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一清與李夢陽的交友及其重要性

楊一清，字應寧，號邃庵，别號石淙，祖籍雲南安寧，鎮江府丹徒（今江蘇鎮江）人。成化八年（1472）進士，授中書舍人。弘治四年（1491），出任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銜任督理陜西馬政，留意邊事，嚴禁奸商以私茶易馬，選卒練兵，加强武備。武宗即位，命爲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制。後以忤宦官劉瑾去官。安化王朱寘鐇叛，復起一清爲總制三邊軍務，討平之。又與張永合謀誅殺劉瑾。擢户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户，又進少傅、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正德末致仕歸鄉。世宗嘉靖三年（1523）調任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再掌三邊總制。尋繼費宏爲内閣首輔。後遭張璁誣陷，落職，疽發背卒。著有《關中奏議》、《石淙類稿》、《石淙詩集》。《明史》本傳稱其“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1]。一生三次總制西北軍務，邊境得以安定。卒後數年，世宗追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四、雷禮《國朝列卿紀》卷一二、查繼佐《罪惟録》“列傳”卷之一一上、《明史》卷一九八等有傳。由於身份特殊，楊一清一生交友甚多，“門生遍天下”^[2]，而其與文學家李夢陽的交游頗有意味。

李夢陽是明代文學流派“前七子”領袖，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詩人。他小楊一清十九歲，却比楊一清早去世半年。二人的交游始於弘治年間。弘治“四年辛亥，公年二十歲。長子枝生，公諧左宜人歸慶陽。時大學士邃庵楊公一清爲督學憲副，見而異其才，延之門下，日從講肄，公爲賦《邃庵辭》”^[3]。夢陽在《邃庵辭》小序中説：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静幽紆，左圖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庵而稱邃焉。愚也竊嘗慕之，而未獲游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鄉邦士摳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庵中諸子，卒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弃。

從此文可知，楊一清在京都的邃庵聚集了許多青年才俊，夢陽也很嚮往，但他尚未得機會從其問學，直到一清成爲陜西學政的時候才有幸隨其學習。據此，楊一清實爲李夢陽的恩師。弘治五年，夢陽參加陜西鄉試，高中榜首，成爲此年的解元，時任陜西提學副使的楊一清慧眼識珠，對於夢陽高中早已有所預料。明人李開先記載其事甚詳：

崆峒自河南扶溝赴陜西鄉試，即爲丁紳太守所許，薦之邃庵楊提學一清，邃庵驚嘆以爲當以文章名天下。薦之者雖丁守，而知之尤深者則邃庵也。與鳳翔張鳳翔稱爲“二杰”。西涯曾貽書邃庵曰：“近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潜乎？”邃庵復曰：“若無李、張二生，潜不後矣。”及見試録，崆峒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稱曰：“邃庵果是知人。”^[4]

因此可知，李夢陽進入仕途與以後的成名與楊一清頗有關係。

弘治六年，李夢陽順利考中進士，不幸，其母與父相繼去世，楊一清遂爲李夢陽父親撰寫了《墓志銘》。李東陽《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户部主事李君墓表》云：“慶陽李君惟中以教授卒于家，友都御史楊公應寧爲銘以葬而墓道未表，後君以子夢陽貴，贈承德郎户部主事，夢陽乃請于予，且出其所自爲狀。”^[5]楊公應寧，即楊一清，但可惜此文已佚。丁憂六年後，李夢陽入朝任户部主事。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初年，李夢陽高揚“復古”大旗，力圖一掃詩壇萎靡的“臺閣”詩風。他將楊一清及李東陽奉爲明代中葉詩歌革新的先驅：“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發回千鈞。”^[6]認爲他們是挽頹波、開新風的詩壇宗師。楊一清也誇贊李夢陽的創作才能，他在《讀李進士夢陽詩文喜而有作》中對夢陽的詩贊賞有加。

正德三年（1508）春夏，夢陽因參與彈劾大太監劉瑾被繫錦衣衛獄。據《國榷》卷四六載：楊一清於正德二年受劉瑾陷害而致仕。卷四七又載：正德三年四月，楊一清又被誣以“築邊太費”遭逮捕，由於重臣王鏊、李東陽在武宗面前竭力申救，楊一清才得釋放歸。夢陽聽聞此事，在獄中作《在獄聞余師楊公誣逮獲釋踴躍成咏十韵》，詩中感慨吟嘆：

六苑中丞府，三邊大將旗。先皇親授鉞，報主獨搴帷。朔漠威名壯，風霜鬢髪衰。功高元避賞，道大不容時。丞史輕周勃，朝廷重子儀。未論遭鵩鳥，先已縱塗龜。北固潜夫早，東山起謝遲。蛟龍没海闊，日月倒江垂。杖屨金山寺，文章鐵瓮碑。終頒陸贄詔，四海漸瘡痍。^[7]

詩中有對楊一清的高度褒獎，有對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平，也有對朝廷的失望及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正德五年，劉瑾被誅。六年四月，朝廷起夢陽爲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在江西辦學興教，卓有成就。但却受到御史江萬實等誣陷獲罪，正德九年下廣信（今江西上饒）獄。史稱：(www.xing528.com)

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汹汹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争之，始得白。^[8]

何景明在其信中説：“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毁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9]幸得何景明、楊一清相救，李夢陽才得出獄，四月歸南昌，解職閑住。

正德十年，已返回開封閑居的李夢陽，受楊一清委托，爲其校訂評點《石淙詩稿》^[10]。按《李空同先生年表》：“十年乙亥，公年四十四歲。邃庵楊公以詩文集寄公，命爲删定，公爲作《石淙精舍記》。”^[11]先此楊一清寄書：“拙稿爲好事者所刻，蕪雜不足觀，亦無倫次，誠木灾且播醜惡於人。既止之不得，亦欲借是以備遺忘，俟教於名家鉅公。自西涯之後，非吾獻吉莫可托此。昨承面諾，希乘暇披閲，存其可者而去其不可者。有當君意處，批教數語。”^[12]可見其對李夢陽的信賴。

李夢陽評點之《石淙詩稿》今存。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著録有《石淙詩稿》，其版本解題云：“日本東京内閣文庫藏明嘉靖刻本，作《石淙詩稿》十九卷，《文稿》十四卷。天津圖書館僅有《石淙詩稿》十九卷，其卷十七後别有《督撫稿》第二卷，合之則爲二十卷。卷一題‘門生北地李夢陽評點’。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邊。前有庚午（正德五年）自序。……卷十八前有嘉靖七年戊子方鵬序云：‘凡公之詩，門生孫思和育析之爲數類，統之爲《石淙詩稿》，梓行於世久矣。此曰《玉堂後稿》者，蓋續刻也。’知係陸續刊版，彙印爲此本。……《存目叢書》據以影印。”李夢陽編校評點《石淙詩稿》前十七卷，共計450句評語，高度稱贊楊一清的詩歌成就，認爲其詩内容憂國憂民，風格沉鬱蒼凉，有盛唐及杜甫詩歌的風味；感情真摯動人，寫景高妙傳神，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如贊其《次李獻吉贈張宗義韵》爲“細潤之作”^[13]。又如卷四《殿撰康德涵謁予平凉行台》七律二首後，李夢陽評曰“二詩深穩”。後夢陽以校評的《石淙詩稿》示一清時，他回信説：“獻吉，須溪筆也，當箋杜詩乃稱，鄙作何足以煩郢斤，然西涯不可作，非獻吉似無可托者。得教，大喜過望，敬服，敬服。顧其中見恕尚多，心知德愛，亦正不須避忌。”^[14]對李夢陽的編輯與評點表示欣慰，并贊揚其校訂評鑒水平。李夢陽年齡雖輕，但在當時已是文壇領袖，文名尤盛，因此，其評點使楊一清詩歌聲譽與成就得到進一步提升與傳播。

楊一清對李夢陽的詩歌水平也一直贊賞有加。據其生前所編《督府稿》之《再與獻吉憲副》稱：正德十一年（1516），楊一清第二次致仕，在返京口（今江蘇鎮江）途中，曾在中牟（今屬河南）作短暫休息，當時得到李夢陽托人饋贈的詩集，稱嘆道：“舟中取《崆峒集》閲之，真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焉者，不圖先秦古文復見今日，乃知近之學古文者之無所得也。文而若此，何病於學古哉！樂府歌辭，直超兩漢，上得風人之意，六朝而下，弗論也。”^[15]最末一句對李夢陽的樂府歌辭極盡誇贊之能事。

嘉靖三年（1524），楊一清被起用，復任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李夢陽作《奉寄邃庵相公之作》：

征書北闕朝朝下，不見東山起謝安。黄閣兩朝心自赤，蒼生四海泪曾乾。雲霄桃李猶門徑，歲月絲綸只釣竿。舟楫願公長好在，風江日夜有波瀾。^[16]

前四句叙述楊一清被朝廷起用，實至名歸，於國於民皆是好事；後四句又轉而爲自己的老師不能像隱者一樣悠閑生活而惋惜，并擔心江湖波瀾使自己的老師再次受到傷害。果不其然，至嘉靖八年受重臣張璁排擠，楊一清第三次致仕，以致病卒，時爲嘉靖九年。卒後數年，世宗才爲其復官、賜謚。

李夢陽在正德九年至嘉靖五年間給楊一清所寫書信有十封，時其已從江西任上解職，經襄陽返回開封“閑住”，書信中主要是談其江西被誣罷官的經過以及校訂評點《石淙詩稿》之事。從“大制三册，勘校各畢，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17]看，至嘉靖五年，《石淙詩稿》的校評工作已告一段落。嘉靖六年後夢陽生病，嘉靖八年（1529）八月，赴江南就醫，即住楊一清京口寓所内，有《京口楊相國園贈五岳山人》詩爲證：“遠客乘秋至，名園水竹分。林寒番易雨，池静合偏雲。卧疴思知己，逢君愜素聞。蕭蕭緑雲裹，誰解有論文。”^[18]描寫楊園的清雅環境與見到友人的喜悦心情。五岳山人係黄省曾，也是夢陽的私淑弟子。此時楊一清似尚未返家，惜二人未能謀面，夢陽返開封不久，一清即遭解職，是年冬，夢陽離開人世，楊一清也於次年去世。二人的離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考察楊一清與李夢陽的交游，筆者以爲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第一，如果没有四朝名臣楊一清的獎拔與提携，李夢陽難有日後的文學成就與地位；同樣，没有李夢陽爲《石淙詩稿》作評點，楊一清的詩歌成就也容易被淹没而不彰。二人均爲明中期的關鍵人物，一爲政治人物，一爲文學人物，二人的交往，也説明明代政治與文學互爲因果的關係。第二，楊一清對於明中期復古文學的興起有所作用。李東陽是當時文壇“茶陵派”的代表人物，清人稱：“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19]李東陽對復古派的崛起與文學思想的形成具有積極影響作用，如前所述，楊一清是在李東陽與李夢陽之間搭起橋梁的關鍵人物。李夢陽在弘治年間中進士之後的文學，首先是受到李東陽的影響，他早期的樂府古體詩創作即是最好的反映。有學者指出：“李東陽的詩學論見由素爲館閣所重的經世實用觀更多回歸到詩歌本體問題上展開闡述，乃至在後面的分述中，我們將進一步看到它與李、何諸子有關論見不乏相通之處，這意味著對於李、何等人來説，李東陽的文學趣味中相對保留了讓他們可以接受的空間。”^[20]又有學者進而指出茶陵派與復古派的關係：“在文學方面，一方面，他們確實受到了李東陽及茶陵派的啓發。他們的許多觀點，就是直承李東陽的主張而來的。正是靠李東陽等人開始清掃近世詩壇的迷霧，把人們的目光重新引到宋元以前，前七子才得以漸漸深入以至後出轉精。”^[21]正是在“茶陵派”文學觀基礎上，李夢陽逐步探索并提出“格古”、“調逸”、唐以後詩不足觀等觀點，以至於在正德年間成爲文壇領袖之後高舉復古大旗，帶領一批文人倡言學習先秦兩漢文、六朝盛唐詩。第三，《石淙詩稿》評點是李夢陽文學理論的進一步體現。李夢陽是弘治、正德時期復古文學的領袖，他對楊一清《石淙詩稿》的校訂評點，是明人評明詩的代表性作品，是研究明代詩歌批評史的重要資料。“正是通過他精當的評論，楊一清的思想、性格及詩歌特點都更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後人在研究楊一清詩歌藝術時有據可依、有章可循，在研究李夢陽甚至前七子的詩學主張時也多了一些比較充分的理據。”“他對《石淙詩稿》的點評實際上可視爲其文學主張在理論批評方面的具體化”^[22]。第四，明代復古文學運動始於弘治時代，盛於正德、嘉靖年間，而李夢陽則是“前七子”中最早舉進士者，隨後的一批批進士文人逐漸加入文學復古運動，形成强大的弘正作家群體，掀起了明代文學發展的高潮，這也與楊一清的支持、鼓勵與幫助分不開，進而説，楊一清對弘正文學有重要影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