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詩集》的成書及享保本的措施

根據刊記可知，天王寺屋市郎兵衛刊本《王昌齡詩集》五卷初刻於享保十八年（1733）。原書首有伴省希曾序文，正文又有淀府菊隱先生訓點。二人身份不明，應該是當時活躍於京阪地區的文人。^[3]

享保本各卷内題以下均有“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一段文字，與現存許自昌刻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相同。^[4]由此可知，享保本應當是以明代許自昌刻本爲底本刊行的。許自昌是活躍於明代末年的文人、出版家，因《太平廣記》的校訂、刊行而名顯於世。然而，許自昌校訂本《王昌齡詩集》似乎早已散佚^[5]，只有通過享保本的存在方才爲人所知。根據享保本所提供的内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許自昌本《王昌齡詩集》的原貌。

明活字本《王昌齡詩集》，是現存較早、且較爲有價值的一種王集刻本。^[6]明活字本在刊刻時間上與許自昌本相去不遠，又與享保本同樣採用了分體編集的形式。爲了便利起見，僅以明活字本作爲參照，製作篇目對照表。(www.xing528.com)

根據篇目對照表可見，明活字本爲二卷本；享保本雖然名義上分爲五卷，實則版心標記作上下卷。二本所收的作品數量、順序大致相同。由此可以推測，享保本所採用的底本，即許自昌本是一種接近明活字本的二卷本。而天王寺屋在重新刊刻之時，不知出於何種考慮，在許自昌本的基礎上進行重新分卷排列。具體説來，是以卷上“五言古詩”部分爲卷一，“七言古詩”部分爲卷二，卷下“五言律詩”、“五言排律”部分爲卷三，“七言律詩”、“五言絶句”部分爲卷四，“七言絶句”部分爲卷五。即便如此，享保本、許自昌本依然與明活字本屬於同一版本系統，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除去一小部分排列順序稍有差異的作品以外，享保本所收的作品數量較明活字本多十一首，即《贈史昭》、《出郴山口至疊石灣野人室中寄張十一》、《别劉諝》、《山行入涇州》、《小敷谷龍潭祠作》、《初日》、《失題》、《行路難》、《謁焦鍊師》、《宿京江口期劉昚虚不至》、《同王維集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五韻》等等。這些作品可以在現存的唐宋典籍之中找到文獻來源，没有超出已知的王昌齡作品的範圍^[7]；同時，又散見於享保本的各個卷次，顯然不是一人一時輯佚而得，而是在最初的底本之中便已存在。由此可知，許自昌本《王昌齡詩集》雖然與明活字本屬於同一版本系統，但是其收録的作品數量要多於後者，或許是來自於同一系統中某個更早、更優的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