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发展探析

论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发展

顾名思义，电影小说是电影与小说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的电影文学样式；它是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电影的构思，用文学的语言来叙述影片的故事内容和塑造人物形象。一般来说，它的创作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为拍摄影片而事先创作的，编导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写出电影文学剧本或摄制台本以供拍摄影片使用。其二是影片拍摄成功之后，用小说的形式来复述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事件，以供读者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由此不仅可以扩大影片的影响，有利于市场营销，而且也为文学园地增添了新的品种。显然，电影小说既应具有文学性，符合小说的基本要求；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电影的艺术特性，即蒙太奇思维和叙事的视觉造型性。

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上，电影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文学的初创阶段，还是30年代至40年代电影文学逐步趋于成熟的阶段，电影小说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电影文学样式。可以说，它既为现代电影的创作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电影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

然而，长期以来现代电影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电影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疏理其发展演变的脉络，探讨其创作的内部规律，终使之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如今，随着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文学研究的日趋深入，势必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拓宽视野，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状况及其在电影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理应受到关注和重视，并予以正确的评价。

（一）

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是电影本事，它是电影文学初创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并无事先写好的剧本，然后再按照剧本去拍摄影片。因为当时的电影均为无声片，角色的对话和台词无需事先写好，故事情节也较简单，故剧本之于影片拍摄而言，并不是一种紧迫的需要和必要的环节。由于多数电影创作者同文明戏有密切联系，故而将文明戏的幕表制方法带入到电影拍摄之中，导演和演员往往根据简单的幕表即兴创作，并据此拍摄成影片，字幕则是事后再添加上去的。

此后，由于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从短故事片到长故事片，影片的艺术容量越来越大，故事情节也越来越复杂，临时发挥难免会捉襟见肘，手忙脚乱；为此就需要编导在影片拍摄之前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各种人物的关系及演员如何表演等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以避免即兴创作的差错和疏漏。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刊物，如《影戏杂志》（1920）、《影戏丛刊》（1921）、《电影周刊》（1921）、《晨星》（1922）、《电影杂志》（1924）、《影戏春秋》（1925）等先后创办发行。据不完全统计，仅1925年出版的电影刊物就有20多种，此后每年还陆续有新的电影刊物问世。它们除了刊登一些影片拍摄花絮、导演和演员的介绍及理论批评文章外，也注重宣传影片的故事内容，以扩大影片的影响，拓展电影市场。于是，电影本事便应运而生。

何谓“本事”？《辞海》的解释为：“指用文字扼要叙述电影、戏剧或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作为介绍用。”显然，“电影本事”乃是一种用文字扼要叙述电影的基本故事内容的文体。此类电影本事既包括为拍摄影片而事先创作的故事梗概和字幕，也包括影片拍摄完成之后为进行放映宣传而复述的剧情概要和介绍。

该时期的电影本事虽然在文体上类似文言小说，但又有与其不同的特点，即比较注重以简洁的文字叙述富有视觉形象的情节，而往往舍弃了细节的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我们从早期电影本事的代表作、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1920）中选录一段文字，就不难看出这一特点，如：

某日午后，翁至该校操场散步，见一年届十龄之新生（余璞），群儿嬲其嬉戏，童婉言谢之。翁奇其行，近与之语，童应对中节，彬彬有礼，翁愈喜。一日童下学归，路经某地，见一幼孩，跌入水缸之中，童情急智生，效法司马公故事，以石碎缸，将幼孩救之出险。缸主不谅，逼童赔偿，会翁至，出资予之，始解此围。 由此童与翁稔，遂常至翁之新居游玩。

显然，这段简洁的文字不仅叙述了一个小故事，且表现了两个人物——“翁”与“童”之间关系的发展，对电影动作的描述也较突出，具有明显的画面感。但叙事简单，尚缺乏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绘和心理刻画。尽管此类电影本事仅是电影创作拍摄的中介物或电影放映宣传的广告品，还缺乏足够的文学性，但它已孕育着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的各种基本元素，是其雏形和滥觞，可以视之为短篇电影小说。在这一时期，几乎每拍一部影片都发表了相应的电影本事。例如，1924年6月出版的《电影杂志》1卷2号就刊载了《人心》本事、《好兄弟》本事、《苦儿弱女》本事等。甚至有署名“蝶店”者还从早期电影本事中选编了《影戏小说30种》（1925），由竟智图书社公开出版发行。当时电影本事创作之普遍，则由此可见一斑。

1925年以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进入了初兴阶段，许多影片公司纷纷建立，电影刊物也日趋增多。影片拍摄和宣传发行的需要，客观上为电影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该时期电影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旧通俗文学作者（以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主），通俗小说和故事乃是他们擅长的文学样式，所以相对于电影剧本来说，电影小说和电影故事在创作数量上就较多。再加上后者的篇幅较短，又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故而电影刊物也较愿意发表此类作品。于是，电影小说便在发展中趋于成型。不过，刊物上发表此类作品时，一般仍称之为“影戏小说”，这种名称和当时的电影美学观念有关。该时期电影界较普遍地视电影为“影戏”，并往往借用戏剧的创作技巧来拍摄电影，这种观念也自然被引入到电影文学创作领域。“影戏小说”不仅作为一种名称，而且也显示了这类作品与戏剧的一种借鉴关系，如情节线索较单一，结构上也往往像戏剧一样，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部分。

与早期电影本事相比，影戏小说也有一些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叙事描写更加具体、细致，在结构上形成了戏剧性情节，注重矛盾冲突的形成与展开。同时，也开始加强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丰富其性格。较之早期电影本事粗线条的简单叙述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较大的进展。其二，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代替了早期电影本事中的叙述性对白，使其形态更接近于现代小说。这些特点使影戏小说与一般的小说缩短了差距，进一步加强了文学性。

该时期影戏小说的创作也较为兴盛，不少电影刊物均注重发表此类作品。就拿1928年4月创刊的《电影月报》来说，在一年时间里就曾先后刊发了《王氏四侠》《飞行鞋》《战血情花》《航空大侠》《爱国魂》《万丈魔》《奋斗的婚姻》《热血鸳鸯》《火里英雄》等影戏小说，既丰富了刊物的内容，促进了影戏小说创作的发展；也扩大了同名影片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当然，电影本事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与影戏小说并存于影坛。特别是一些已经习惯于创作电影本事的作者，还是以此作为主要的电影文学样式。例如，当时的著名编导郑正秋就是如此。他于1927年创作的《〈二八佳人〉本事》《〈挂名的夫妻〉本事》，就先后发表在该年明星影片公司编辑发行的《〈二八佳人〉特刊》和《〈挂名的夫妻〉特刊》上，是该时期有一定影响的电影文学作品。

应该提及的还有部分美国好莱坞影片在该时期也被改编成电影小说出版，如1929年电影丛书社出版了多集电影小说集，其中《电影小说第一集》就包括《杰斯詹士》《莎莎》《伟大的华尔兹》《黑暗的胜利》《奋斗》等5篇作品。此类作品的出版，则进一步拓展了电影小说的创作领域。虽然这些电影小说的叙事技巧还较简单，文学性也不够强，但它们对于普及电影小说这种电影文学样式，以及在传播电影文化、扩大影片影响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20年代是电影小说的形成时期，从电影本事到电影小说（影戏小说），其演变的轨迹是清晰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文学样式，其初步形成和逐步完善则适应了电影艺术和电影市场不断发展的需要。

（二）

中国现代电影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左翼文化运动的掀起改变了电影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发展长期隔绝的状况，一批有较高文学艺术修养的新文艺工作者因看到了电影在宣传民众、教育民众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看到了电影这一新颖的艺术样式所具有的广阔发展前景而相继进入了电影界。他们充分扬其所长，发挥自身的优势，注重在电影文学创作领域和电影理论批评方面进行拓展，不仅创作了许多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和较高文学性的电影剧本、电影小说等作品，而且通过理论批评形成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了进步的电影美学观。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很快便促使电影文学创作的落后面貌得以改观，并为左翼进步电影的创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使中国电影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同时，有声电影的诞生也给电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声音进入电影以后，给电影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电影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形式的视听艺术。由于银幕上的人物开口说话了，所以无论是对话还是内心独白和旁白，均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的重要手段。为此，在电影开拍前就要有较完整的剧本，要准备好人物的台词，以便使演员的表演有所依据。于是，电影文学在电影创作中的作用与地位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提升，无论是电影本事、电影小说，还是电影剧本，在原有基础上均有了较快的发展。

另外，该时期电影小说的勃兴与文学界、出版界开始对此予以关注和重视也是分不开的。尽管20年代末较多的电影杂志已纷纷刊登电影小说，但当时的文学界却没有很爽快地接纳这种边缘文学样式。许多文学杂志，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均未发表过此类作品。到了30年代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一方面，不少电影杂志仍持续不断地刊载电影小说，如创刊于1933年5月的《明星月报》就先后发表了根据夏衍原著改写的电影小说《脂粉市场》^[1]、《上海24小时》^[2]等。而另一方面，电影小说也开始出现在部分文学刊物上。例如，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在1933年第1卷第2、3期上就连载了女作家白薇创作的电影小说《长城外》。这篇电影小说主要描写“九一八”事变后，爱国青年陈逵民、裴起等人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在长城外组织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较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积极性。但是，因为作者是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以艺术概括后写成电影小说的，尚缺乏这方面的实际生活体验，所以无论是思想主旨的开掘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均较流于表面化。作品在形式上具备了电影小说的特点，既注重发挥小说叙事、写人的特长，又具有电影的画面感和镜头感。然而，因作者毕竟是初次尝试，故技巧还不够圆熟，有些地方的艺术处理还较粗糙。那么，白薇为何要选择电影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呢？她在作品后的《附白》里如实记载了自己创作时的某些想法和困惑，她说：“这篇《长城外》原想写成多场面的剧本，但故事方面既杂多，又散漫，怎么也不好搬到被空间及时间限制的舞台上来。后想写小说，可是小说常重过细的描写，我是最不愿去过细描写的。——于是我想把它搬上银幕，便胆大地辟创电影小说的形式。……初试写电影小说，颇感困难的是——究竟要多小说化呢，还是多银幕化？多银幕化，于小说本身太机械太略写了。多小说化，于编剧导演又太麻烦。又如电影剧本的术语这些东西，在小说上完全不应该写进去。但为着编剧导演一目了然的便利，且为镜头的使法，与作者的意思不相背起见，兹于必须注意的处所，放进了少数术语。看小说的如认为这种东西讨厌，就不用管它。”

应该说，白薇创作时的困惑：“究竟要多小说化呢，还是多银幕化？”实际上也是电影小说创作者所共同遇到的问题。在创作实践中，不同的作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的偏重于小说化，有的则偏重于银幕化，应该说两者皆可。但就白薇的《长城外》而言，特意加入一些镜头术语并非完全必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流畅。因为电影小说仅仅是给编剧、导演的再创造提供了一个蓝本，他们在此基础上必然要根据自己对未来影片的设想进行较大的调整和变动；所以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乃在于要通过一个生动引人的故事和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凸显主题，在叙事时要强化视觉造型性和动作性，并能注意运用蒙太奇技巧结构情节；而镜头术语并非是电影小说必备的元素，添加或不加都无关大局。

在这方面，史东山的电影小说《女人》则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女人》是一部中篇电影小说，1934年8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同年，由史东山编导的同名影片也由艺华影业公司出品。史东山于1925年即开始担任电影编导，此前还曾当过电影演员，故对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又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女人》既延续了20年代他编导的《杨花恨》《同居之爱》等影片的主题，即关注和表现社会重压下某些女性的人生悲剧；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即揭示了女性的人生悲剧不单单是因为她们在各种重压和诱惑下意志薄弱所造成的，更重要的因素乃是社会制度的黑暗使她们无法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同时，作者又把故事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有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人生悲剧的时代和社会因素。作者在电影小说中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三个女大学生金玲、梁玉芬和王意芬，还有舞女茉莉和女仆阿彩，并通过她们不同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来表现主题内涵。主人公梁玉芬一心想做贤妻良母，但结婚后不久即被丈夫抛弃，生计穷困；后去公司当书记员，却不时受到老板的骚扰，过着屈辱的日子；终因家里失火，孩子焚毙，她也自杀身亡。王意芬因离过婚而对男人怀着报复之心，又因做过舞女而被学校开除，于是她便自甘堕落，游戏人生。舞女茉莉靠出卖色相谋生，谁有钱就跟谁。女仆阿彩一心想嫁个有钱的好丈夫，过上少奶奶的享乐生活，不料却上了一个保镖的当，怀孕后被解雇。只有金玲不依赖男人讨生活而坚持自立，在“平民妇孺医室”当医生，并热心服务于社会，还支持丈夫参加“上海民众东北救护队”，去东北战地救死扶伤。小说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都较细腻，生活气息也较浓郁，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都市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人生困境。同时，在情节结构上又较好地体现了蒙太奇思维，并注重通过人物的动作表现其性格。史东山虽然是电影编导，但他在创作时并没有为了强化电影特性而忽略了小说的基本要求，而是较好地兼顾了两个方面，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故而该作品是一部成功的中篇电影小说。

除了史东山的《女人》外，其他电影小说的出版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如上海开华书局1934年开始出版“电影小说丛刊”，其中包括陈明编著的《春宵曲》等多种，题材风格多样，从而使电影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日趋多元化。

该时期大部分的电影小说除了在思想内容上能及时反映时代主潮，揭示社会矛盾，表达民众心声外，在艺术上也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例如，小说的叙述语言已采用白话文，通俗易懂，增强了可读性。同时，较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既通过动作和细节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又有一定的心理描写等。至于中篇电影小说的出现，不仅扩充了作品的艺术容量，而且成为电影小说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

（三）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给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进步电影工作者在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电影文学创作，为该时期抗战进步影片的拍摄提供了文学保障。

当时，国统区一些报刊杂志不断刊发各类以抗战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作品，由于战时许多电影刊物停刊，故不少电影文学作品是以电影本事的形式发表在报纸上的。电影本事的创作之所以重又得到重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报纸的篇幅有限，发表电影剧作或篇幅较长的电影小说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动荡不安的客观环境影响了剧作家创作篇幅较长、要求较高的电影剧作和电影小说，而选择了篇幅较短、写作较容易的电影本事。如重庆《扫荡报》先后刊载了夏衍的《〈白云故乡〉本事》^[3]和田汉的《〈胜利进行曲〉本事》^[4]，重庆《国民公报》先后刊载了孙瑜的《〈长空万里〉本事》^[5]和《〈火的洗礼〉本事》^[6]，成都《华西日报》刊载了蔡楚生、司徒慧敏的《〈血溅宝山城〉本事》^[7]，《衢州日报》刊载了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本事》^[8]，《广州电影》杂志刊载了何非光的《〈东亚之光〉本事》^[9]，重庆《时事类编》杂志刊载了潘孑农的《〈民族的母亲〉本事》^[10]等。上述电影本事绝大多数被拍摄成影片，上映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颇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

从该时期这类电影本事的创作来看，其特点也很明显。首先，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主旨均注重面向现实生活，选取与抗战紧密相关的素材，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表现全民抗战的精神面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以适应时代和民众之需要。例如，夏衍的《白云故乡》注重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成长，并揭露了汉奸特务的无耻嘴脸。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选取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这个历史时期为背景，既正面歌颂了广大民众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也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鞭挞了民族败类。而孙瑜的《长空万里》则首次描写了空军将士的战斗生活，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总之，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等方面均有一些新的开拓。其他电影本事也均以抗战为主题。尽管这些作品在主题表达上还较直露，艺术描写也不够精细，但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其次，由于部分电影本事取材于真人真事，手法朴实，故形成了报告文学式的纪实风格。例如，蔡楚生、司徒慧敏的《血溅宝山城》取材于“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的真实事件，当时担任宝山防守任务的中国军队某营爱国士兵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坚守阵地，抵抗到底，决不投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田汉的《胜利进行曲》以1939年长沙会战为背景，表现了湘北军民英勇抗战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何非光的《东亚之光》则描写了日本被俘士兵的遭遇和觉醒，也是根据战时生活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些作品既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广大军民在抗战中高昂的精神状态和勇敢的献身精神，也表现了日本战俘的醒悟和忏悔，由此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危害了中国人民，而且也危害了日本人民，所以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这些电影本事在报告文学式的电影作品形式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进一步强化了电影本事的真实性，不仅缩短了电影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而且表达了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虽然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电影文学创作大大萎缩，但仍有一些报刊在发表电影小说。例如，1941年7月创刊的《万象》月刊就辟有“电影小说”的栏目。尽管由于环境险恶等因素，其发表的作品大多为根据外国影片改写的电影小说，但偶尔也发表一些反映本国民众生活，表现时代主潮的作品。例如，1941年10月出版的第4期就刊载了李一根据费穆原著改写的电影小说《世界儿女》。该小说以抗战为背景，描写了两个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李国新、陈时中与孤女阿莲的爱情故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他们最终决心抛弃儿女私情，同赴抗日战场，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费穆的原著是他与来沪的奥地利著名导演雅可布·弗莱克共同商讨后创作的，因弗莱克夫妇是作为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故费穆邀请其合作并由电影公司付给他优厚的报酬，一方面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真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外电影艺术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立场和决心。该作品后来由弗莱克执导拍摄成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外电影艺术家合作拍摄的影片。李一改写的电影小说则进一步扩大了原作的影响。(www.xing528.com)

该时期中篇电影小说创作仍有新的拓展，相继出版的作品有陈慕陶的《为国争光》^[11]、范烟桥的《无花果》^[12]、史东山的《祖国之恋》（又名《还我故乡》）^[13]等多部。其中史东山的《祖国之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描写上均较成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作品。小说注重描写了身处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民族资本家和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动摇、妥协之后，如何逐步觉悟与转变的过程，较真实地表现了这一群体在复杂斗争中的思想状况和人生追求。同时，也较成功地塑造了王相庭等人物形象，使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其以前创作的《女人》相比，《祖国之恋》则有较明显的剧本化倾向。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凸现了具体场景，较生动地描绘了人物在特定情景下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并进一步强化了视觉造型性，使作品的电影特性更加明显，由此也可以看出史东山在电影小说创作方面的新探索。

从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无疑是一个成熟时期，相继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优秀影片，它们不仅真实深刻而又多侧面地再现了战后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生存状况，体现了真切的人文关怀；而且在电影的悲剧艺术和史诗风格之构建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和美学品位，使之堪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媲美。这与该时期电影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其中电影小说的创作也有了显著拓展。

首先，发表电影小说的刊物明显增多，仅各类电影刊物就有《电影界》（1941）、《电影》（1946）、《电影杂志》（1947）、《电影周报》（1948）、《电影风》（1948）等多种，故发表的作品数量就有了很大增长。例如，1948年7月创刊的《电影周报》（至1949年1月停刊），共出版了22期，就先后刊载了《小城之春》《大团圆》《人尽可夫》《群魔》《国魂》等十几篇电影小说。1948年9月创刊的《电影风》半月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版了17期，几乎每期都刊载电影小说。

其次，出现了专门刊载电影小说的杂志。例如，1948年4月创刊的《电影小说》月刊，就是一本这样的刊物。它虽然主要发表根据美国好莱坞电影改写的电影小说（也有少数根据前苏联电影改写的电影小说），但几乎每期都有一篇根据中国电影剧作或影片改写的电影小说，其中就有根据杨小仲原著改写的《悬崖勒马》^[14]，根据史东山原著改写的《新闺怨》^[15]，根据曹禺原著改写的《艳阳天》^[16]，根据阳翰笙、沈浮原著改写的《万家灯火》^[17]，根据周彦原著改写的《万象回春》^[18]，根据吴祖光原著改写的《国魂》^[19]，根据齐如山原著改写的《生死恨》^[20]，根据洪深、赵清阁原著改写的《几番风雨》^[21]等。相类似的杂志还有《电影故事》（1948）等。显然，大量中外电影小说的问世对于不断完善电影小说的文体形式，扩大其影响都是十分有益的。

由于诸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一些颇受好评的优秀影片都有同名电影小说发表或出版，因此影片和小说之间便产生了互动效应，即电影小说扩大了影片的影响，而影片所产生的影响又会促使更多的观众去阅读电影小说。例如，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0多万人次，创造了当时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而同名电影小说也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广泛发行，受到好评，进一步推动了这部优秀影片的普及。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适应了时代变迁、文化市场及观众与读者的需要，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在曲折起伏中逐步兴盛，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显示出新颖而独特的审美价值，从而确立了它在电影史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同时，它也为当代电影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电影文学的诸种样式（电影本事、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电影剧本）主要是为银幕而写作的，是为电影拍摄或电影宣传服务的；尽管它们自身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但是人们更为关注和重视的仍然是影片。所以，影片的光芒往往遮蔽了电影文学创作的成就和价值，使之容易被忽略或遗忘。

然而，电影创作毕竟包含着文学过程和艺术过程，最终的影片也应该体现出文学价值；故而，重视电影文学诸种样式的创作，并进一步加强对它们的理论研究，使之能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对于确保并提高电影创作生产的质量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发展，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原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5期）

【注释】

[1]载《明星月报》第1卷1期，1933年5月出版。

[2]载《明星月报》第1卷3期，1934年1月出版。

[3]连载于1940年9月4日、9月25日、10月9日、10月30日重庆《扫荡报》。

[4]载1941年4月12日重庆《扫荡报》。

[5]连载于1939年12月10日、12月17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6]连载于1941年2月23日、3月2日重庆《国民公报》。

[7]载1938年10月2日成都《华西日报》。

[8]载1940年6月2日《州日报》。

[9]载1941年《广州电影》的《东亚之光》特辑。

[10]载重庆《时事类编》1938年第27期。

[11]上海启智书局1937年6月出版。

[12]上海大众影讯社1941年5月出版。

[13]重庆当今出版社1943年9月出版。

[14]载《电影小说》第1期，1948年4月出版。

[15]载《电影小说》第2期，1948年5月出版。

[16]载《电影小说》第3期，1948年5月出版。

[17]载《电影小说》第6期，1948年7月出版。

[18]载《电影小说》第7期，1948年7月出版。

[19]载《电影小说》第12期，1948年10月出版。

[20]载《电影小说》第23期，1949年3月出版。

[21]载《电影小说》第25期，194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