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吴玉廉（Yulian Wu）所著Luxurious Networks：Salt Merchants，Status，and Statecraf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第四章Luxury and Lineage，題目爲譯者所加。
作者原注：在本文寫作中，棠樾鮑樹民先生不僅提供材料并接受訪談，特此感謝。
吴玉廉撰 黄笑野譯
1785年，揚州總商鮑志道（1743—1801，字誠一，號肯園）决意重建地處歙縣偏遠山區的家鄉棠樾的老祠堂，并命其名爲龍山慈孝堂，以彰示鮑氏氏族兩位祖先的道德功績。祠堂原建成於宋代，然而到了明朝，它已破損失修。在鮑志道的經濟支持與統籌下，祠堂的三座主廳於年底前迅速完工。三年後，他親作一序來説明其對這項工程的初始安排。這篇序文隨後被刻於石碑上并置於祠堂内。令人不解的是，1798年，即序文問世後的9年，鮑志道又重新啓動了這一項目。他聘請了一位揚州畫師創作一幅圖畫來描述其在祠堂修建過程中所體現的孝行。隨後，他又從鄰村請了一位名叫黄天宇的技藝高超的雕刻師將此畫雕刻在石版上，然後嵌入祠堂的牆中。[1]
這座重建的慈孝堂只是鮑志道從事修建的衆多祠堂中的一座，與其他許多徽州鹽商一樣，鮑志道及其部分家庭成員包括弟弟，兒子及侄子定居揚州，但又不斷資助其桑梓中與宗族相關且能澤被氏族成員的工程。徽州鹽商對宗族的資助行爲在中國歷史學家們的眼中早已數見不鮮。至少從明末起，鹽商們已經活躍在刊印族譜，建設宗祠，捐置義田等活動中。[2]雖然這些商人大部分的資助往往聚焦於并最終造就某種實物（resulted in some kind of object），譬如印製精美的族譜，或裝修富麗的宗祠群，但是我們對這些實物的外在形式和形成過程尚無細節性的審查，對其特定效用和社會影響也缺乏探究。因此，本章將著眼於由鮑氏家族一系列義舉所衍生的現存實物，包括其所叙之族譜，所建之孝慈堂以及所立之義田碑，來探討這些問題。(www.xing528.com)
這種興盛於明清兩代徽州的宗族建設工程（lineage construction projects）往往有鞏固氏族歷史，扶持貧困成員，維持宗族内部和諧之功用，對這些工程的贊助也因此被視爲義舉。然而，通過對這些義産（作者注：即由這些義舉所産生的實物）的物質特徵（material characteristics）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和宗族相關的義舉實質上是一種顯而易見却能爲道義所接受的奢侈消費（conspicuous but morally accepted consumption）。本章將揭示，鮑氏商人在這些義舉上的投入遠遠超越了滿足慈善功能所需要的花費，然而，對這些工程的大量資助，在儒家孝義思想下却被褒獎爲一種德行。韓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早已討論過晚明時期這種財富和慈善之間的緊密聯繫。[3]受到其觀點的啓發，筆者於此處的分析將闡明鮑氏商人如何將這些宗族建設實體轉化爲財富與道德的雙重彰顯。筆者認爲，鮑氏以儒家道德體系爲外衣，通過宗族體制運作奢侈産品來打造他們“美德商人”（virtuous merchants）的身份。
同時，通過對鮑氏與這類實物間互動的研究，也讓我們意外發現了這些鹽商巧妙建立的跨區域社會聯繫。這類宗族義産，以其内含的道德意味和所附著的藝術品位，成爲了鮑氏商人在其桑梓表現聲望的重要依托。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開放的江南和北京鑄造并加固了精英社會關係網，因此，對這些義産的研究也反映出清朝鼎盛時期徽州鹽商所處的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本章首先將分析鮑志道及其家族在乾隆年間經濟和政治上的崛起。接下來的三個部分將分别追溯鮑氏所捐資建設的三個特殊的宗族工程：修纂支譜，重建慈孝堂，捐置義田。最後一部分則闡述鮑氏商人通過這些慈善工程所加强的跨區域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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