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春天，鮑志道從弟鮑琮來到了揚州，鮑志道提出要爲他們的支族編撰新的族譜，并允諾擔付全部的出版費用，由鮑琮撰寫。一年後鮑志道去世，而族譜之修纂未竟，鮑琮與其子繼續修纂工程，直至1806年完成出版。[21]
這樣的事例并非獨有，自明朝以來，徽州地區編纂和出版族譜的事件數見不鮮，而其中，徽商們往往扮演推動角色。前人學者已詳盡分析了族譜編撰的目的與意義，展現了作者和編者如何通過編排内容以構建爲特定目的服務的氏族“歷史”。[22]一部族譜可以説是一部“策略性文本”（strategic text），定義著宗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創造著“某種社會影響”。[23]鮑志道與其他編修者一樣，修纂族譜是爲了其自身目的服務。然而鮑志道及其繼承者不僅通過文本内容來創造特定的社會影響，同時也在族譜的外觀設計上下足了工夫。因此筆者將著眼於族譜作爲一種客觀實物的物質特性，探究其現存面貌以及其製作步驟和製作緣由。
首先，爲了幫助理解鮑志道捐資族譜之緣由，我們需要先對其宗族和其族譜出版史進行縷述。鮑氏宗族在歙縣的一支起源於祖先“榮公”，據族譜記載，棠樾鮑氏一族可追溯至宋朝。在1760年所叙的族譜中，榮公的三位曾孫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支族，是鮑氏的三支主要血脉，棠樾鮑氏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兩支則定居於歙縣另外的村子蜀源和岩鎮。明代，棠樾的鮑象腎，即榮公第十六代孫，成爲了鮑氏有史以來所獲職銜最高的人，由於鮑象腎居所名爲“宣忠”，其族便以“宣忠堂”爲堂號。“堂”，有廳堂之意，此處意爲聯結鮑象腎一族血統。鮑象腎的三位曾孫又分三支，這些支族稱爲“房”，即“房室”之意[24]，鮑志道及其家族隸屬二房。[25]
鮑志道并非鮑氏家族出資叙族譜之第一人，實際上在1760年，已有記載當時鮑氏三支支族的族譜問世。[26]不同的是，鮑志道主持編修的族譜僅記録了其所在的宣忠堂的情况，可以説，他修纂的是一部支譜而非總譜。顯而易見，這部全新的支譜記載了有關宣忠堂的詳細信息，也因此建構了鮑志道一堂的歷史。新支譜以鮑象腎爲支祖，但他們依舊敬榮公爲鮑氏始祖。由於所録均爲鮑象腎之後裔，這一支譜能夠反映宣忠堂成員的詳細信息。而選擇鮑象腎爲宣忠堂之祖也是有意識的，他曾獲得鮑氏一族有史以來的最高官銜，以其爲支族始祖，便可爲宣忠堂的歷史書寫提供輝煌的開端。[27]
除了運用文本來建構和著色他所在堂的歷史，鮑志道及其家人還通過族譜的物理形熊來表現他們的觀點。族譜作爲物品本身，也會引發社會關係并産生意義（produce meanings）。由於這一潜在特性，族譜常常被族員視爲榮譽甚至神聖的象徵。作爲唯一權威的書面文件，一部族譜包含了宗族的重要信息，譬如血統之變遷，傑出宗族成員之傳記，宗族掌管之規訓等等。族譜的製作者們往往會估算他們所需的副本數量并限制其分配。在徽州，普遍的做法是至少保存一份副本在祠堂，剩下的則分給幾位重要的宗族成員保管。在某些情况下，爲了防止額外的副本被私自複製，一個宗族往往會毁掉原始刻版。由於這一神聖性，資助和製作這一珍貴的物品被視爲一項仁德且有名望的事業。鮑志道所叙之支譜也有數量上的限制，當時僅製作了十九份，且大部分被分配給了宣忠堂有名望的成員。[28]除了被供奉在祠堂的一份，“逢”字輩長老們，即鮑志道的祖父輩們保留了十四份副本。鮑志道的家族理應僅能保存一份，然最終他們保存了三份，其中一份歸次子鮑勳茂，一份則歸其幼弟鮑啓運。[29]獲得額外的副本這一事實也説明了鮑志道及其家族的突出地位。
與此同時，鮑氏商人致力於編制一部昂貴且奢華的支譜。這部新譜所用的材料令人驚異。一項對於其實體特性，包括長度、尺寸、製作材料和印刷方法的調查顯示，鮑志道家族在印刷出版上自始至終都選用最昂貴的，遠遠超過修纂一部普通族譜所需的預算。
鮑志道所修之支譜共二十二卷，分爲六册，包含了鮑象腎以來宗族成員的信息，涵蓋了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的宗族歷史。相比此前鮑氏族譜在涵蓋更長歷史時段條件下而最終成書的卷數，鮑志道支譜則顯得超乎意料地長。這一支譜遵循了1760年所叙族譜的總框架，包括了諸如宸章、遺像、墓圖、世襲、傳志、文翰等重要類别。[30]這也正是鮑志道的要求，他期望這一支譜同之前的族譜一樣正式。[31]
這部族譜尺寸宏大，木底板長達353毫米（13.89英尺），寬227毫米（8.93英尺），版框長240毫米（9.44英尺），寬175毫米（6.88英尺）。[32]學者徐小蠻在考察了清朝及民國上海地區219部族譜後，稱其所見最大開本尺寸不過長303毫米（11.92英尺），寬182毫米（7.16英尺），版框長235毫米（9.25英尺），寬165毫米（6.49英尺）。[33]儘管我們無從得知史上開本最大的族譜，但顯而易見，鮑志道意圖製作一部規模宏大的支譜。[34]
族譜每册均由灑金藍布書衣包裹，封面左側是由光滑柔軟的考究材料製成的書簽，并題有書名和册數。文字被刻印在頂級的白連史紙上，每頁中又另襯一張紙。這種裝訂方法通常被保留作爲修復古籍之用，而在族譜裝訂中加入額外紙張并不常見也無必要。儘管如此，這種裝訂辦法提高了鮑志道族譜的耐用性從而保證了其質量。現存於人民大學的複本在歷經百年歷史洗禮之後，其書衣、書簽和紙張依舊保持著當年的風貌。
《支譜》行款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雙行小字排列規整，每行用欄綫相隔，外爲雙邊欄，字體爲清晰明顯的宋體。卷首部分更是講究規制，由幾種標準書法字體組成，包括行書、隸書、楷書。組成文本的還有畫像、世系圖、墓圖、祭祀圖以及令人印象最爲深刻的棠樾全景圖（見圖4.3）。一般族譜鮮有祖籍地地圖，因爲這對雕版匠人雕刻水平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事實上，這部新族譜擁有如此精巧細緻的圖樣恰恰證明其高質量和高成本。
圖4.3 棠樾村圖。這張地圖包括棠樾及周邊的重要建築和景象。在圖的右半頁描繪了進村主路上的六座牌坊和一座亭子。在村入口的最後三座牌坊的旁邊是三座建築群，從上至下分别爲世孝祠，題名“敦本”的鮑氏祠堂和西疇書院。右半頁的右上角，龍山慈孝堂矗立於龍山頂上，御碑則立於旁側。
來源：鮑琮《棠樾宣忠堂支譜》卷一八，第1—2頁。藏於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www.xing528.com)
基於這一支譜製作中所體現的高超的藝術性（artistry），我們可以推測編撰者有意識地選擇高質量的材料并雇傭技術嫻熟的工匠來編撰這一支譜。然而，這些在材料和匠人上的投入并非决定製作成本的主要因素。實際上，一部族譜成本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印刷數量——即卷數及複本數——以及印製方式。[35]正如前文所述，這部二十二卷的族譜只需要十九份副本，因此佔總成本的主要部分的花費便是印刷所需的費用了。
事實上，决定鮑志道支譜成本的就在於其印製方式。18世紀的中國流行著兩種印刷方式，一爲雕版印刷，一爲活字印刷。學者們此前已得出結論，至少在江南地區，雕版印刷的成本要遠遠高於活字印刷，尤其對於族譜的製作來説，活字印刷無疑是更爲經濟的選擇。根據徐小蠻的研究，一些宗族會撥出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左右的預算在雕版的刻製上，而對於那些使用活字印刷製作族譜的宗族來説，該部分的花費則只佔到了全部經費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不到十分之一。其中的差異可以用族譜的特殊性質來解釋。相比同時期的其他出版物，族譜對木活字數量的需求更少，因爲族人姓名的文字内容往往會重複。[36]中國印刷史研究專家張秀民也指出，對於大卷數和需要反復出版的書籍來説，雕版印刷是更爲經濟的選擇。與此相對，用活字法印制族譜則更爲合理，因爲它不需要太多的複本也很少再版。[37]大部分現存族譜也的確是用活字印刷法印製的。[38]除了以上理由，採用活字印刷法對徽州地區來説似乎也更爲經濟方便，因爲從明朝起，徽州一地即有專業的族譜製作匠人。[39]這些往復於各個宗族之間的匠人們常年携帶著兩萬多個活字瑰，這也使得製作新活字的成本降到最低。[40]
然而，鮑氏商人却選擇了用雕版印刷法來製作這十九份新支譜。一般而言，雕版印刷品比活字印刷品質量稍高，因爲用雕版印刷可以避免活字印刷過程中容易産生的錯誤，譬如錯字、混字、漏字，甚至字行錯位等。并且雕版印製的書籍通常版面質量更高，由於出自同一刻工之手，文字往往字體統一，大小一致；而活字印刷品經常會出現字體大小不一的情况，因爲不同的活字往往由不同刻工於不同時期雕刻，字瑰的磨損程度也有不同。[41]
族譜的外觀，尤其是雕刻的質量和字體安排，進一步證明了鮑氏對於質量的重視遠超於經濟的考量。由於雕版在印刷過程中需要密集的勞力，出版者們通常需要付出大量資金招募刻工。[42]此外，雕刻費用也受到排版的格式和木板質量的影響，出版者們往往不會聘用一位刻工去完成整項工程，他們更傾向於將不同的部分，如大字，小字，餘白和插圖分别委派給不同的匠人。正如徐小蠻所说：
工費的差異往往與每個部分所需要的技術和時間相關，雕刻序跋文字往往需要更大的字體或更優美的書法形式，這就比雕刻族譜主體部分字體較小的匠體或宋體字要求更多的時間和更高的技巧。同樣的，相比相對簡單的挖出文本留白，雕刻插圖和地圖則需要投入更多的技巧和精力。[43]
鮑志道的新支譜中涵蓋了多種雕刻形式，除了不同字體的文字，還有插圖、地圖和世系圖，這些都需要不同類型的底板，故而也提高了出版成本。另外，支譜中所呈現的清晰乾净的宋體和同卷首文本的各式字體都迫使撰修者聘用擁有高超雕版技藝的匠人。[44]
精裝的書衣，精品的紙張，精緻的文字，精美的圖畫以及昂貴的印刷手段使得鮑志道的支譜最終成爲了一件奢侈品。如此鋪張地出資修撰族譜可以説是一種引人注目的消費。作爲出資人，鮑志道一家可以通過這一奢侈之物向棠樾或其他地方的族人展示其財富。此外，鮑志道不僅提高了其所在一堂的地位，同時也奠定了他在宣忠堂的領導地位。的確，支譜體例結構的改編和文本的擴充凸顯了鮑志道一家的地位。舉例而言，新增類目“義田”中僅記録了鮑志道家族所捐贈的土地，包括其妻子汪四德（1742—1803）和幼弟鮑啓運。支譜所記載的文字中，鮑志道的家族擁有最詳盡的叙述，他們的傳記比其他成員更爲詳細。最後，這部新支譜還顯示了鮑志道家族所獲得的皇家榮譽。[45]
通過主動資助有利於宗族的工程，鮑志道的表現可以稱得上是一名守孝德的優秀子孫。他在修纂族譜上的花費也被看作是一項善行而免於被批評爲奢侈浪費。這部新支譜的編撰也説明了當一項宗族慈善工程淪爲一種奢侈消費時，徽商們是如何在建立道德聲譽的同時展現其財富與權力。
在徽州展現其家族的權力只是鮑志道計劃的一部分。當鮑志道將這一支譜在徽州、揚州甚至北京間流通時，其聲名也早已躍出徽州。一如鮑琮所言：
與從兄誠一偕葺是譜，既成帙矣，兄特慎重其事留藁揚州，以時增損，博問通流，旋加改定。[46]
在鮑琮完成初稿之後，鮑志道成功邀請到當世傑出的學者和朝廷官員爲其作序，包括前户部尚書曹文埴（1735—1798，字近薇，號竹虚）；著名大臣和文人紀昀，傑出書法家王芑孫（1755—1818，字念豐，號惕甫）。[47]這些行爲顯示了鮑志道通過恩惠宗族意圖穩固與江南和朝廷的社會名流的聯繫，這一主題會在接下來的幾部分中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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