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寺屋刊本《岑嘉州詩集》爲天王寺屋市郎兵衛與山田屋參郎兵衛共同刊行的“相合版”，刊行時間在寬保元年（1741，以下簡稱“寬保本”），晚於上述享保本《王昌齡詩集》八年。因此，寬保本《岑嘉州詩集》同樣附有淀上菊隱所做訓點。另外，寬政本《王昌齡詩集》刊記右上部分有一處墨欄，其中記載了“王昌齡詩集增訂/岑參詩集/高適詩集嗣出”的出版預告。由此可見，天王寺屋可能試圖以系列的形式出版三位盛唐邊塞詩人别集，又或是有更爲龐大的出版計劃。只是遺憾的是，目前并不存在所謂“嗣出”的《高適詩集》[17]，不知是否并未付諸實行，還是早已散佚。
根據《商舶載来書目》可見，享保十年（1725），《王昌齡詩集》由中國商船“和”字號輸入（頁676C），《岑嘉州詩集》由中國商船“志”字號輸入（頁726B）。如上所述，享保本《王昌齡詩集》以許自昌本爲底本刊行，而寬保本《岑嘉州詩集》同樣採用了許自昌本作爲參照本（説見下文）。這些事實都指向一種猜測，即天王寺屋在享保年間購入來自大陸的許自昌本《王昌齡詩集》、《岑嘉州詩集》，委托淀上菊隱統一進行訓點并列入出版計劃。
然而，與《王昌齡詩集》不同的是，寬保本《岑嘉州詩集》所採用的底本并非許自昌本，而是所謂“杜確本”。僅録卷首淀上菊隱《叙文》（以下簡稱“菊隱叙”）如下：
今是編以岑公通家杜確所編爲據，副以明李本芳、許自昌校本，對映同異，并存無遺。且歷代選唐諸集有少出入者，亦取而收。蓋杜以類聚，許以体分，今從許便覽。杜編間有填注，蓋公自爲之，或杜所注，亦收無闕。
長澤規矩也根據《菊隱叙》的内容，認爲寬保本是以許自昌本爲收録順序，并採用分類形式的杜確原本等文獻進行校訂。[18]然而，這一結論尚有商榷的餘地。
《菊隱叙》所謂“許自昌校本”，即許自昌輯、鄭能重刊閩城瑯嬛齋《前唐十二家詩》本《岑嘉州詩集》[19]，“李本芳”本即南州楊一統白下重刊《唐十二家詩》本。二者屬於同一版本系統，收録作品順序也大致相同[20]。《菊隱叙》所述的“許以体分，今從許便覽”，是指許自昌本爲分體編集、便於閲讀，因而爲寬保本的刊刻者所採用。
然而，根據“以岑公通家杜確所編爲據”一段，可知寬保本并非如長澤規矩也所説僅僅是使用杜確原本進行校勘。所謂“杜確所編”原本（以下簡稱“杜確本”），即岑參同時代人杜確所編岑參别集。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岑嘉州詩集》（《中華再造善本》本，以下簡稱“殘宋本”）卷首有杜確《序》如下：(www.xing528.com)
因令繕録，区分類聚，勒成□卷。
所謂“類聚”，是指以主題分類。殘宋本保存了杜確本分類編纂的形式，與早期唐集刊本的主流編纂方式相符。[21]這一類型的刊本，大概都可以稱爲杜確本。而根據《菊隱叙》提到的“杜以類聚，許以体分”，可知寬保本所採用杜確本的確是某種類聚本《岑嘉州詩集》，其作品收録順序與分體本的許、李二本大不相同。所謂的“以岑公通家杜確所編爲據”、“今從許便覽”，是指在杜確本的文本基礎上，根據許本的收録順序進行重新排列。
現存《岑嘉州詩集》之中，採用主題分類、即保留杜確原本的類聚形式的有殘宋本四卷、明影宋抄本八卷。[22]根據比對可知，殘宋本、明影宋抄本的文本較爲相近，顯然屬於不同於分體本的另一版本系統。寬保本的文本接近這一系統，可以推測其底本與宋本有著極爲密切的關聯。
宋本系統的《岑嘉州詩集》，一方面保留了杜確原本的編集順序，同時也具有極高的文本價值，僅以陳鉄民《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一文所舉爲例。例一《夜過磐石，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体》，諸本詩題作“磐石”，殘宋本作“磐豆”，陳鉄民考證當以“磐豆”爲確。《夜過磐石》一詩收録於寬保本卷六，詩題同樣作“磐豆”。例二《寄韓樽》，詩題下殘宋本有注文，作“韓時使在北庭，以詩代書□時使”。這一注文不見於其他諸本，而寬保本卷八《寄韓樽》詩題下則有“韓時使在北庭，以詩代書於時使”一段，不僅保存了與殘宋本相同的注文，更可以爲其作一補闕。這類注文，便是《菊隱叙》中提到的“杜編間有填注，蓋公自爲之，或杜所注，亦收無闕”。
另外，殘宋本、明影宋鈔本均收録有《送鄭侍御謫閩中》（附表二114）一詩，實際是高適作品而竄入岑參集中。[23]寬保本并未收録此詩，可見即便同樣是來自宋本系統，作爲翻刻本的寬保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更勝於殘宋本。天王寺屋所以放棄許、李本，而特地採用杜確本作爲底本，應當便是認識到了這一版本的文本價值。只是遺憾的是，這一宋本系統的《岑嘉州詩集》究竟是何時流入日本，現在是否尚存天壤，仍然是一個未知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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