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從底本到寫樣”的考察，我們可以獲得版刻史與文獻流傳雙方面更爲豐富確切的知識。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刊刻的主持者或者説實際的校閲者如何按照自己的意圖，將作爲底本的“他本”轉换爲他們心目中的“此本”，爲此他們又做出了怎樣的具體操作，以及他們與寫樣刻書匠人之間的互動往還。遺留在底本與寫樣本中的批語與編校痕迹，還可以在微觀層面上解答某一具體版本實際是如何構成的，而這些痕迹大多數在刻成後的正式印本中已經消失不見。這些鮮活而有趣的細節史料，既展示了晚清時代書籍刻印的諸多實熊細節，還可由此推論缺乏同類史料的更早期的書籍刻印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從實物與文獻雙方面展開觀照，或許便是“從底本到寫樣”的最大興味所在。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注释】
[1]盧前《書林别話》，載《盧前筆記雜鈔》，中華書局，2006年，第469—477頁。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6—181頁。
[2]陳正宏《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式及相關史料》，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1期，第91—98頁。
[3]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七章“刻印之結合研究”，中西書局，2015年，第106—112頁。
[4]〔清〕王延綸《王延綸硃卷》，清光緒刻本，葉2B，定州市博物館藏。
[5]但叢書本的正式印本未有鄂爾泰序、黄序，不知當時二序是否實際寫樣。(www.xing528.com)
[6]張文虎著，陳大康整理《張文虎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13、115頁。
[7]中國書店拍品説明亦稱：“從批校所用詞語如‘低二格’、‘去二字’、‘皇帝低一格’及將避諱‘寧’字給予糾正等看，似爲雕版之底本。”不過，“其中‘弘’‘寧’字避諱”，實際并非鈔本原先即避諱，而是事後塗抹。案，《皇明帝后紀略》一卷，有明萬曆七年漳州知府曹銑刻本，存世甚罕（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故宫博物館有藏），鄭振鐸《玄覽堂叢書》曾影印。此外，民國羅振常蟫隱廬影印過别一鈔本。
[8]因三者各卷篇次與收文數量不同，此表節選前十篇爲證。
[9]翁方綱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詩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38頁。
[10]翁方綱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詩附記》，第8、9、13、21、37頁。
[11]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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