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此本重要关键

書籍刊刻無疑或明或暗地體現刻書主持者的意圖。所有刻書者的共通意圖是爲某書增一傳本；更有不少人力圖刻出精善之本，爲此廣集衆本，力事丹鉛，委以良工，而求精美。這是刻書活動中不言自明的應有之義，然而在這些普遍意圖之外，有時刻書主持者還會出於種種考量，欲實現某些“個人化”的意圖，這些意圖無疑具有相當複雜的面相。底本批語則是考察主持者所持意圖的重要材料。

兹以定州市博物館藏道光二十三年祁陽順積樓刻本《潜室劄記》（清刁包著）爲例。書中的審校者批語顯示了以下幾種情形：

一是凸顯“新”“舊”刻本的不同。如，順積樓本卷首有鄂爾泰序，題爲“潜室劄記序”，批語曰“‘序’字上加‘舊’字”。次雍正三年黄越序，未有標題，批語曰“首行標‘黄序’二字”。這兩處批語所體現的“意圖”，顯然是要强調在作爲“新刻本”的叢書本中，順積樓本原有的序跋是“舊”的^[5]。此類將底本原有序跋改題“原序”“舊序”的做法，是古籍中的常見現象，然則可知强調“新刻”與“舊刻”的差異（儘管二者在文本上的差異容或有限），是刻書主持者的人之常情。

二是展現刻書語境與目的的變化。順積樓本的卷端題名相當複雜，逐一羅列作者、校者、訂者、參者名氏，達十餘人之多；叢書本改題“祁州刁包著”（見圖3、圖4），删去其他。案，順積樓本爲刁氏家刻，刻印先人著述，是闡揚家光的大舉措，羅列出洋洋灑灑的親朋師友名單，既可盛大其事，又使參與者均有躬逢盛事、與有榮焉的滿足感。叢書本則以表彰鄉先輩著述爲目的，大約在王氏看來，只須强調刁包係直隸祁州人士即可，而順積樓本的主持者與參加者——刁氏親友，不僅在刻書主體變爲定州王氏的語境下已失去意義，且與郡邑叢書的主旨無關。卷端題名的一詳一略，正隱含了祁州刁氏、定州王氏這兩組刻書者相去甚遠的刻書意圖。儘管此處修改未經審校者批語的明確指示，但如上揭《洙泗考信録》之例，批語指示將道光本的“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改爲“大名崔述箸”，并强調“後仿此”，可知將卷端作者題名統一爲“地名+作者名”的形式，是王氏的既定方針，意在强調作者的“地域身份”以及《畿輔叢書》作爲郡邑叢書的特質。

圖3　叢書本卷端題名僅有“祁州刁包著”

圖4　順積樓本的卷端題名（圖片引自學苑汲古）

又如，順積樓本鄂爾泰序“予少承先大人司成公訓”一句，“先大人”抬行另起，批語指示“可與上連寫，不必抬”（見圖5）。鄂爾泰言及己父而提行，事所宜然。據序文又知，鄂爾泰作序，乃因“屬吏上元令伊祁刁承祖出其先人所著《潜室劄記》一編，以求叙于余”。刁氏徵序於彼，且雙方爲上下級關係，那麽刁氏一族刻書時自應沿襲鄂爾泰原文面貌，以示尊重。至王氏刻書時，早已時過境遷，自然毋須諱他人之諱。這一更動，恰體現了刻書語境的變化。

圖5　定州市博物館藏刻書底本，審校者指示取消鄂爾泰序的抬行

圖6　天頭貼簽，審校者提示正確字形

三是提示字形，防止訛誤。順積樓本鄂爾泰序末署“西林學者鄂爾泰謹序”，貼簽將“西林學者”四字重新書寫一遍（見圖6）。乍看上去，很難理解其用意。細究之下，推測是：此序以行書上版，“學”的字形有所變異。大約寫樣人辨識字形的能力有限，審校者唯恐致誤而特意寫出正體，以示提醒。事實上，寫樣人辨識字體的能力固然因人而異，但相對有限，大約是普遍現象。以下舉出長期從事書籍校刻的晚清學者張文虎談及的一個佐證。同治六年（1867），張文虎在金陵書局，十一月十七日，“節相（曾國藩）欲以聚珍板印顧亭林《肇域志》”，二十四日，“縵老示《肇域志》，蠅頭草書，或添注文旁，或增補眉上。朱筆勾乙錯誤，不可辨識，恐非抄胥所能辨，付工擺印，亦未易也”^[6]。

與之類似，定州市博物館藏明萬曆刻本《平播全書》是王灝刻書所據底本，因係後印本，個别文字模糊難辨。審校者以朱筆貼簽將磨損字重寫，以防寫樣者無法辨識。將這些重寫處與叢書本相核，則皆一致。(www.xing528.com)

四是文本内容的更改。首先是刻書中習見的改動異體字。順積樓本卷上葉一八B“天下之治也”條，有“小人耻其下”、“君子耻其下”，批語曰“恥，從心”；叢書本從之。順積樓本卷上葉二七A“一念不妄起”條有六“”字，批語曰“妄”，叢書本全改作“妄”。其次是删改，黄越序後爲刁包之孫承祖、顯祖識語，其末爲“……恧焉滋懼云爾/孫男承祖顯祖敬識”（“孫男”另起一行，承祖、顯祖用夾行小字），貼簽曰“接寫‘孫男承祖敬識’，‘顯祖’二字不必刻”。叢書本删去“顯祖”，但“承祖”仍作夾行小字，因此在其左側留下了不自然的空白（删去顯祖之名的原因不明）。第三，調整文本次序。順積樓本卷下葉四二B“薛子曰萬物本於天”條，批語曰“薛子五行，作第一節”。叢書本遂將此條改列卷下正文之首。

無論是更改字形，或是調整文本次序，均屬刻書中較爲常見的情形。不過刻書主持者有時還會出於某種特殊目的，改動原文。在此擬舉《畿輔叢書》之外的一個實例。

中國書店2016年秋拍中出現的清抄本《皇明帝后紀略》（明鄭汝璧撰），中有多處批語涉及更改版式（如抬行、空格等），將未闕筆的清代避諱“弘”字塗改，并指示應如何準確避諱“寧”字。由此觀之，似有人擬以之爲刻書底本，時代約在晚清。但未見與此對應的刻本，應是未實際付諸刊刻^[7]。

值得注意的是，有數處批語的内容是“删去幾字，可省一行”。如“淳皇后”條（太祖朱元璋母），鈔本原作“姓陳氏，元至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崩……”，批語爲“改二十爲廿，可省一行”，并將原文前一個“二”字圈去，將“十”字增筆改爲“廿”。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爲此條末行僅有雙行小注“不詳”兩字（相當於大字一格），做以上修改，可省出一行空間。

無獨有偶，“成祖”條，鈔本原文“册封爲燕王，建國北平”句下有雙行小注“今京師”（相當於大字兩格），審校者將其圈去，并批“省一行”。但大約是後來又覺如此删除，有損文義，不甚妥當，於是在圈去處加雙三角符號，批“三字不去”，并將原批“省一行”劃去。不過，審校者仍未放棄省去一行的企圖，他在這段中又找到了兩個可删除而不致於引發大問題的字，“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是年九月初十日”中的“初”字被圈除，批語“去二字，省一行”（見圖7）。

爲何審校者要想方設法節省出一行空間呢？翻至卷末，答案揭曉。此本末葉僅有三行文字，天頭處批語稱“前去四行”，也就是説，經過前面的“不懈努力”，孤懸末葉的三行文字，終於可以併入前葉了。但問題再次出現，末葉最後又補入了“案，穆宗尚有孝安陳皇后……”共36字（字迹墨色明顯與鈔本不同，應是審校者補入的），若將其刻入書中，則之前的努力必將白費。審校者再次想出瞭解决方案，批語“此作夾注，將好撞足，無空行”（見圖8）。36字作雙行小注，則相當於大字18格，此鈔本爲十行二十字，這樣就正好利用了“前去四行”而抄本末葉原爲三行而多餘出來的一行空間（由此可以推知，按刻書者規劃，刻書時將沿用鈔本十行二十字的行款）。

圖7　清抄本《皇明帝后紀略》中的審校者批語，指示如何删字省行

圖8　清抄本《皇明帝后紀略》卷末（圖片引自中國書店網絡預展）

這位審校者不斷通過省去一行（推行），最終省去了一葉（推版）。若是以傳録爲目的的抄書，自不必如此（一般來説，清代抄書是以字數而非葉數計價），而刻書時省去一葉，則意味着省去刻製一瑰版片的花費。這無疑再次證明了此書爲刻書底本的事實（儘管未實際付梓）。由此還可進一步推測，刻書者資財不饒，所以才如此斤斤計較，此書最終未能刊刻，恐怕也與其經濟狀况有關。

爲了節省刻版費用而不惜删改原文，當然有悖於刊刻書籍的一般規則。然而，正是這樣有趣的實例告訴了我們，古籍傳本中的有些訛誤，竟然可能與經濟考量有關。在傳刻文獻的大意圖中，有時還不免藏着精打細算的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