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五行志》中郭璞占筮木连理的史源考察

《宋書·五行志》載，“永嘉六年（312）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果作亂。此草妖也，郭以爲‘木不曲直’。”^[11]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又見於《晉書·五行志》中，“（永嘉）六年（312）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12]兩相對比不難發現，除個别字傳抄有誤，《晉書·五行志》中的記載應襲自《宋書·五行志》。關於此事在《宋書》中還有更多描述，如“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吴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13]《晉書·五行志》中的類似記載同抄自《宋書》。^[14]《宋書·五行志》中的兩條記載，前者歸於“草妖”，後者則歸爲“毛蟲之孽”，且後者并未提及占筮木連理。^[15]

而在《晉書·郭璞傳》中，則涉及郭璞占筮木連理的内容。“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吴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灾也。’”^[16]在這條記載中，除最後一句對“木不曲直”作出了一定解釋，其餘内容仍可引《宋書·五行志》中的兩條記載連綴而成。在叙述方式上，郭璞本傳的記載由插叙轉變爲順叙，體現爲“徵—應”直接對應的模式。

由上可知，郭璞占筮木連理的内容主要來自《宋書·五行志》，另有《晉書·郭璞傳》等作爲補充，而有關此條灾異記録的史源，則可追溯到《搜神記》中的記載。“永嘉五年（311）十一月，有蝘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17]又：“永嘉六年（312）正月，無錫縣欻有四枝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徜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吴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18]《搜神記》雖爲東晉初干寶所作，但其原本在南宋就已佚失，現存二十卷本爲明人輯録本，因而其中所載内容仍需檢視。汪紹楹先生作輯校時，明確在第一條記録的注釋中説“本條見《法苑珠林》八十引作《搜神記》”，可參見《法苑珠林·園果篇》“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條載：“晉永嘉五年（311）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19]《法苑珠林》作於唐總章元年（668），其引用的内容應來自唐代流傳的《搜神記》版本，又因《法苑珠林》本身爲傳承有序的作品，故這一部分内容至少不晚於唐代。而《搜神記》中的第二條記録，不僅與“‘草妖’條”内容基本相同，又不見於中古時期其他文本，應爲重新輯録時引自《宋書·五行志》。而根據《搜神記》、《法苑珠林》以及《宋書·五行志》“‘毛蟲之孽’條”的内容，僅僅涉及“偃鼠”部分而未提及木連理，且“偃鼠”部分的内容已經能够構成較爲簡單的“徵—應”對應的《五行志》記録模式，因此可初步判斷這一部分爲較爲原始的“底本”。(www.xing528.com)

不僅如此，汪紹楹先生同時指出此條占例“本事亦見《洞林》、《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又《太平御覽·妖異部》引《易洞林》曰：“吴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卜卦占凶，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擿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20]《易洞林》即爲《洞林》，傳爲郭璞所作，原書已佚。《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易經部》收録書名爲《晉郭璞洞林》^[2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收録元代胡一桂所撰《周易啓蒙翼傳》，其外篇收録《郭氏洞林》^[22]，雖然兩書書名各異，但内容相同，均指代郭璞所著《洞林》一書，但都未收録郭璞占筮木連理的占例。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雜占類》中收《易洞林》一書，題爲“晉郭璞撰”^[23]，分上、中、下三卷，補遺一卷。對比其《易洞林》原有三卷内容，也是從胡一桂《郭氏洞林》本抄録來的，并無其他新的占例。而在“補遺”部分，確實收録了“木連理條”，馬國翰記爲輯自《晉書·郭璞傳》，對比可得内容完全一致。^[24]因此，據現有史料僅能判斷郭璞《洞林》一書中應有郭璞占筮木連理相關的内容，而原書中是否明確記録此條占例已經不得而知了。

由於史料所限，我們無法找出記載占筮木連理的確切史源。但根據現有史料的記載，筆者認爲灾異記録中“偃鼠”部分應爲較早的内容，而木連理更傾向於後世史家的綴合，最終呈現出《宋書·五行志》“‘草妖’條”的面貌，并非後人憑空杜撰，而是進行了一定的編輯加工，這在《五行志》的書寫和記録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這條占例所體現的灾祥轉化現象和書寫模式，對於揭示中古時期思維世界的複雜性亦有幫助。基於此，本文接下來將嘗試對此條占例進行深入分析，并以此爲切入點考察祥瑞灾異觀念在中古時期的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