里，特别在电影产业进入低谷、电影观众不断流失、电影创作也难有新的突破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强化电影与现实的联系，增强电影创作者关注社会发展和普通民众生存的责任感，使之能以更真挚的情感和富有创新的电影手段去概括生活，表达自己的艺术感悟和思想认识，使影片既能凸显创作者的社会良知和人文精神，又具有打动观众的艺术感染力和长久的美学生命力，乃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钟惦棐所说：“作为电影美学的时代任务，是要在电影如何更有益于人民，更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上做文章。我们的电影美学，就是这样的美学；我们的电影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1]此言甚是。

第二，在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类型电影创作正日益受到重视，不少创作者在类型电影的拍摄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有一些较成功的作品。但是，我们对类型电影创作中的美学问题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故其创作还多少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理论上也缺少必要的建树。而类型电影创作的迅速发展又向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当然不应忽视。例如，对于各种类型片的美学特征、彼此间的差别及其创作规律和技巧手法，对于类型片和非类型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融合形态或亚类型，对于类型片与观众欣赏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外类型片创作的比较等，均应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给类型正名，并促使创作者确立正确的类型观念，尽快进入自觉的创作状态；也才能使各种类型片的拍摄不断提高质量，赢得更多的观众，从而与好莱坞的类型片争夺市场。

第三，就目前电影批评的现状而言，批评的娱乐化和媚俗化倾向正在不断扩大，“炒作”之风颇盛，而依据美学原则进行的“美学的批评”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别林斯基曾说：“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2]因此，如何坚持电影批评中的美学分析，如何进一步加强美学的批评，并与历史的批评及其他多元化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端正批评风气，以充分发挥电影批评对于电影创作的促进作用，及对电影观众的积极引导作用，也是电影美学研究应该涉足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四，电影美学研究必须和观众多样化的审美实践活动相结合，因此，如何及时、正确地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趋向，深入探讨电影美感如何在审美主体（观众）和审美客体（影片）的统一中产生，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观众对影片价值、意义的产生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均是电影美学研究应该予以认真关注的问题。无疑，电影必须面向观众、吸引观众，电影创作者也必须了解和把握观众的审美需求，并以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来满足观众不断更新、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在这方面，电影理论工作者则应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给创作者以帮助和引导。

第五，由于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会给电影艺术、电影语言带来相应的变化，也必然会改变电影美学的某些观念或拓展电影美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因此，电影美学研究也不能固守陈规，而必须与时俱进，时刻关注这种变化。例如，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就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变革，由计算机生成的影像越来越多地占据了银幕，而这些虚拟的影像不再能保证视觉的真实，影片的美学风格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不少观众进入电影院也是期待着从银幕上那些虚拟的影像中接受新的审美感受，产生新的审美愉悦。面对这种变革，电影美学则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有的理论观念，修正原有的理论体系，使之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创作现实。与好莱坞相比，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虽然较滞后，但近年来也有了较明显的发展；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研究也已开始关注这种创作和制作上的变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总之，电影美学研究只有注重面向中国电影的创作实际和批评现状，面向中国的电影市场和电影观众，努力探求、回答和解决其中出现的许多美学问题，才会不流于空泛，才会有生气和活力，也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并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二）

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还应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从而使之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美学传统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

电影是“舶来品”，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并无直接依傍的传统和学习的对象。但是，文学艺术的许多基本规律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借鉴的。百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电影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发展、繁荣兴旺，是与其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乳汁，借鉴中国美学的传统，表现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历程分不开的。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挂钩，显示出独特的艺术形态。此后，中国电影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一直没有停止过民族化的追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从郑正秋、蔡楚生、费穆，到郑君里、谢铁骊、谢晋，再到吴贻弓、吴天明、胡柄榴和陈凯歌、张艺谋等，几代电影导演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觉的美学追求，无论在叙事方法、人物塑造，还是在意境营造、音乐插曲等方面，可以说既有继承借鉴，也有创新改造，从而使一些优秀作品显示出浓郁的中国风情和东方美学神韵，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值得继承发扬，而且值得从理论上认真总结。

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设也同样如此。中国有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诗论、乐论、画论和戏剧理论都产生得很早，不仅有一批颇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就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对象。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设是零碎的，还不是系统的，但我们从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中，仍可以看出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早期的著作且不说，仅以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郑君里的《画外音》和徐昌霖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为例，即能予以佐证。《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作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中国电影史上唯一的电影剧作技巧论著，对电影文学工作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夏衍在这本论著中，详细阐述了电影剧作的创作方法，注重强调电影剧作的民族化问题，充分借鉴运用了中国古典戏曲和古典文学的理论与技巧，并融合了现代话剧的叙事方法，“给戏剧式电影与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结构样式，注入了中国电影所特有的影戏电影的传统”。从而使此书成为“一部完整的融合了苏联蒙太奇学派艺术特征的戏剧式电影剧作技巧的教科书，它对这种结构样式做了总结、完善与发展”^[3]。对于创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其电影剧作的美学观念和技巧手法，至今仍有启迪和教益。《画外音》是郑君里导演艺术的总结，他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乃如何学习借鉴中国传统的戏曲、绘画和诗词的表现方法，以此来丰富、发展电影的艺术技巧，使电影形式具有中国独有的美学风貌。《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则较广泛地涉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诗词、绘画，尤其是民间曲艺中可供电影借鉴吸取的艺术技巧，并对此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他们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探索，均融合了自己的实践经验，颇具说服力，对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设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80年代以后，仍有一些理论家和学者强调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建设要注重从中国民族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认真总结探讨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自身的历史经验，发掘已有的理论成果，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罗艺军的《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即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他对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文化之走向及电影的民族化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是颇有启示的。

上述理论成果已经证明，电影美学是可以向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学习借鉴的，两者并不矛盾。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已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积累，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同时，尽管早期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是零碎的，但仍然有一些可贵的经验总结和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应该予以认真发掘和系统总结，以此使中国电影美学的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丰富，并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www.xing528.com)

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建设，我们都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促使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电影美学在国际影坛上发扬光大。

（三）

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当然还要不断向西方电影美学学习借鉴，以此来丰富、充实、完善自己的体系。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向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中国电影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从域外引进的，无论是蒙太奇理论、照相本体论，还是结构主义和电影符号学等，均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产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域外不少有影响的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著作，以及各种电影美学思潮均被介绍引入，不仅使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与发展。

应该承认，与欧美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研究相比，我们尚有很大的差距。百年来，欧美电影研究的理论成果十分丰硕，这些成果既来自于一批专业的电影理论家和美学家之手，也来自于一批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之手，这就使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与其他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交流融合不断加强。由此，既使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其形态更加多样化；也通过交叉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从而有利于推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正是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建设所欠缺的，所需要弥补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研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也较少介入这一领域，故而在队伍建设、理论阵地以及成果出版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因而，研究力量的薄弱和理论成果的贫乏也就在所难免。为此，有计划地引入域外的理论成果，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学习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造，这对于加快我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使之不仅能与国际接轨，而且能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则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要切实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已有定评的经典理论成果，要尽可能系统、全面地翻译介绍，以使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此能有更完整、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百年来，经历了时间的筛选，在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领域里，有一批众所公认的、对学科或学派的建立有奠基和开拓性作用的重要成果，它们显示了世界各国的电影理论工作者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者对电影的理论认识和美学把握所已达到的学术高度，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为此，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就应该注重从这些经典理论成果中汲取营养。

其次，要关注域外各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研究的现状与进展情况，及时地、有选择地引入和介绍一些最新理论成果。例如，当下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给电影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也给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各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此均在研究，也不断有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出现；而及时地、有选择地将一些最新理论成果引入，则有助于我们开拓学术视野，进一步加强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并形成有自己见解的新成果。

但是，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生长发育的土壤；当其被移植到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必然会有所变异，并被更新改造。正如罗艺军所说：“文化是不可能全盘移植的。中国电影理论也不能只是外国电影理论的汉语版。”^[4]因此，对域外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成果的积极引入，必然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选择和取舍；引入后也必然要有所更新和改造，使之能真正融入中国电影文化的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全盘西化、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做法则是不足取的，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5]而拿来的目的，乃在于能真正为我所用。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既要强调民族文化认同，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要不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界和电影界的对话与交流；既要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又要积极引入域外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改造，不断创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

（此文为作者于2004年6月2日在上海大学、上影集团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创作评谈》2005年2月号；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注释】

[1]《钟惦棐文集》（下），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页。

[3]戴锦华《读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见《论夏衍》，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4]罗艺军《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5]《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