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政本《王昌齡詩集》的成書背景与分析

在享保本的刊行六十三年以後的寬政八年（1796），天王寺屋市郎兵衛再一次出版了皆川淇園增訂本《王昌齡詩集》。寬政本在享保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修訂、增補與拾遺。增訂者皆川淇園（1735—1807）是江户中後期京都地區的儒學大家^[8]，寬政本出版之時已届六十二歲高齡。皆川淇園的大部分作品（如《医案類語》、《淇園文訣》、《四書繹解》、《實字解》、《助字詳解》、《大學繹解》、《孟子繹解》、《問學舉要》等等），都是由天王寺屋市郎兵衛所刊行的。^[9]由此可見，二者之間有著較爲密切且長久的合作關係，這是寬政本委托皆川淇園增訂的主要背景。

關於寬政本的成書背景，原書卷末皆川淇園《改刻王昌齢集讀譜跋》叙述如下：

龍標集舊所有讀譜，其通意趣未得明暢。余嘗閲讀之次，考繹篇旨，改爲新譜。又與《全唐詩》校讎，其書他本異同者，盡採以附之其篇下。又今本所闕脱，或全篇、或一聯，《全唐詩》及《十二家詩選》所引載，率皆補出。曩畀水玉堂令改刻，及工既竣，丐余書後，印爲識之。寬政丙辰初夏既望，平安皆川愿題。

所謂“讀譜”，是進行復文學習時所使用的訓讀文字。^[10]根據跋文可見，皆川淇園對於享保本的正文及訓點有所不滿，因而命令水玉堂進行改刻。與享保本相對照，可知改動的部分大致包括以下三類。

其一爲“考繹篇旨，改爲新譜”，即訓點内容的修訂。皆川淇園本人精於漢語研究，有《助字詳解》等等相關著作。淇園的修訂内容在全書隨處可見，然而也有誤改的部分（長澤規矩也語）。如卷一《鄭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儒有輕王侯，脱略當世務”一句，享保本、寬政本訓點分别如下：

儒有輕二王侯一脱二略當世務一（享保本）

儒有下輕二王侯一脱中略當世務上（寬政本）

淇園將上下兩句作爲一長句訓點，從文意上來看固然没有錯誤，然而與五言古詩的分句節奏不合。其二爲“與《全唐詩》校讎，其書他本異同者，盡採以附之其篇下”，其三爲“又今本所闕脱，或全篇、或一聯，《全唐詩》及《十二家詩選》所引載，率皆補出”。總的説來，即以《全唐詩》等文獻進行校勘、補遺工作。

根據《商舶載來書目》^[11]的記載，目前可知最早的《全唐詩》輸入日本的事例是享保六年（1721）中國商船“比”字號（頁734D），早於上述享保本《王昌齡詩集》十二年之久。然而，享保本的刊行并未利用《全唐詩》進行校勘，大概是因爲這些書籍大多流入幕府公卿之家，少有機會爲世人所見的緣故。皆川淇園在寬政本的增訂中利用《全唐詩》的這一事實，一方面表明了淇園本人對於唐詩文本的特别關注，同時也意味著當時《全唐詩》已經在市面上流傳開來，能夠相對容易地爲人們所閲讀。

皆川淇園對於《全唐詩》的利用，不僅僅限於正文，對於原書的校勘内容也有所涉及。同時，這一利用并非毫無選擇，而是包含淇園自己的判斷。如卷五《出塞》：(www.xing528.com)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注：長征人作征夫尚，非是。

“長征人作征夫尚”一句，便是轉録自《全唐詩》所附校勘。其後的“非是”爲淇園按語，只是并未具體展開論述。

《全唐詩》以外，皆川淇園的增訂工作似乎没有能夠利用更多的典籍資料。跋文所謂的“《十二家詩選》所引載”不僅全然不見踪迹，《十二家詩選》所指爲何也尚不明確。^[12]只是卷上《代扶風主人答》“游子迷不歡”句有“迷，一作彌，《秘府論》作弥”一段注解，來自《文鏡秘府論》地卷“十七勢”所收録《代扶風主人答》一詩的異文。另外，還有諸如“愿按，某當作某”之類的校勘，并未指明版本依據，應當都是淇園自己的見解。

寬政本本身的校勘工作雖然稱不上精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皆川淇園在增訂中所表現出的對於《全唐詩》一書的極度關注。淇園的這一熊度，是解讀江户時期《全唐詩》流傳及接受的重要資料。無獨有偶，早於寬政本成書九年，即天明七年（1787），市河寬齋《全唐詩逸》稿本最終完成。作爲《全唐詩》補正的嚆矢之作，《全唐詩逸》一書在唐代文學研究史上地位尊崇，至今仍爲人們所反復提及。^[13]然而，《全唐詩逸》一書在完稿以後，由於現實條件所限一直未能刊行。直至享和三年（1803），寬齋之子三亥以寫本一部赴洛，途中得到菊池五山的援助，終於在文化元年（1804）得以在京都刊行其父的心血之作，上距寬政本《王昌齡詩集》的刊行已有六七年之久。^[14]由此可知，皆川淇園在寬政本中大量利用《全唐詩》進行校勘、補遺這一行爲，并非受到了市河寬齋的影響，而是來自其本人的學術傾向、旨趣，隱約顯示出江户中後期漢詩研究中的某些共通的動向。文化元年，市河三亥在京都刊刻完成《全唐詩逸》一書，淇園萬分感佩，寫下《送河孔陽如長崎序》一文。僅録《淇園文集》卷五《送河孔陽如長崎序》如下：

孔陽因言：（中略）前者，途歷伊勢四日市，則家父門人池五山在焉。及聞是事，乃勸僕刻傳。僕是其言，来京已命工，計比及春二三月，工當竣。竣則將賫其刻本以西也。願先生爲書是事，以爲送序。且夫唐賢逸藻，雖零句碎語，亦皆崑山之片石、桂林之一枝。且西土之所亡而我土存之者，無乃天有意護之者邪。子静君之勤，豈不可謂之《全唐詩》之女媧氏乎。孔陽欲就其父志而能以刻鎸，且遠賫之長崎，欲以傳之西客者，豈亦可不謂之孝，能不厭勞乎。^[15]

“池五山”即菊池五山，“子静”即寬齋。淇園對於《全唐詩逸》一書評價極高，乃至有“《全唐詩》之女媧氏乎”之語。考慮到其在京阪地區聲名顯赫，座下有“門弟三千人”^[16]，這一評價對於《全唐詩逸》的傳播想必産生了很大的幫助。

淇園、寬齋一居洛中、一處江户，二人對於《全唐詩》的共同關注，可以算得上是異域同調、不謀而合。《全唐詩逸》與寬政本《王昌齡詩集》的存在，不僅僅反映出江户中後期《全唐詩》一書在日本各地有所流傳這一事實，更指明了其在流傳過程中爲近世日本唐詩研究發展所帶來的重要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