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考察的是一種與避諱相關，但實際上不屬於避諱的情形，即因避諱而改名。文獻中所見避諱的實例，以涉及皇帝之諱的爲多，涉及人名地名改易的爲多。前者很易於理解，因爲皇帝之名是所有人的諱字，當然易於發現其例。後者何以多見，前人則往往不加留意。
避諱更名，尤其是官名、地名的更易，雖然也需要詔令證明其合法性，但這種詔令與頒諱之詔是不同的。前文提到的東晉孝武帝初關於鄭太妃諱的討論中，王彪之議文還説：“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令知官名之改，非頒下令人皆諱之也。”[47]王肅《已遷主諱議》也辨析避諱與因諱更名的差别：
《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48]
因此，改名的理由雖然是避諱，但一旦改名，就和其他因爲各種原因而改名的情况一樣，不再與避諱有什麽特殊關聯了。不過，這種差别在當時就經常被混淆，所以大臣們才會在議文中屢次特加强調。後人研究避諱時由此生出的誤解更多。
一般爲了避諱而採用替代字，都有比較固定的選項，或同義，或同音。出於避諱的改名也會採取這樣的方式，如前文提到東晉避鄭太妃“春”字諱，將不少地名之“春”字改爲“陽”。除此之外，因避諱改名還具有“改名”的意義，除了要注意規避諱字，還要考慮到新名稱也將長久行用，因此也常常不拘泥於頒諱時給定的替代字，有時會改用其他已有的相關稱謂，有時會另取新名。例如《晉書》載“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毗諱，改爲晉陵”[49]，就顯然不是因爲“晉”、“毗”二字有什麽關聯，而是由於“晉”字是國號，以此字作爲東海王世子毗之國名，顯示了對東海王的尊重。又如三國時避孫權祖諱改蔣山爲鍾山，《通鑑》胡注云：
蔣山，即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吴太帝爲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余謂孫權祖亦諱鍾，當因是改也。[50](www.xing528.com)
這一改名也有很複雜的考慮。再如同是孫吴的例子，避景帝孫休名改休陽縣爲海陽縣[51]，雖然現在已不知道具體原因，但也不是由於“休”與“海”字有特别聯繫。
對於人名來説，遇有與國諱相重、或與其他經常接觸的諱字相重，也需要改避，較爲常見的辦法是改以字行，或稱小名。《經史避名彙考》認爲“六朝人凡名犯帝諱者，即以字行，不復更名，自仲德兄弟始也”[52]，王建指出這種做法在東晉已能見到，毛穆之因爲與晉哀帝皇后同名而改以字行。[53]東晉也有直接改名的例子，如虞預“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54]。和上舉的很多地名一樣，這也不是簡單的同訓代换。
與此相關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名號改易的這種靈活性特點，只限於當時確實施行的改易，而不包括後來史書作者（甚至刊行者）的改易。如前人曾以蒯徹避漢武帝改名蒯通，司馬遷避父諱改趙談爲趙同之例，推論“漢代以來，人們爲了避諱所採用的主要方法是改字（指改變所用漢字）”[55]。但蒯徹是漢初人，他生前没有避諱的問題；趙談改趙同是司馬遷家諱，趙談本人并不需要改名。這樣的話，就不算是真正的人名之更改。
總之，關於因諱更名，有必要重視它除了與避諱的關聯外，本身屬於一種改名行爲。因此在發布的方式、改動的方式、改動的影響等方面，都與一般的避諱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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