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坤《歷代避諱字彙典前言》將避諱定義爲“由於封爵禮制、禮俗的規定、約束，或出於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稱尊長名字，以至諱用與尊長名同或僅音同之字”。[2]古人所説的“諱”是很複雜的概念，但若作最基本的區分，就應是“不敢直稱尊長名字”與“諱用與尊長名同或僅音同之字”這兩個範疇。前一個範疇也可以説是一種稱呼禮節，而後一種才是比較嚴格意義上的避諱。實際上，很多時候人們談及避諱僅指後一種情形，甚至《辭源》對“避諱”的釋義也是如此。[3]它們最基本的區别，一是避諱的情形與方式：前者是僅限於要稱呼某人的情况下，禁忌直呼其名；後者則廣泛存在於言語的各種情形中，是對該名所用文字的禁忌——一切場合下都不使用這個文字。同時，這兩種避諱涉及的人物關係也不同：前者既然是禮節，就廣泛存在於各種涉及等級尊卑的人物關係間，如下級官吏對首長，年幼者對年長者，親族中輩份低者對輩份高者，奴婢對主人，女性對男性，等等；後者涉及的人物關係則窄得多，只有兩種情况：一是爲特定範圍的親屬避諱，二是詔書法令所規定的國諱，通常是指皇帝皇后之諱。這些差别雖然説起來很清楚，但由於這兩種情形本身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名稱上也没有截然區分，一到具體事例上，便難免發生混淆與誤解。因此下文結合實例再對它們的區别與聯繫進行討論，爲叙述方便，將這兩種“諱”分别稱爲避免直呼其名的“稱呼禮節”和狹義的避諱。
中古時期有不少故意犯對方之諱，以争高下的故事。這類故事中往往同時存在“稱呼禮節”和“狹義避諱”兩種意義上的冒犯。如《世説·排調》：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唤奴父名。’”[4]
庾爰之（園客）拜訪孫盛，只見到了孫盛的兒子孫放（齊莊），他們的對話有兩回合。庾爰之先是當著孫放的面直以姓字（孫安國）稱其父，孫放也如法炮製直接以庾爰之之父的姓字作答，這屬於稱呼禮節問題。“安國”并不是孫放須避之諱，但作爲兒子，在稱呼父親時不可能直接稱爲“安國”，那麽與他進行對話的第三者理應配合，也不使用這樣的稱呼方式，所以人們一般以“尊君”、“令尊”等語稱呼對方的父親。庾爰之的第一次發難被照樣打回，遂更進一步，答以“諸孫大盛”。這句話的意思已經與孫盛其人無關，但用字却相同，屬犯諱，是比臨子字父更加無禮的做法。孫放再次還擊，“翼”是庾爰之父諱，而“翼翼”爲繁盛之意，他因此“重唤”庾爰之父名，準確説是兩次觸犯庾爰之之諱。
又《南史》載劉悛向謝瀹勸酒：
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5]
勸酒之際，劉悛對謝瀹説出了“謝莊兒”，也就是對著兒子直呼其父之名。謝瀹的回答直接升級爲犯諱，“流湎千日”與劉悛父劉勔的姓名同音。以上兩例，都是從違背稱呼禮節發展爲觸犯對方家諱，由此也可以感到古人對於作爲稱呼禮節的避諱與狹義的避諱，往往是一體視之。
與“臨子字父”類似的事情還有“臨臣字（名）君”。《三國志·蜀書·馬超傳》注引《山陽公載記》：
（馬）超因見（劉）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并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6]
王建曾據此例推測三國時不僅諱名，且亦諱字，但他也對張飛字“翼德”與劉備字“玄德”重複感到不解。[7]其實，關張之意只是不接受馬超當面以字呼劉備，并不是要使“玄德”二字成爲狹義的諱字，張飛字翼德當然也没有問題。
又《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www.xing528.com)
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争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8]
郡督軍在争吵中直呼太守之名，由太守辟命的督郵便挺身而出，道理和關羽請殺馬超是一樣的。禮節的問題往往没有一定之規，而要憑藉臨場發揮，而争得禮敬的一方頗以此爲驕傲。以上所舉的例子其實都含有對當事人的褒揚，因爲他們作爲晚輩、下級，可以積極地爲自己的長輩、主上争取得到對方禮敬。
作爲稱呼禮節的諱名還有一種典型的情况，即中古時對位極人臣者有“贊拜不名”、“奏事不名”等禮遇。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官僚》篇序云：“漢以來，優禮親腎勳舊則有不名，由贊拜而奏事、而詔書，及尋常稱謂，舉字若官，每進有加，要皆異數。至於所屬吏民，義無指斥。”[9]該篇搜集的多是贊拜、奏事不名，君以字或“某公”呼臣一類的例子。嚴格來説，這些都屬於稱呼禮節的範疇。
《通典》卷一〇四載有一份東晉的《上表稱太子名議》，緣起是“（東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10]。此處的議題實爲討論臣下應如何稱呼太子，而非太子之名是否是臣下之諱。《通典》記載（節選）了臧燾、徐乾、徐邈的議文，他們所引據的經文，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在其他關於狹義避諱問題的議文中也經常被使用。但議文援用經文的尺度通常較寬，引證今比則更要求情况貼切。可以發現，中古議文將稱呼禮節和狹義避諱一概而論，一般只是在援用經文時，但列舉近世前比則很少混淆。例如《通典》此處提及近世前比是：“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當時議文在這些問題上對經典、近比使用的尺度差别，正反映出稱呼禮節與狹義避諱既相關、又存在區别。
這種關係可以溯源到上古時代。王建注意到經學中有“不生名”或“不名”的説法，如《禮記·曲禮下》“諸侯不生名”，孔疏云“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相見，祗可稱爵，不可稱名”，《曲禮下》又謂“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對於無能或無道的諸侯，不再給予他們“不名”的尊重。王建僅重視上古的“不名”與“諱”之間有對象爲生者或死者的差别[11]，其實它們的區别還在於是僅限於稱呼其人的場合，還是完全避忌該字。在這一意義上，經文中的“不生名”和中古時代的“贊拜奏事不名”一致。
魏高貴鄉公死後無子，由燕王宇之子曹奂繼立。關於是否應待燕王以不臣之禮，有司奏曰：
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燕覿之敬”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12]
可以發現，這裹同時列出了燕王宇如何自稱、各種場合下如何稱呼燕王宇，以及關於避“宇”字諱的規定。“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一句，雖然將對燕王的稱呼禮節與避諱規定列在一起，但前者叫作“不得稱王名”，後者叫作“不得觸王諱”，有明確的區分，而且用詞也與經書的“不名”及“諱”對應。
綜上所述，作爲“稱呼禮節”的避諱與狹義的避諱有明確的區别，即前者僅限於稱呼的場合，此外則無需避忌相應文字。在以上討論中已經提到，有不少屬於這種情况的事例被籠統視爲避諱，從而引出了魏晉時將“名”與“字”所用的漢字全都作爲諱的觀點。現在我們知道這種推論有誤，那麽魏晉時代是否存在這樣的現象呢？
一方面，三國時避字的例子雖然有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元宗改名[13]，但尚屬個别，可能有特殊緣由。目前還看不到三國時以“字”所用漢字爲諱的明顯證據。另一方面，前人認爲漢代不諱字。但漢代以字稱呼長輩的例子只有袁種稱叔父袁盎之字“絲”和班固稱父爲“叔皮”，袁種之事周廣業已辨云：“古人雖不諱字，然叔父之尊，理無面斥。觀其兩稱‘絲’，又兩稱‘君’，蓋瀕行，迫切至情，以危言馳告之，冀動其聽，乃禮之變，非正也。”班固以“字”稱父，恐怕是因爲他爲漢作史而不宜過分尊重己親。可以作爲對照的是司馬遷《史記》“爲一家之言”，就完全尊稱其父爲“太史公”，未見稱字者[14]，這應是當時人尊重長輩的一般狀熊。因此筆者認爲，從漢到魏晉對“字”的熊度很可能并未變化，在晚輩稱呼長輩時一般不直斥，但也無需像“諱名”那樣完全避免使用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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