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妖’條”占例的最後，有一句判斷，“此草妖也，郭以爲‘木不曲直’”。如上文所説，《五行志》中是將灾異按照妖、孽、禍、疴、眚、祥、沴七個類目進行排列的，“妖”即爲其中一類，但“草妖”與“木不曲直”并不相屬。關於“木不曲直”，《五行志》中是這樣記載的：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
《説》曰：“木，東方也。于《易》，地上之木爲《觀》。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乃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42]
“曲直”是木的屬性，“木不曲直”則會引起灾異，但“草妖”并不是“木不曲直”引起的怪異，而是“視之不明”造成的：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匀，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43](www.xing528.com)
同樣的，“明”應當是“視”的效果，“視之不明”也會引發灾異。實際上，《漢書·五行志》是由五行（木、金、火、水、土）、五事（貌、言、視、聽、思）與皇極三個部分組成的，“木不曲直”屬於五行，“視之不明”屬於五事。祥瑞灾異思想中五行是天道之本，五事則是以人事灾異來進行比附，五行五事一一對應。顯然，“木不曲直”應對“貌之不恭”，“視之不明”應對“火不炎上”，兩者本身并非對應關係。所以針對“妖樹”産生的原因，《宋書·五行志》給出了和郭璞不同的説法，前者認爲是“草妖”，後者認爲是“木不曲直”，何者爲準，難有定説。但筆者通過翻檢中古《五行志》中“草妖”與“木不曲直”類目下的具體案例，發現“草妖”下多以枯木復生、草木變怪等不可捉摸的怪異現象爲主，而“木不曲直”重點還是放在草木的物理屬性，比如草木折斷、冬雨結冰等現象，當然其中不乏例外，但以多數案例來看，將郭璞占筮木連理歸爲“草妖”似更爲合適。根據“視之不明”的解釋，君上被蒙蔽，不能賞罰分明、懲惡揚善則會出現“草妖”，在這條占卜中，是什麽催生了“草妖”呢？這還要從此條占卜的事應徐馥作亂説起。
徐馥，東晉吴興人，正史無傳，但知其爲江南豪强，時任吴興功曹。《晉書·孝湣帝紀》記載：“（建興）三年（315）春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珮。吴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爲平東將軍，屯華陰。”[44]而關於此次叛亂更爲詳細的記載，則見於《晉書·周處傳》：
（周）勰字彦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禦吴人，吴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結吴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吴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于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于臨淮太守。[45]
周勰，出身義興周氏，其父爲吴興太守周玘，祖父西晉平西將軍周處，曾祖鄱陽太守周舫，世家大族之後，地位顯赫。他的父親周玘曾助西晉朝廷“三定江南”，功勛卓著，後因不滿調用和來自南渡衣冠的輕蔑，“内懷怨望”、“耻恚愈甚”[46]，密謀叛亂，憂憤而卒。臨死前仍不忘叮囑周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47]。傖，即是吴人對南渡中州人的蔑稱。殺父之仇，奪權之恨，讓“常緘父言”的周勰一直懷有不臣之心，利用東晉立足未穩、吴人構怨頗深的機會，勾結徐馥叛亂。但周勰行事機警，先讓徐馥打著他的叔父周札的旗號起事，易於邀買人心，又讓徐馥試探周札，得知周札不肯附和叛亂之後就按兵不動。於是徐馥在孤立無援的情况下被手下所殺，這也是徐馥之亂很快便被平息的重要原因。正如周玘死後仍被朝廷追贈優待，周勰也并未被元帝司馬睿趕盡殺絶，他的出身和地望，讓不得不與世家大族相妥協的東晉政權又一次選擇“撫之如舊”，而不是論罪處刑。筆者認爲，這是《宋書·五行志》將其歸爲“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的重要原因，顯然比歸爲“木不曲直”更爲合適。
在本文第二部分，筆者已經通過對《宋書·五行志》中兩條灾異記録的史源分析初步得出“‘草妖’條”比“‘毛蟲之孽’條”晚出，且編輯綴合的成分比較明顯的論斷。又經對這兩條記録的深入解析可以梳理出一條時間鏈，即永嘉五年（311）延陵發生偃鼠出延陵事件，郭璞占卜將要出妖樹，永嘉六年（312）無錫發生木連理，證明此前占卜的準確性，又成爲叛亂的徵兆，直到建興三年（315）徐馥叛亂的事應出現，此條占卜最終完成。其時間跨度之長，綫索之多，在構成一個複雜而又過於完美的記録的同時，也不免讓人對於其中的附和成分産生懷疑。這是當時就産生的確鑿占卜還是後世史家以“全知全能”的視角對其進行了“加工”？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歷來被認爲是祥瑞休徵的木連理陰差陽錯地擔起了“妖樹”的名號。從地緣上看，無錫縣與延陵縣在東晉時同屬於揚州毗陵郡轄域，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而延陵偃鼠事件和無錫出妖樹相隔時間并不遠，以上種種都爲將這兩條灾異記録整合爲一條提供了便利。更爲重要的是，當叛亂已經發生，需要爲其找到相應“咎徵”以圓滿解釋的時候，祥瑞也可以不失時機地轉化爲灾異了，這背後反映的是中古時期祥瑞灾異轉化的鬆動以及灾祥觀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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