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鹽商的生存戰略及其在跨區域紐帶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以鮑氏家族在棠樾的慈善工程爲個案研究，探究了鹽商與其在徽州資助的與宗族相關的實物之間的動熊關係。對這些精裝的族譜、精巧的建築、精美的石刻、精緻的拓本的物質特徵的分析揭示，這些慈善工程本質上是一種奢侈消費形式。這些工程的完繕不僅僅要求財富上的優渥，其中一些甚至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藝術品位的追求。因此，鮑氏商人資助這些工程的動機已超越了單純的慈善和建立道德名聲的的需求。這些富麗的建築和石碑使鮑氏商人得以在其家鄉徽州當地公開展示了其財富和政治特權。

然而鮑氏商人的視野却不僅僅局限於徽州，對於這些實物自身歷史（life history of these objects）的追溯則進一步顯示了鮑氏商人利用這些實物建立并鞏固他們與江南城市中心，尤其是入仕名流的關係網。鮑氏家族模仿漢代雕刻孝義故事的畫像石，將龍山慈孝堂改造成了包含繪畫和石刻的文化意象。而義田，從另一方面來説，則被用來作爲增强社交的藝術手段，换言之，鮑氏商人巧妙操控著這些實物的社會意義和隱形内涵，包括儒家道德、學術興趣以及藝術品位，并與士大夫們分享共同興趣并得以尋求和擴大超越血緣和地域的聯繫。

前人學者已經意識到徽州鹽商與江南城市文人的交際，這一案例研究則揭示了鮑氏意欲維持和鞏固他們與朝廷官員紐帶的意圖。這一有關鮑氏商人在桑梓地區的義舉的研究展示了鹽商、鹽專制系統以及徽州奢侈文化産品之間的複雜關係。從根本上來説，鮑氏家庭資助的宗族工程的基礎源於他們通過總商制度與朝廷建立的聯繫。鮑志道利用總商身份迅速積累的財富和政治力量使他能夠捐助家鄉的宗族建設。另一方面，鹽商通過在徽州地區的捐助發展了他們的人脉，并進一步鞏固了他們與朝廷官員的聯繫。因此，鮑氏商人的案例代表了徽州鹽商們廣闊的生存形熊，而這一形熊正是這些商人利用一系列實物苦心孤詣建構起來的。

最後，對於鮑氏商人在徽州慈善工程的細緻研究也强調了鄉村地區在奢侈消費上的重要性，當鮑氏商人把在揚州積累的財富花費在家鄉棠樾的宗族建設時，他們即在偏遠農村地區進行了奢侈消費并推進了資本流通。同時，這些投資也使他們鞏固了與江南和北京的社交網，并在這兩個圈子内不斷提升著他們的名望。相比前人以城市爲出發點來考察揚州鹽商與其桑梓關係的研究，本文則以徽州農村爲中心，討論各種關係和網絡是如何展開的進行。正是通過將他們在徽州宗族的捐助行爲轉化爲一種奢侈消費，鮑氏商人建立了與北京和江南都市地區名流的互動。可以説，徽州已成爲了商人們建立其跨區域紐帶的重要場所。

（作者單位：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歷史系讀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注释】

[1]有關慈孝堂的重建的具體情况，見〔清〕鮑志道《龍山慈孝堂銘并序》，〔清〕鮑勳茂《題龍山慈孝堂序》，均收録於〔清〕鮑琮《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1805年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宣忠堂支譜》）卷二二，第18—19、26頁。及鮑樹民、鮑雷《坊林集》，安徽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1頁。

[2]有關明朝中早期徽州宗族制度的發展的討論，見Joseph McDermott，The Making of a New Rural Order in South China：Volume I：Village，Land，and Lineage in Huizhou，900—16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69—234.

[3]根據韓德林的觀點，學者和商人一邊通過建造精美的園林公開展示他們的財富，一邊投入慈善來資助他們的宗族。Joanna Handlin Smith，“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 Ming Kiangn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74—77.1992.

[4]在下文的叙述中，“鮑氏家族”指的是鮑志道的直系和近支的男性血親，包括其弟、子、侄、孫。關於鮑志道的更多資料，見劉淼《徽商鮑志道及其家世考述》，《江淮論壇》1983年第6期，第58—67頁。

[5]《宣忠堂支譜》卷三。

[6]見〔清〕張登鑣《鮑先生傳》、〔清〕汪志達《朝議大夫鮑君聖若傳》、〔清〕范來宗《朝議大夫鮑君家傳》，及〔清〕鮑志道《先母鄭太淑人行略》，《宣忠堂支譜》卷二一，第14頁下—15頁下、16頁上—17頁上、19頁下—20頁下、20頁下—21頁下。

[7]〔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校《揚州畫舫録》，中華書局，2004年重印本，第296頁。又見鮑志道傳記於《兩淮鹽法志》（1806年刊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藏）卷四六，第36頁，及《宣忠堂支譜》卷一〇，第7頁下—9頁下。

[8]譯案：第一章主要闡釋了總商制度及徽州鹽商與皇室的關係。

[9]〔清〕王芑孫《忠腎大夫肯園鮑公行狀》，《宣忠堂支譜》卷二一，第21頁下—24頁下。

[10]鮑志道當時早已成爲總商并頒布《津貼志》來保障商人家庭的基本生活。《兩淮鹽法志》卷四四，第7頁下。

[11]《宣忠堂支譜》卷一，第27頁上。

[12]見鮑志道的傳記，《兩淮鹽法志》卷四六，第35頁上—35頁下。

[13]硃批奏摺04—01—02—0074-011。（本章所引奏摺，如不特别注出，都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4]1811年，鮑有恒捐款30萬兩白銀用於淮河堤壩修建。見阿克當阿奏摺奏於1811年2月21日（嘉慶十六年一月二十八，硃批奏摺04—01—35—0635—078）；1811年3月28日（嘉慶十六年三月初五，硃批奏摺04—01—05—0128—006）。

[15]百齡奏摺奏於1813年10月13日（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硃批奏摺04—01—01—0547—027）。事實上是一位名爲童友清的商人意圖敲詐鮑氏以攫取錢財。

[16]三份皇家誥敕記載了這一事件，分别於1804年4月17日（嘉慶九年三月初八），1804年5月11日（嘉慶九年四月初三）和1804年5月21日（嘉慶九年四月十三）。這些誥敕載於《宣忠堂支譜》，卷一，第32頁。這些誥敕同樣被刻於石碑并置於棠樾祠堂之内。

[17]《宣忠堂支譜》，卷一，第35頁下。

[18]阿克當阿奏摺奏於1811年3月28日（嘉慶十六年三月初五，硃批奏摺04—01—05—0128—006）。

[19]《宣忠堂支譜》記載了許多表彰鮑勳茂表現及他爲朝廷所作貢獻的誥敕，這確實鮑志道家族帶來了榮譽。

[20]鮑志道的事迹，見《宣忠堂支譜》，卷十，第7頁下。

[21]見〔清〕鮑琮《宣忠堂支譜序》。

[22]見Michael Szonyi，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55.有關徽州族譜撰寫的研究，見McDermott，The Making of a New Rural Order，pp.96—99.有關徽州鹽商族譜撰寫個案研究，見卜永堅《清初歙縣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構》，《史林》2004年第5期，第52—61頁。有關棠樾鮑氏的活動，見趙華富《歙縣棠樾鮑氏宗族個案報告》，《江淮論壇》1993年第2期，第77—84頁。

[23]Michael Szonyi，Practicing Kinship，pp.27.

[24]Johanna Meskill指出：“‘房’通常被認爲是始祖的子孫們根據目前居所所創立的，因此‘房’的分割往往發生在第二代血脉最近的血親中，通常可以上溯到最近一世的十世或二十世以前。”Johanna Meskill，“Chinese Genealogy as a Research Source”，in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Maurice Freeda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50.在鮑志道的族譜中，鮑象腎的曾孫分立三房，故“房”的分割發生在第四代。

[25]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已經對中國家族系統進行廣泛的研究。但是，當歷史學家們吸收了人類學術語和概念時，“脱離對其生活信息的瞭解而去研究家族會産生許多特殊問題。”因此，歷史學家需要對這些術語“做一些調整”。James Watson，“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China Quarterly 92：589—622.1982.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Waston，Introduction to 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ed.Patricia Ebery and James Wats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15.在這一章，我引用了Ebrey和Waston的序，以下術語根據被討論群體的規模，從大到小依次爲：族，堂，房，家，每個術語的意義在文中已解釋。有關鮑氏宗族的更多記載，見鮑光純《棠樾鮑氏三族宗譜》（1760年刊本，上海圖書館藏）及《宣忠堂支譜》。有關鮑象腎的資料，亦見劉淼《徽商鮑志道及其家世考述》。

[26]〔清〕鮑光純《棠樾鮑氏三族宗譜》。

[27]鮑志道在此處的選擇凸顯了族譜寫作的普遍策略——始祖的創造，追尋祖先的血統是明清族譜寫作的普遍模式，一些有關始祖創立宗族的傳説往往被用來分配住所和産權。見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 15，no.1：7.1989.

[28]〔清〕鮑琮《凡例》，《宣忠堂支譜》，第4頁上。

[29]鮑志道和鮑琮均爲編撰者，因此他們每人各得一份複本，而鮑志道幼弟鮑啓運得到一份複本是因爲他捐置了義田，另一份複本爲鮑志道之孫鮑勳茂所得，因他在京城爲官。根據鮑琮的記述，宗族决定給鮑勳茂一份複本，是爲了幫助他瞭解在徽州的宗族事務。見〔清〕鮑琮《凡例》，《宣忠堂支譜》，第4頁上。

[30]相對以前的族譜，這份支譜也做了一些改動。比如删除了原姓，原祖，本宗等分類。它也删除了節烈一章，而是將女性的行爲記録在她們自己的傳記裹面。鮑琮的《凡例》也記載了新支譜所作的變動。

[31]〔清〕鮑琮《凡例》，《宣忠堂支譜》，第1頁上—2頁上。

[32]其他一些歙縣鹽商也編撰了相似規制的族譜，例如，槐塘程氏族譜長354毫米，寬262毫米，版框長274毫米，寬220毫米。見〔清〕程啓東《新安槐塘程氏顯承堂重續宗譜》（1673年刊本，上海圖書館藏）（譯按：原書第268頁作“槐堂”，當爲“槐塘”）。潭渡黄氏族譜族譜長373毫米，寬232毫米，版框長280毫米，寬200毫米。見〔清〕黄臣槐《潭渡孝里黄氏族譜》（1731年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33]Xu Xiaoman（徐小蠻），“Preserving the Bonds of Kin：Genealogy Masters and Genealogy Production in the Jiangsu-Zhejiang Area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w，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348.

[34]張秀民指出，在紹興或常州製作的族譜底板往往要比其他地區的規格更大，有的長達460毫米，寬達370毫米。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1—602頁。

[35]就族譜的製作費用，筆者認同徐小蠻將製作費用分别用於雕刻排字、印紙、印刷、裝訂以及其他如墨水、裝訂綫、書衣、木質書套等其他材料的分類。徐小蠻認爲用於其他材料的花費不會超過總支出的6%，他同時指出“因爲印刷和裝訂是圖書製作過程中技術含量較低的工序，”他們只占總開銷的一小部分而已。參見Xu，“Preserving the Bonds of Kin”，pp.352—357.引文於第356頁。

[36]Xu Xiaoman，“Preserving the Bonds of Kin”.pp.355.

[37]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629頁。

[38]吴展《中國古代家譜中的木活字應用》，《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第75—77頁。

[39]陳瑞《明代徽州家譜的編修及其内容與體例的發展》，《安徽史學》2000年第4期，第23—27頁。

[40]張秀民對浙江專業族譜製作者進行過討論。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600頁。

[41]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族譜，盛清時期有相當數量的徽州族譜採用雕版印刷法製作，直到清末民初，活字印刷製作的族譜的數量才超過雕版印刷製作的族譜，可以説，徽州人用雕版印刷製作族譜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由於族譜製作的主要資助者是徽商，故這些偏好反映了他們製作高質量族譜時的普遍傾向。鮑志道通過製作和印刷族譜來彰顯財富的行爲也代表著這些徽商的普遍選擇。

[42]Son Suyoung，“Publishing as a Coterie Enterprise：Zhang Chao and the Making of Printed Texts in Early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31，no.1：111.2010.（譯按：原書Coterie作Coterior，當爲Coterie）

[43]Xu Xiaoman，“Preserving the Bonds of Kin”.p.355.

[44]由於那些刻工很少在他們的作品上留名，因此很難確定爲鮑氏支譜雕刻底版的確切人員。

[45]族譜中的某些記載起到類似於合同的作用，以明確鮑志道家族與當地其他家族的關係。例如，新支譜“祀事”一類説明了鮑志道所重修的宣忠祠堂的管理條款，這些條款詳細説明如何將鮑志道所捐義田所得用於祠堂維護，以及如何分配祠堂内三房所佔面積。另有關於鮑啓運和汪四德所捐義田的使用條款。通過捐修族譜，鮑志道的家庭參與了規則製定，從而確保了他們的要求被納入祠堂及義田的管理當中。

[46]〔清〕鮑琮《支譜續序》，《宣忠堂支譜》，第1頁。

[47]鮑志道曾計劃與曹文埴一同建立徽州地方私塾，基於這層聯繫，鮑志道能夠請到曹文埴爲他的族譜寫第一篇序。王芑孫在鮑勳茂於熱河任職時與之結交，1801年，當王芑孫來到揚州，鮑志道向其展示了這份族譜，并請王題序。見《宣忠堂支譜》曹序與王序。有關王芑孫的介紹，見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658—659.（以下略稱ECCP）

[48]見〔清〕陳彦回《慈孝堂記》，收録於鮑光純《棠樾鮑氏三族宗譜》卷一九一，第8頁下—9頁上。故事有另一個版本：在土匪正欲殺掉鮑宗岩和鮑壽孫之時，狂風忽作，塵土飛揚，土匪們以爲有一批士兵正在趕來欲抓捕之，便留下父子二人落荒而逃。對這一版本的其中一種傳言説是鮑宗岩和鮑壽孫因其慈孝受到上天的庇佑。鮑壽孫略傳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氏族典》卷四四三三，中華書局，1934年重印本，第28頁。

[49]鮑志道之父鮑宜瑗（1718—1760）常抱怨自從祠堂遷址到村内後，其龍山頂的舊址難以尋迹，鮑宜瑗的抱怨反映了當年輝煌的事迹甚至開始被族人遺忘。見〔清〕鮑志道《龍山慈孝堂銘并序》，《宣忠堂支譜》卷二二，第18頁下—19頁上。

[50]除《古今圖書集成》中鮑壽孫的略傳外，此事另見〔清〕丁廷楗、趙吉士《徽州府志》卷一五，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3頁下。

[51]〔清〕鮑志道《龍山慈孝堂銘并序》，《宣忠堂支譜》卷二二，第18頁下—19頁上。

[52]〔明〕汪廷訥撰《人鏡陽秋》卷一〇，萬曆二十八年（1600）環翠堂刻本，第34頁。Michela Bussotti對《人鏡陽秋》插圖有所考述，見Michela Bussotti，“Images of Women in Late-Ming Huizhou Editions Lienüzhuan”.Nan Nü：Men，Women and Gender 17，no.1：98—99.2015.

[53]張秀民對仇村黄氏刻工有過相關考述，并命其名爲“徽州學校”，仇村又名仇川村。有關黄氏刻工的更多資料，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356—364頁。(www.xing528.com)

[54]黄國逵之記載見〔清〕黄開蔟《仇川黄氏重修宗譜》卷一（1832年刊本，北大圖書館藏），第25頁上。（作者注：此注在原文有誤，特此更正。）

[55]1811年，黄國達及其他十三名仇村族人出版了一本有關新疆地理的重要著作《西陲總統事略》。黄氏家族還於道光年間刊刻《歙縣志》，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677—678頁。

[56]〔清〕劉大觀《鮑肯園乞題慈孝堂記》，《玉磐山房詩集》卷二，第18—19頁。

[57]Wu Hung（巫鴻），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4.

[58]翁方綱（1733—1818）著有《兩漢金石記》，後阮元（1764—1849）著有《山左金石志》。錢大昕（1728—1804），畢沅（1730—1797）和王昶（1725—1806）同樣對這些新出土的石刻有所鑽研。王昶還在其《金石萃編》中記録了武（梁祠）墓的所有碑刻。見Wu Hung，The Wu Liang Shrine，附録B，第330頁。有關武梁祠的挖掘細節和研究，見The Wu Liang Shrine，pp.4—70.

[59]例如，袁枚就曾在其文章中提到關於武梁祠的畫面想象。〔清〕袁枚《隨園詩話》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頁。

[60]袁枚作爲鮑志道的朋友極有可能向鮑家介紹了武梁祠，他在《隨園詩話》第7卷，第231頁中提到了武梁祠。

[61]跋文載於鮑樹民、鮑雷編《坊林集》，第41頁。

[62]圖畫輕盈便携的特點使鮑志道向遠在揚州的城市名流展示其道德事迹和家族歷史成爲了可能。鮑志道在各種場合向士大夫們展示畫作并邀請他們撰寫詩文。例如，江藩一度從北京南下揚州，并與鮑志道相交游，江藩詩言“示我節行圖”。江藩詩見〔清〕鮑友恪《鮑氏誦先録（上）》（1936年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4，第22頁。

[63]“麒麟”和“凌烟”均爲典故，“麒麟閣”爲漢代始建，漢武帝用來供奉名臣功將的畫像。“凌烟閣”亦作是用。在後來的文學典故中，“麒麟”和“凌烟”被用來比喻男子之功勛卓越，德厚流光。〔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袁枚全集》第1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三六，第883—884頁。

[64]Katherine Carlitz指出“畫中插圖往往包含道德意義。一般認爲，圖像可以進入文字無法觸及的半文盲群體，因此圖像在通俗文學（就像孔子出生時的神奇傳説或者其弟子所描述的奇遇）和通俗歷史（名人故事，王朝更替）中是十分普遍的。”Katherine Carlitz，“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lüZhuan”.Late Imperial China12，no.2：121.1991.

[65]《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上。

[66]《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下—23頁上。楊倫言：“繪圖作記昭此德。”《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3頁下。

[67]《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

[68]《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下。

[69]黄承吉也寫道：“賴得腎孫子，芳名千古留。”楊倫稱贊鮑志道承先志：“榱桷重新，蘋蘩肅祭。”載《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下—23頁下。

[70]〔清〕鮑琮《體源户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1頁下—2頁上。

[71]〔清〕鮑琮《敦本户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25頁下—26頁上。

[72]范仲淹，宋代著名詩人和文人，他首創義田之舉，并將所得用於族中教育和其他需要。通過這些地産，他希望作爲公共財産來福澤族人。

[73]〔清〕鮑琮《體源户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1頁下—2頁上。

[74]《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21頁上—23頁下、39頁下—42頁下。

[75]〔清〕朱珪《鮑氏義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24頁下—25頁上。〔清〕陳大文《鮑氏義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42頁下—43頁下。朱珪傳記見ECCP，pp.185—186.

[76]此碑被置於棠樾鮑氏祠堂。

[77]〔清〕朱珪《鮑氏義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24頁下—25頁上。劉墉傳記見ECCP，pp.536—537.

[78]〔清〕陳大文《鮑氏義田記》，《宣忠堂支譜》卷一九，頁43。我們無法明確鮑啓運是否直接認識這些官員，證據顯示鮑啓運之侄鮑勳茂與這些官員有書信往來。鮑啓運極有可能通過鮑勳茂的關係網來得到這些書法作品。梁書同爲當時翰林院學士兼著名書法家。見ECCP，pp.505.

[79]Kenneth Starr，Black Tigers：A Grammar of Chinese Rubbing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p.3.

[80]Wu Hung，“On Rubbings：Their Materiality and History”，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ed.Judith Zeitlin et a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72.

[81]Kenneth Starr，Black Tigers，pp.32.

[82]劉墉稱朱珪爲“相國”，這是對内閣大學士的尊稱。見《劉石庵相國跋》，《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25頁。

[83]〔清〕朱珪《鮑氏義田記跋》，《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44頁上。

[84]〔清〕朱珪《鮑氏義田記跋》，《宣忠堂支譜》卷一九，第44頁上。“甓齋”爲鮑啓運號。

[85]藏於今棠樾居民鮑樹民家。石刻碑文爲：“計石刻六瑰，揚州城外寶輪寺内萬佛樓前庭中心石板下亦藏一副。”

[86]有關顔真卿書法及背後的政治含義的論述，見Robert Thorp and Richard Ellis Vinograd eds.Chinses Art and Culture，New York：Prentice Hall，2001.Pp.241—242.

[87]“魯公”爲顔真卿謚號，陳大文的記被刻在這組顔體文石碑的最後一瑰，這瑰石碑目前藏於揚州天寧寺。

[88]同上頁注③。

[89]紀昀十分欣喜，故又作一跋來感謝鮑志道。〔清〕紀昀《世孝祠跋》，《宣忠堂支譜》卷二二，頁25—26。鐵保傳記見ECCP，pp.717—718.

[90]〔清〕吴錫麟《龍山慈孝堂圖序》，《有正味齋駢體文箋注》卷一〇，上海錦章圖書局，1931年，第2頁下—4頁上。

[91]袁枚和法式善的傳記，見ECCP，pp.955—957，227—228.

[92]這些詩作被收録在《題龍山慈孝圖》的部分，《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上—23頁下。

[93]江藩是漢代經學的熱烈擁護者，他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這本書包括56位漢學研究學者的小傳。ECCP，pp.137—138.

[94]ECCP，pp.505，715—716.

[95]朱珪傳記見ECCP，pp.186.朱珪寫給鮑勳茂的信，見《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重印本。

[96]ECCP，pp.739.

[97]法式善，官員，學者及詩人。見ECCP，pp.227—228。

[98]ECCP，pp.717—718.

[99]中國歷史學家已經指出，許多名流爲個人或家族的德行撰寫詩文是出於社交義務。見Beverly Bossler，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1000—14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80.

[100]錢東的詩歌是這些詩作中最短的，爲五言律詩。《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3頁下。

[101]此詩爲江藩所作，《鮑氏誦先録（上）》卷四，第22頁上—22頁下。

[102]鮑志道解釋説他重建這座祠堂是爲了實現其父親意圖宣揚祖先美行的遺志。鮑志道，《龍山慈孝堂銘并序》，《宣忠堂支譜》卷二二，第18頁下—19頁上。

[103]〔清〕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二一，第15頁下。〔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袁枚全集》卷三六，第883—884頁。〔清〕法式善《存素堂詩初集録存》（1807年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二，第12頁。

[104]這篇題詞被刻於此硯。〔清〕紀昀《閲微草堂硯譜》（1916年刊本，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

[106]朱珪寫給鮑勳茂的信，見《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重印本。袁枚寫給鮑志道的信，見《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

[107]吴錫麟寫給鮑志道的信，見《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

[108]曾燠將這些詩歌編纂成集，名曰《邗上題襟集》，并加以出版。〔清〕王芑孫《題襟館記》，收録於《惕甫未定稿》（《續修四庫全書本》）卷六，第16頁上—17頁下。曾燠的文學活動，見《揚州畫舫録》，第172—173頁。

[109]《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

[110]根據吴錫麟的信件，他與鮑勳茂共同參與了在揚州的雅集活動，并在北京也與之有過會面。參見《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

[111]見朱珪寫給鮑勳茂的信件，收録於《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第1册。

[112]參見〔清〕法式善《約鮑樹堂小飲》、《三月晦日晨起訪鮑樹堂使與泛舟鹿河》，分别收録於《存素堂詩初集録存》卷二二，第15頁；卷二三，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