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兄長一樣，鮑啓運在資助宗族建設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二人在策略上相異。鮑啓運在捐置義田過程中，將購買田産并捐給宗族這一道德行爲作爲藝術工程之托詞。這些宗族工程所體現的美學品位，成爲了鮑啓運加深其道德印象，以及更重要的，促進其與有名望人士的聯繫的重要渠道。
鮑啓運致力於在棠樾的宗族捐置義田，甚至在他在兩淮依靠鹽業貿易獲得財富之前，他便已經投入到這一舉動之中。1785年，鮑啓運回到棠樾祭拜祖墳之際，他注意到許多村民擔憂當年的旱灾可能會導致次年米價的上漲。爲了幫助經濟困難的族人，鮑啓運决定用他全部的積蓄購買義米，建造義倉，以維持米價的穩定。第二年，在鮑啓運出售這些義米之後，他用所得銀兩爲其宗族購置了三畝義田，這些土地成爲了他的首批捐助，稱“體源户”田。其後十年，鮑啓運不斷地爲體源户購置土地，最終超過了540畝，他用這些土地來救濟族中的鰥寡孤獨者。[70]後來，鮑啓運又捐贈了超過500畝的田産，他稱其爲“敦本户”田，此田與棠樾的鮑氏宗祠同名。[71]
在解釋他的捐贈動機時，鮑啓運扮演了一位純粹的德者，將自己與那些僅因有餘財而捐贈的捐贈者區别開來。他聲稱，他的捐贈是緣於其父親的教導，其父親常常讓他學習范仲淹（989—1052）捐資的慷慨之舉，[72]他還時常講述其父親如何在舉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舊幫助困難族人的故事。爲了繼承父親的遺志，鮑啓運將這些田産命名爲“體源户”，“源”意爲其慷慨乃是源自於父親的言傳身教，“體”則意味著鮑啓運理解并沿襲其父親的志向。通過這一描述，鮑啓運强調了兩點重要信息，其一，其父與其本人的慈善捐助無關家庭財富的多寡，而是出於他們内在的真正的濟人之心，其二，其本人是一名傳承父親遺志的孝子。[73]
對於所捐置的義田，鮑氏宗族需要保護其防止被出於私人目的的使用和販賣。而一些宗族成員則需要依靠政府來保護土地，他們向徽州地方官員請願，申請官方認證并出台相應義田管理政策。這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程序，鮑氏分别於1797和1805年兩次請願，均成功獲得了當地官府的聲明與回應。請願首先由族内通過鄉試或在當地有一官半職的成員發起。隨後，由不同品級的官員進行商討，這些官員包括安徽分巡道、安徽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安徽巡撫和兩江總督，最後，官府批准後，來自巡撫和按察使的許可將下達至各户，并聲明布政使將允許鮑氏一族將政令刻於石碑之上，各户需要遵守石碑上所刻的政府文件。這瑰石碑被立於棠樾，用來提醒當地百姓使用義田所需要遵守的規則。[74]
然而，使政府官員參與到義田項目中的好處遠不止設置官方條例。其後，鮑啓運邀請了著名的政府官員撰寫文章來贊揚義田在當地起到的重要作用，凸顯其本身的慈善捐助行爲。安徽巡撫朱珪（1731—1807，字石君，號南崖）於1797年爲“體源户”田題記，陳大文（1742—1815，字簡亭）在1805年爲“敦本户”田另題一記，聲稱作爲兩江總督，他通過鮑氏一族呈遞的請願書，有機會詳細瞭解鮑啓運的義田捐贈。[75]因此這一請願不僅讓鮑氏一族獲得了他們所尋求的政府參與，也幫助鮑啓運穩固其社會關係。在這一過程中，鮑啓運向安徽各級官員，包括高品級的兩江總督，展現了他慷慨捐贈的形象。這一行爲使他在政界名聲大噪，并使他成功獲得了許多政要爲他撰寫的慶賀文章和題詞。
但是鮑啓運的動作不止於此。1797年，也就是朱珪寫記的同年，鮑啓運請求著名學者黄鉞（1750—1841）手抄一份朱珪的《鮑氏義田記》。[76]五年後，大學士劉墉（1720—1805，字崇如，號木庵、石庵）也爲鮑啓運手抄了同一文章，[77]隨後於1805年，就在陳大文完成其記後，鮑啓運邀請當時任職於國子監的梁同書（1723—1815，字元穎，號山舟、不翁）重抄一份。[78]鮑啓運將這些用不同書法風格抄寫的題記刻於石碑之上并嵌於重修的祠堂牆壁之中。
鮑啓運設立義田之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使得這一工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簡單地展示慈善行爲。假使鮑啓運只想提高他的名望，那麽僅求一篇文章來記録他的事迹足矣。但與此相反，他邀請了許多傑出的書法家來手抄這些文章。這項複雜又奢侈的工程將鮑啓運的義田捐贈變成了藝術工作。將石碑展示於祠堂中心當然鞏固了鮑啓運對宗族的貢獻，并讓其擴大了他在當地的影響力。不過，鮑啓運的目標遠在棠樾之外。石碑上的書法雕刻不僅能夠在祠堂中心展示，同樣可以被用來製作拓本。[79]鮑啓運將這些拓本贈予碑文原作者、書法家們及其他文人以求得進一步交流。换言之，鮑啓運策略性的運用書法、石刻和拓本這類藝術作品來開啓他與文人精英的長遠互惠的聯結渠道。
鮑啓運藉助拓本所含的道德内涵贏得士大夫們的青睞，自然，同樣也離不開他於精英們對優質的書法作品及拓本的喜愛心理的把握。在傳統中國，書法被認爲是文人的基本技能，同時也是在廣闊社會中被高度尊重的能力。一項用書法謄寫詩文的請求對文人來説十分有吸引力，因爲它不僅認可了被邀請者的的天賦，同時也賦予了其展示自我能力的機會。(www.xing528.com)
將書法製作成拓本爲這一工程添加了額外的文化意義。拓本雖是對碑文的複製，但也保有其自身的藝術和學術價值。拓本本身的物質特性，包括紙張的厚度、墨水的質量、匠人的拓印技藝使每一份拓本都成爲了一件獨特的藝術作品。[80]在盛清時期，古代金石拓本受到了知識分子的大肆追捧。隨著早前金石銘文熱度的提升，許多人相信這些銘文文字可以幫助他們揭開古典文化的原貌，一些書法家們也開始通過關注古代碑文拓片上的書法來拓展他們的研究。在這一環境下，拓本收藏和鑒賞風靡一時。[81]鮑啓運的石刻雖非古物，但他製作拓本的决定效仿了這一文化實踐。
文人們對書法的喜愛以及對拓本的興趣，使得鮑啓運得到了一些知名人物的回應。例如，在朱珪爲鮑啓運寫義田記之後，鮑啓運請劉墉用他的書法抄寫，隨後刻上石碑并製作拓本，[82]在劉墉收到這份拓本後，他致信鮑啓運并開玩笑地説他或許應該詢問朱珪對於其書法的看法。劉墉十分欣喜能有機會通過抄寫朱珪的文章展示其書法造詣，并希望朱珪能夠認可其才能。通過求取名家書法作品并拓印成本，鮑啓運利用名人之間的關係來構建他自身與他們的社交網，劉墉或許不會願意爲鮑啓運特地寫一幅書法作品，但對於將朱珪的文章寫成書法作品的機會，或恐求之不得。
毫無疑問，鮑啓運在這一過程中受惠頗多。他建立并展現了一個龐大的社交網絡，支撐著他在其他精英眼中的文化資本。正如朱珪一度所宣稱的，由於“斯文斯書”，鮑啓運的慷慨將表彰傳世。[83]劉墉也認爲他高雅的書法與鮑啓運的道德功績十分相稱。收到拓本後，劉墉欣然作跋一篇，寫道：“余自視筆意不減古人，甓齋之義舉亦何讓古人哉？”[84]
鮑啓運的意圖尚不止於此。他决定將陳大文的記以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字體——顔體的集字方式來書碑。顔體的創始人爲唐代書法家顔真卿（709—785），這一字體作爲標準楷書的典範成爲了兒童習字的首選字體。爲了完成這項工程，鮑啓運可能借助現存拓本收集了許多顔體字，并用這些字組成了陳大文的《鮑氏義田記》。當然，鮑啓運製作這一書法作品并非爲了自娱。1808年，在鮑啓運收集完這些顔體字之後，他帶著這一版本的作品拜謁了陳大文，當陳大文看到他的文章用顔體重現時，他心中大悦并寫下一跋。六年後，新的石刻竣工，鮑啓運同樣將新跋與前記一道，用顔體刻於分别由六瑰石板組成的兩組石碑上；他將兩組石刻分别保存在徽州和揚州，今天，我們能夠在揚州天寧寺尋訪到其中一組石刻，但不幸的是，另一組被保存在棠樾村的石刻現今僅存一瑰。[85]
前文已經討論過，鮑啓運通過製作他自己的書法作品意圖展示他在藝術上的志趣與品位。然而他爲何選擇顔體？其中一條理由可能是，鮑啓運并不長於書法，因此他需要從標準的書法字體中收集文字，但這并没有解釋他爲何選擇顔體。顔真卿除了是一名傑出的書法家，同時也是一名忠臣義士，他參與平定了安史之亂，後於奉旨勸降叛將時爲國捐軀。正因爲顔真卿的義舉，其書法被視作正直品行的象徵。换言之，顔真卿的書法不仅代表着高雅的品位，同时也藴含著忠正的儒家道德内涵。[86]這可以解釋鮑啓運選擇顔體之意圖：通過搜集顔體字來組成義田記，他也許意圖利用這一有“道義感”的字體來强調他贊助宗族的慈善行爲。
顔體字的道德内涵也還只是整個故事的一部分，鮑啓運後來决定將顔體字的義田記刻成碑文還透露著另一條理由。與鮑志道迎合精英們對金石學研究的興趣的碑刻工程不同，鮑啓運選擇了一種同時具有教育目的的方式。從外觀上看，每組石刻分爲六瑰，每瑰被分成三横六縱十八格，每格一字，這一佈局宛如書法初學者的臨帖本。鮑啓運極有可能將這些石刻做成拓本并以此幫助人們學習顔體。他的這一動機不可忽視。如陳大文所説，由於顔真卿的書法作品存世日少，“今啓運復集魯公書，以誨初學，意甚佳”[87]，通過製作這類石碑，鮑啓運爲其公衆形象添加了新的一面：一位有心運用基礎書法推動初級教育的本地精英。
在當時的環境下，鮑啓運對字體的選定并非簡單的藝術行爲，更是思想和意圖的物質表達（material expression）。通過利用經典顔體對文章的再書寫，他將道德内涵植入其義田工程中，表現了他推動當地教育的目標。通過這種方式，他確保了其義舉將會像顔真卿的書法一般被永遠銘記。正如陳大文所云：“不特公書永傳後世，而啓運苦心爲善，亦可不朽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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