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慈孝文化的鮑志道的工程

製作一部新的支譜只是鮑志道回饋棠樾的工程之一，在本章開篇的故事中已經提到，鮑志道同時發起并資助了另一項慈善工程：重建龍山慈孝堂。1785年，當他啓動這一工程時，無人能夠預見這座祠堂的複雜性及費用致使其重建過程持續近二十年。當祠堂開始修建後，鮑志道於1789年寫了一篇題詞叙述了重建這座祠堂的緣由以及修建過程。隨後這篇題詞被刻上石碑，不久後石碑被置於祠堂。1798年，揚州畫家薛銓被委托創作有關祠堂修建故事的圖畫，并由當地的雕刻師黄天宇刻於石板，這幅圖現今仍鑲嵌在祠堂的牆上。如果説支譜的修纂和流傳以一種相對保守的方式操作（reserved way。作者注：此處筆者欲突出族譜在傳播上的相對私密性與祠堂所包含的公共展示性所不同的特性），祠堂及其相關設施物件的設計則是爲了公共觀瞻（public view）。通過建築、繪畫和石碑提供的不同媒介，鮑志道得以將其宗族的孝德事迹進行美化和傳播。

龍山慈孝堂的建造是爲了紀念鮑志道的兩位先祖，鮑宗岩及其子鮑壽孫的道德事迹。傳説宋末戰争時期，鮑宗岩父子爲了擺脱土匪，逃至龍山。後來鮑宗岩被抓，其子毅然從藏身的草叢中現身要求替父赴死，父親亦堅持要犧牲自己换取兒子的生命，使其活下去振興鮑氏一族，最終土匪們爲鮑氏父子之間的真情所打動而放走了他們。^[48]

元明之際，這個故事及其所含的教化價值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和文人的記載，但到了晚明，它在徽州地區的影響力逐漸褪去。鮑壽孫之子修建了一座祠堂來紀念祖父和父親曾經的受難之地，并由元朝文人揭徯斯（1274—1344）在門匾上題字“慈”和“孝”，《宋史》和《明史》的《孝義傳》也分别記載了這一事件。明朝初期，鮑宗岩父子的名望達到了巔峰。作爲嘉獎，永樂（1402—1424）年間，皇帝御賜鮑氏一座牌坊來紀念他們祖先的義舉。然而這一光輝的歷史并未在明代得以延續。後來，慈孝堂被替换，存於原址的廟宇不再僅僅被用來紀念鮑氏先祖。^[49]清朝初期，儘管這一故事爲部分官方文獻記録，但始終没有獲得人們的注意力，直到鮑志道重修祠堂。^[50]

如前文所提，鮑志道的祠堂修建工程製造了三個慈孝文化符號：祠堂、繪畫和石碑。這三種媒介爲鮑志道聯繫各類群體提供了不同渠道，首先，祠堂立於公共空間，成爲棠樾的地標，它提醒著族人那一光榮的父系傳統，當然還有鮑志道的財富與權力。正如鮑志道在他的題詞中寫道：“呜呼！斯堂是爲父子争死之地，在後之人尚知其風義。”^[51]

除了祠堂的建成，繪畫和石碑爲鮑志道提供了不同的媒介來炫耀他榮耀的家族歷史及其慷慨的捐贈。繪畫和石刻，儘管由不同的匠人完成，却組成了一個統一體，其製作過程是昂貴且複雜的。被聘用的畫師薛銓是揚州著名的藝術家，鮑志道請他來覆刻其特意從《人鏡陽秋》^[52]一書中挑選的描述這一故事插圖，因其圖不僅質量上乘且廣爲人知。《人鏡陽秋》是晚明時期的雕版印刷品，被認爲是當時最精緻最著名的雕版插圖書之一（見圖4.4），其盛名源於它的雕工黄應組（1563—？），其板刻工藝因生動的圖像和精緻的走綫而出名。黄應組出身徽州歙縣仇村黄氏，這支宗族誕生了晚明時期最著名的木板雕刻師，并因此極大影響了江南地區如南京和杭州的印刷文化。事實上，“仇村黄氏”已經成爲了高質量雕版印刷的品牌代表。^[53]

圖4.4　《人鏡陽秋》插圖，所繪爲鮑志道兩位先祖的道德事迹。引自汪廷訥《人鏡陽秋》萬曆二十八年（1600）環翠堂刻本，卷十，第33頁下—34頁上。https：//shuge.org/ebook/ren-jing-yang-qiu/.

除了委托薛銓繪製插圖，鮑志道還請到了石刻師傅黄天宇，又名黄國逵，將插圖刻於石碑上。^[54]黄天宇同樣是仇村黄氏之後。儘管我們尚未找到黄天宇的作品的一手資料，但證據顯示黄天宇之弟黄國達是當時徽州著名的圖書出版商。^[55]作爲仇村後人，黄天宇同樣享受著雕刻工藝世家的有利背景。薛銓的繪畫能力和黄天宇雕刻技藝的加持保證了石碑的水準，换言之，通過請薛銓模繪著名版畫插圖并由另一個黄氏刻師雕於石碑之上，鮑志道將他的工程與黄氏的名聲和技藝聯繫在了一起，同時保證了石碑的高質量。

鮑志道在繪畫和石刻上的投入不禁讓我們對其動機産生好奇。當我們著眼於工程推進的時間綫，事情變得更耐人尋味，插畫的繪製是在祠堂重建的十二年後，題詞刻碑的九年之後完成的，但鮑志道從未在他的題詞中提及任何相關的計劃。確實，鮑志道爲何選擇繪畫這一形式而非其他媒介，譬如一篇可以廣爲傳播的優美散文？事實上，鮑志道的確爲祠堂寫了一篇序文，并請詩人劉大觀（1753—1834）題詩一首，^[56]劉氏在回應的詩中表達了鮑之題詞足以讓他人瞭解其道德事迹并引發好評。

通過將其活動置於盛清時期廣闊的社交及學術環境中來考察，筆者認爲鮑志道正是利用繪畫和石刻來模仿漢代畫像磚以呼應當時的學術熱潮。以鮑氏先祖的道德事迹而創作的畫像磚使鮑志道加入了金石學的潮流，并幫助他進一步建立了社交網絡。

畫像磚的製作時間提供了聯繫鮑志道與金石學的綫索，正如前文所述，鮑志道從1785年起修建祠堂，但直到1798年他才委托薛銓，這其中的十三年恰爲石刻研究復興時期，漢代武梁祠也因此名噪一時。武梁祠石刻在宋代即已引起了學者的注意，但是直到清代中期才有學者再次投入對祠堂石碑和武氏家族墓葬的研究中。^[57]乾隆時期，隨著對掩埋於黄河泥沙下的石碑的再發現，學者們迅速對武梁祠及其石刻産生了極大興趣。根據美術史學者巫鴻的描述，這場復興發軔於1786年，當時著名的古文物學者兼篆刻大師黄易意外發現了武氏墓遺址。在當地鄉紳的幫助下，黄易開啓了墓道，發現了殘損的石碑，保存完好的浮雕，并最終修復了祠堂。黄易的挖掘和保護工作掀起了一陣武梁祠金石研究的狂潮，從1786年到1805年，武梁祠石刻吸引了當時最頂尖的學者^[58]，甚至那些并未直接研究武梁祠的學者也對這一新發現産生了强烈興趣。^[59](www.xing528.com)

鮑志道於1786年完成了慈孝堂的重建，同年武梁祠遺址被發現，到1798年薛銓畫作完成，恰恰是這一學潮復興的中間時期。根據鮑志道一些友人也參與到武梁祠研究的事實，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鮑志道可能也對這一重新發現頗有興趣并决定模仿漢代人的行爲活動。^[60]薛銓的石刻跋文證實了這一假設：

余惟古聖人垂訓首重彝倫，既諄諄然行之於書矣，猶恐後世習焉不察，復托於圖以傳其事。漢人祠墓石闕間，往往多寫忠孝義烈諸可歌樂事，其遺文可復按也。今觀鮑氏父子争死之圖，慈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余雖不敏，敢不勉成之，以爲天下風勸。^[61]

如這篇跋文所示，薛銓解釋了其作畫的緣由并預見了這座石碑在棠樾當地的影響。他明白他的作品只是第一步，最終將被刻上石碑。薛還提到了將其畫作刻上石碑的重要性：在畫像碑被嵌入祠堂牆壁後，畫作的視覺呈現可以有效促進公共道德，尤其是對那些不識字的群體；更重要的是，薛銓明確地將他的畫作與漢代畫像磚聯繫在一起，正如他强調的，這種像磚的教化功能在漢代已被凸顯，“漢人祠墓石闕間，往往多寫忠孝義烈諸可歌樂事，其遺文可復按也。”此處薛銓或并未特指武梁祠，儘管如此，提及漢代畫像磚體現了薛銓和鮑志道在這一工程的施行上是以漢代石刻爲模型的。

正因畫像碑激起了清朝的石刻學術熱潮，鮑志道便能夠運用畫像和石刻籠絡徽州以外地區的知名學者。知名古金石學研究學者江藩（1761—1831，字子屏，號鄭堂）明確表述了鮑志道的目的，其詩云：“搜輯勒貞珉，更乞名流什。”^[62]一些文人直接將鮑氏祠堂及其畫磚與武梁祠相對比，以表達他們對鮑志道重現這一古代創造的興奮之情。著名詩人和學者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存齋、隨園）在《龍山慈孝堂圖爲鮑肯園題》中寫道：

君不見武梁祠上圖群賢，慈容古貌穿千年。男兒生世間，得傳孝義名。又何必身標麟閣貌，化凌烟十解。^[63]

這裹的“男兒”有雙關之意，它不僅指代畫中所描繪的孝子，也暗喻著鮑志道同樣爲“孝義男兒”。通過將鮑氏畫像石與武梁祠紀念碑進行類比，袁枚暗示了鮑氏的德行故事將會被永久銘記。

許多作家也贊賞了鮑志道利用圖畫來傳遞道德事迹的行爲。圖像可以作爲傳達歷史的媒介，可以使道德故事變得鮮活，并幫助在識字率不高的人群中傳播道義。^[64]與鮑志道同輩的人都瞭解圖畫的功能并且强調了畫像碑在當地令人振奮的影響力。兩淮地區著名學者和鹽業巨頭曾燠（1759—1831，字庶蕃，號賓谷）曾寫道：“祠堂肯構列宗礽，圖畫流傳同史事。”^[65]詩人周炎也表達了“繪圖以紀往事，真傳不朽矣”^[66]的贊揚之語，學者江藩亦有“斯堂與此圖，壽世理可必”之言。^[67]

如此一來，鮑志道於石碑上之動作被視爲德行，一些精英分子贊揚鮑志道不僅是孝子，更是鮑氏有德之後。江藩曰：“古人著奇節，往往事散佚。不有腎子孫，舊迹幾廢失。”^[68]周炎也贊美鮑志道是優秀的鮑氏子孫，與其先祖一般德厚流光。周炎進一步論證是大造眷顧鮑氏一族，積善慶餘，使他們擁有了心懷德義的孝子順孫。^[69]

總而言之，通過生産各式實物，鮑志道盡其所能將其家庭故事物質化（materialize）和公開化。祠堂的存在見證了鮑志道在徽州本地社會的捐助。與此同時，繪畫和石碑則將鮑氏祖先的道德事迹變得可視化，鮑志道利用此二維媒介在徽州以外地區展示其道德事迹。許多由這些工程造成的結果——通過祠堂表達的道德事迹，鮑志道的個人德行，尤其是畫像磚的再創造——使鮑氏商人得以獲得當世文人爲其叙寫的詩文。鮑志道作爲出資者和主理者，也因此能夠利用這些工程内在的文化意藴與江南和北京的城市精英們實現跨地區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