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谢谢兰州大学！今天师生们聚集一堂，听我聊自己的人生，听我聊自己与文学的关系，听我聊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兰州大学给了我惊喜，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今天受兰州大学的邀请，我成了兰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今后我来兰大的次数会多起来。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兰州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初次来兰州时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受，因为我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东北建筑公司的建筑工人，在北京参与建设完人民大会堂等主要建筑之后，先到了陕西，之后到了兰州，三五年之后又辗转到新疆、四川。我从小就对兰州有印象，印象最深的就是缺水。听父亲讲，当年缺水时拉水车路过村口，老牛要跟着拉水车走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舔车上溅出来的水，狗也跟着拉水车，狗舔水解渴。1984年至1985年，我到过兰州两三次，住兰州饭店。当时兰州饭店算不错的饭店，隔窗望见的是皋兰山。
兰州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读者》杂志。为啥它会诞生在甘肃兰州呢？北京、上海、广州有丰富的期刊资源，为什么没产生这样的杂志？而且《读者》很快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是人文品质最丰富、最好的刊物，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刊物，我对兰州创办此刊物的创刊人怀有敬意。听说，作品如果被《读者》选载，三五年内评职称会被认可。我出差时习惯性地会往书包里塞上两本杂志，其中常有《读者》。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雷达是我朋友，他是兰大学子。再关于兰州印象很深的是这个地方有兰大这样一所大学。我对于中国早期致力于教育的知识分子心生非常大的敬意。看以前兰大老照片，大门左右只有两根柱子，上面的横梁都刷成黑色的，写着白色的“兰州大学”四个字，校舍是土坯房。我在想，当时的创办者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激情、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在这里办了这样一所大学？100多年过去了，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今天看到校园很美，看到绿树成荫，是环境良好的学校。20世纪30年代，兰州仅十几万人口，少数几条街是土路，全市区没有公厕。我读过写关于茅盾先生和几个报人前往新疆查阅文史资料的文章，文中谈到他们曾路过兰州，当时冬天，旅馆的房间没法取暖，房客得自己买柴买煤取暖。客栈的小老板让自己的孩子们拾马粪、骆驼粪回来烧热自己的房子。从前是那样的城市，像《新龙门客栈》里的场景，而现在已经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这真令人高兴。我30年前来兰州，坐火车需两天两夜。这次坐飞机，进入甘肃境内时，往下看，心里很忧伤，那光秃秃的山，寸草不生的土地，心想这里的自然环境真不适于人类生存。坐在长途车上，看着路两边山岭也很光秃，拐几个弯后，突然看到一个小盆地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耸立着，立刻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觉得太不真实了！30年前的兰州饭店是兰州的标志性建筑，只有五六层，现在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人口也增长到了三四百万，我觉得从中看到了我们中国30年来的发展。这次，我住到宾馆之后，还知道我们甘肃。明末清初有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文学家叫王了望，以前我对这一历史人物确实一无所知。欣慰的是我来之前，看电视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出口增长排名原来靠后现在靠前了。我在北京听到中国出口量有多大增长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我们的出口量一直在增长，说北、上、广有增长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说一个西部省份的城市有增长，确实有为之一振的感觉，它将会给我们西北人民带来一定的福祉，这是令人愉快的。
谈完对兰州的印象，下面我谈谈自己。我都是半个兰大的人了嘛，坐在这里就像是坐在我工作的北京语言大学讲台上一样，作为一家人，就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自己。
说起我，总得讲到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是山东人，童年就失去了母亲，而且就他一个孩子，家里又没有土地，在越穷越光荣的那个年代我有着光荣的出身，因为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填成分填的都是雇农。我，雇农的后代，在“文革”大串连时也震撼过一次。曾经在四川，一名藏族女青年侃侃而谈，别人似乎不同意她的观点，指斥她：“你发表这些言论你是什么出身？”她骄傲地说：“我是农奴的女儿。”我一想比我的成分还“硬”。父亲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走四方”，成为小打工者。事实上，父亲六七岁时就给东家放羊了，我们一说起与东家的关系，或者说与大地主、小地主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紧张的，是敌对的、势不两立的、憎恨的一种关系。其实未必，因为在父亲家乡，地主大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去，更恶不到哪去，只是他先人给他留下较多的土地而已，东家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相处的，所以我们那里不愿意用“地主”而愿意用“东家”这个词。无论我爷爷还是父亲回忆起往事，总是说东家的好。由于当时的环境，我的父亲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也没有多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他寡言少语，没有文化，性格刚烈，反抗意识很强。他十四五岁就跟着乡亲们闯关东，一直到20来岁，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生活。他的刚烈表现在他常与日本浪人打架，曾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还是乡亲们把他赎出来的。乡亲们常常叮嘱他，有几类人你是不能惹的。他的愿望是攒点钱过上小康生活，这愿望十分强烈，也很有自强意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终于活出了样子。我没见过奶奶，我只见过爷爷。当时他70多岁了，爷爷去世时我还小，没有印象，只知道家里出了一件什么事，那时候的我甚至对死的概念都不是很明了，只知道爷爷突然不在了。
讲座现场。
父亲对我唯一的教导就是珍惜东西。因为很穷嘛，他有个习惯，走在路上，看见一根钉子，哪怕是弯钉，都要捡起来，回到家里放进一个小木盒。贫困人家在墙上挂东西，常常要在墙上钉个钉子，临时上哪去找？小盒里翻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小木盒，有需要的邻居也来要过：“老梁家有没有钉子和螺丝帽呀？”“有没有半截铁丝呀？”直到今天，我家里仍然有个小木盒，走在路上发现一段铁丝，我也会捡回来，如果家里的洗脸池、下水道堵了，要么打电话请人来修，要么打开小木盒找一段铁丝自己通一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父亲对我的这种影响，和《朱子家训》中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不同的。我的父亲不是有意识地教育儿女如何做人，他对儿女的要求是很低的，不许偷、不许抢、不许犯法、不需要有多渊博的知识。他认为，读书有时会把人读傻，但身体要好，将来要靠力气吃饭。他常说我不就是靠力气吃饭的吗？不就是靠力气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了群英代表了吗？他是这样一种思维。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家里有一把法国造的玻璃刀，割玻璃非常快。小时候，我经常趁父亲不在家就把它偷出来。那个年代人们生活都很艰难，好多同学的文具盒里连一把尺子都没有，又不好意思向家长要钱，因此我和同学当时就到处捡破玻璃，然后用父亲的玻璃刀把玻璃割成长条的、三角的形状当文具分给同学，自己也留块长条的或三角的做尺子。一次我不小心把玻璃刀上的小金刚石给划掉找不见了，这把刀就废了，我很害怕，就把刀原封不动放回原处。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拿出来划玻璃，他很自信地一划，哦？不管用，是不是自己搞坏了？他发现以前刀是头朝上放的，怎么头朝下了？于是明白了，但那次他没打我。我的父亲为什么当时没打我？他说他看见玻璃刀上用胶水粘了一小点玻璃碴，看起来好像依然有块金刚石。他说你竟然能把那么小的玻璃碴粘上去，是费了很大劲的，你一定是怕我怕极了，我怎么能让孩子们这么害怕啊？所以，父亲从这件事上反省了自己。我写过一篇散文，不是写我自己，是写玻璃匠和他的儿子，这篇小散文还在《读者》的某一期刊载过。后来我创作了电视剧《返城年代》，那里面也有描写父子关系的情节。由于我对这段故事情有独钟，就把它影视化，经过演员的诠释，好像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的父亲14岁离开家，一直在外面工作，1972年或1973年，快60岁的他，带着我的妹妹、弟弟和我生病的哥哥，回了一次山东老家，那时老家依然很贫困，父亲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由雇农的儿子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而且是老工人。有件事他不敢告诉乡亲们，其实他在四川的时候，被隔离审查过，工资被减少，还让他一个人在大山里为食堂种菜。原因是他从小生活在伪满时期的东北，他为了生存，学会了一点日语，和工人交流时口里会蹦出一两句日语。“文革”时有人问这个工人怎么会日语？审查来审查去，看是否是“日本特务”。我父亲的性格是谁要打他，他也要打别人的那种，所以他就会吃更多的苦头。他隐瞒着这件事，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还要装出很光荣的样子。那时我已下乡了，没有回去。父亲回来时，对我母亲说，本来准备了两百块钱，觉得很多，结果这家五块，那家十块，最后就没有了，当时家乡人的生活条件相对城里来讲，还是很困难的。之后父亲再也没回去过，60岁退休回到了哈尔滨。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时我已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977年回家探家，接到了四川地方给我父亲的平反信。你想，当时我认为我是一个雇农的儿子，父亲还需要平反？什么问题？我看信后知道是关于父亲的特嫌问题无证据证明属实，给予平反。当然还留下一个小尾巴。当时父亲像我现在这样的年龄，他眼角流下泪来了，我当即执笔，对父亲说，我替你给他们写信，某某单位什么工作组，你们把一个老工人害成什么样了？我限你们多少时间必须马上解决，我是某某的儿子，你们解决不好的话，我们四川见。我身上有我父亲那种性格的基因。过了没多久，他们给我回了一封信，告诉我都解决了，真的立即全都解决了。父亲，一个老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走到西安、兰州、新疆、四川，再回到哈市最破烂的地方，我在小说中叫它脏街。当时的小儿女们，现在都长大了，都结婚了，父亲回家后没处住，东隔西隔，隔出几个小区域来，就这么将就着住。那时我给哈市领导写过一封信，我说我代表一个共和国第一代的老工人，讨要一点公道，他为国家盖了那么多楼，包括天安门前的几大建筑，现在他回来了，他住在这样的地方，政府能否为这样一位老工人解决一下实际困难。说句实在话，这样的老工人太多了。结果，政府真考虑了，因为我当时有了一点小名气啊，人家一看是梁晓声的父亲，破例给父亲分了间小小的楼房，我父亲盖了一辈子楼这才住上了楼房。后来，父亲到北京来看我。我在北影住的是筒子楼，房间只有12平方米，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当时我已结婚，我父亲进门第一句话就说，儿子你好有福气，你刚参加工作就住上了楼房，还是木板地。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前的父母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是多么低。他说，儿子，要感谢党啊！他说，你可以瞧不起很多人，但你不能瞧不起共产党。这共产党还真是把这么大一个中国建立起来了，我经历了很多年代，我知道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很质朴、很纯真的人。我想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前30年是什么样子。有些人还认为眼前这么多问题，怎么说成就很大，进步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一辈有比较，这成就是比较出来的。我写过一篇小说《父亲》，其中批评了我父亲性格中那些缺点和坏脾气。不曾想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也不曾想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被我父亲看到了，我回家看到父亲不高兴，他很坚决地回哈尔滨去了。两年后的一天我梦见他生病了，就把他再接到北京，那时父亲癌症晚期已经无法治疗。一天中午，我回家午休，本想在大床旁边的钢丝床上睡一会儿，却怎么都睡不着，觉得心慌。我就睡到了大床上，睡在父亲身边，和父亲手握着手，然后我睡着了。就在这个中午，父亲就这样去世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我父亲去世之后，有一天北影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梁晓声你老家有一个婶来找你。”我没回过山东老家，我以为是东北那面来的，我想我东北也没亲戚呀。当时我已调到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就骑自行车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看这山东婶人高马大，挎一个包袱，满脸是汗，晒得很黑。传达室的人说：“这是你要找的梁晓声。”她打量了我一下，扑通就跪下哭了起来，我扶起问怎么回事，她说你们家可把我们家给害惨了！我就愣了，我父亲去世后，再没人回过山东。婶一听我父亲去世了，长叹一声说：“这下更说不清楚了。”啥事呢？父亲去世前村里来了封信，说村里要修路，改造村貌，问你们当年破房子拆下来的几块石料、木料还要吗？如果不要就给别人家，人家儿子要结婚了。你想当时多穷呀，那么多年的破房，拆下的木料还能有多大的承载力，可是人家要。父亲说乡里乡亲的，人家要就给，写封信就说给了。村里又来信说还要父亲按上手印，村委会还附了一封信，总之，意思是木料属于村里哪家哪家了。但是村主任家也看中那木料了，他家儿子也要结婚。村主任怎么能让别人占了这便宜。因为大人们是这样，孩子们也会产生矛盾。春节的时候，两家的半大小子打架，这婶家的孩子一刀把村主任家孩子刺死了。我听了头嗡的一下，这可怎么办！她说，现在案子已到了高院，按村主任的说法，是让她家孩子偿命。我想，已经死了一个，就因为我家那么一点破木料、石料。我说，我没别的办法，我只能托人帮忙，我带着婶去高院求情，恨不得给人跪下。两家都与我家没什么关系，可都是我的乡亲，死了一个孩子，这一个能不能保下来？最后，还是没保下来，被枪决了。因此，我的家乡是不能回去了，回去朝哪个方向走？我迈谁家的门？我知道谁家是村主任的亲戚？谁家又是当年这婶家的亲戚？因此，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老屋的残骸》。今天我来这儿前，看了我最烦的一个节目——第三调解室，几乎好多台都有类似的节目，这些电视台的动机肯定是好的，愿望肯定是好的，嘉宾、主持人的愿望都很好，但调解的都是什么问题呢？兄弟姐妹为争父母一点小小的房产，哪怕10平方米，到电视节目上去互相指骂，一母同胞，当面就指骂，“你就不是个东西，你混蛋……”还有“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在看着呀！我就在想，怎么会是这样？亲情的力量无法把这么小的利益摆平吗？目的虽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但所有孩子看完后，就会说什么亲情？人就是自私的，亲情可以翻脸变成无情。我由父亲想到了这些。(www.xing528.com)
我母亲家的情况稍好一些。她父亲是中农，有文化，当过私塾先生。在南方一些地方，私塾先生是非常了得的，蔡元培、鲁迅儿时都是受私塾教育的。鲁迅先生的私塾教师是秀才，蔡元培的蒙师是举人。我的外祖父只上过几年的私塾而已，但那时学的和现在不一样，没有数理化，没有地理、生物，没有美术，三四年时间只读那些国学经典，因此，《论语》和孔孟之道都知道一些，就可以去教别人的孩子。我母亲不识字，但是她知书达理，能熟背诗词，能够讲戏文，杨家将、岳家军等故事我都是从母亲那里听的。我母亲家兄弟姐妹多，有六个孩子。一场天花过去，只剩下三个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在天花中失去了。她一生把亲情看得很重。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你写篇《我的母亲》吧，我和你母亲聊天，她说你心里只有父亲。”我非常心疼母亲，因为她很善良，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小的时候，都是凭证供应口粮，有时候到了月底，得把面袋子刮一遍，将仅有的面打点面糊糊再掺点菜叶凑合一顿饭。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要饭大爷，不像农村的，那年代他还穿着一袭长衫，我看他非常奇怪。他说：“我快要饿死了，给点吃的吧！”那时要饭和现在不一样，手里是拿着碗的，不要钱，你只要给点吃的，他都非常感激你。当时母亲说：“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见要饭的不走，母亲就跟他说：“那有小凳，你坐下，把碗拿来我给你盛碗粥和孩子们一起喝吧。”我知道，粥让要饭的喝了，母亲就没有了。因为这件事，居委会在讨论我家粮食补助时有人说，你家都留有要饭的吃的粮食，就不能补助，最终取消了我家一年的粮食补助。对此，母亲说：“不就每月三五斤粮嘛，人家那么大年纪的老人要饭要到跟前了，怎么能不让人家喝碗粥嘛。”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邻居家有点事情都愿意找母亲给调解一下。
我在《年轮》里写到的偷豆饼的事，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为原型。当年我的一个同学偷了人家一块豆饼不敢回家，跑到我家，母亲知道了非常生气，她说：“我要替你爸你妈教训你。”她就在我家里打了我同学的屁股。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哈尔滨，前来张罗后事的都是陌生面孔，有弟弟的同代人，都称是母亲的干儿子、干女儿。后来我了解到，弟弟人缘广，朋友喜欢往我家跑，当时他们的长兄长姐都下乡了，他们或是有工作或是没有工作，有的家长不在家，有的家长在接受劳动改造，在城市里成长都有很多困惑他们的事情。母亲是个明事理热心肠的人，就告诉他们怎样谈对象，怎样做儿女，一来二去，和他们的关系越走越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母亲播种了什么》，创作时我想到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母亲，我想到她的父亲早年从私塾学的知识，由此想到中国5000年文化最后沉淀到民间的价值观，这些正能量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彻底消失掉了？我经常做如是想，虽然中国发生了“文革”，可当时还有这样一些母亲，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幸运！现在别人问我快乐吗？我觉得我是越活快乐越少的人，现在一切快乐都是短暂的，最大的不快乐是今天终于衣食无忧了，房子住大了，家家户户都可以有小汽车了，而吃苦受累的父亲母亲和这些好生活没沾上边就不在了。想到这些，使你永远都快乐不起来。
我谈一下我对文学的认识。文学创作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尤其是文学、戏剧、影视等，除了满足我们官能视听的需求外，还有一点，不就是要让生活变得更好吗？不就要使人变得更善良而不是相反吗？因此，我在创作中始终坚持这一点。有的人肯定会说，你的作品中总要带“文革”，其实，曾有人质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性的善良还存在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存在。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它存在，而且比平常的存在更加深厚，更加感人，更加震撼，所以，我就很愿意用我的笔把那种特殊年代下的善良表达出来。在座的文学院的，包括你们搞文学理论的，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就是扛着摄像机把现实录下来，生活哪里有恶我就给它来个特写，再放大一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理解的文学还有一个使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人性应该是怎样的？这就是我的人性理想主义。因此，我无论写那个年代的悲苦也罢，写那个年代的这个事那个事也罢，我一定不能忘记，人在一定环境下会有一时的沦落，但它一定还会站起来，这才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有人时常问我，为什么那么多题材你不写，偏写“文革”题材，写知青题材也要带上“文革”这么一笔？其实，反右斗争和我家没关系，只是自己经历了“文革”、大跃进，我想把当时看到的、接触到的那些无辜的人的故事讲出来而已。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有三家电视台来采访我，就想了解你梁晓声在“文革”中是什么样一个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这个红卫兵恰恰是在“文革”时期知道了我能够以怎样的方式给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一点小小的温度、同情与帮助。在我初中毕业时，也就是“文革”前，我的阅读量远远超过现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当时有些书曾在某一方面打动过我，比如爱国主义、抗日战争、战友情等，但真正给我以人文营养的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 其中“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等经典语句，都成了我《年轮》中的台词。可以说，恰恰是在 “文革”时期，我迅速地在人文素养方面成长起来了。
接着，我谈一谈十八大以来，我对中国的新印象。我相信我将见证十八大以后中国掀开了它极其重要的一页，此页的重要性，不仅相对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对今后中国能否健康地可持续地秉持科学发展观进步，必然也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而此前30年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使许多中国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乱象丛生。我来之前还在想，怎么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出现？来兰州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看电视，不知道报道的是不是北京，是某饭店领导对店员进行的疯狂培训。培训什么呢？领导们都在旁边，穿黑衣的女子一定是领班，穿红衣的女子围成一圈，然后声嘶力竭地喊着：“我能！我能！”“我第一！我第一！”“我不败！我不败！”做着同样的手势。我立刻想起“文革”中红卫兵的状态，比那更加猛烈。然后她们把黑衣女子托起来，手里挥舞着旗帜，喊着：“我们第一！我们最能！”把人看蒙了。怎么说呢？当时节目主持人也不知怎么说才好，用了一个词——好恐怖！我想说，好邪性！只不过是培训酒店服务员，怎么会采取这种方式？这就是乱象之一。乱象之二：某市一个大超市，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的店员们一个挨一个学狗爬，一个挨一个地绕着一个喷水池子爬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我有罪，我该死……”说这也是培训，是对店员心理素质的培训。还有，就是看到那么多家庭，为了那么一点破房子，为了几十元钱分不清楚，然后互相打、互相骂。尤其令我伤心的是看到五六十岁的儿女们，和自己七八十岁的老父母对簿公堂，对父母出言不逊，这也是怪现象之一。有些卖车的地方有两三千万特定的车，这些车被许多人顷刻争抢而光。别人跟我讲了件真事：有一个土豪买了车后跟卖车的老板说，开个价吧，连车模一起要。卖车的说，这不能卖，我们无权卖人家。之后，土豪跟车模要了联系方式，再后来，这个土豪还不忘给卖车老板打个电话：“告诉你，人我买成了，气气你。”当然也有买房时连售楼小姐一起要的。我电影学院的作曲家朋友跟我讲，有一天别人给他介绍了一土豪煤老板，一见面就跟他说：“我女儿要当演员，你开个价吧。”他说：“那也得看看你女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班，不能上正规的，上培训班也可以。”老板把女儿领来，他一看根本不能当演员。老板还讲，不就是钱的问题，你开价好了。我朋友说，恨不得倒给他钱，把他女儿领走好了。这也是乱象。还有，不久前网上曝出来的，从某某家里搜出1亿元现金的事，点钞机也点坏了，这种贪污的事全世界也少有呀！乱象太多！好多人看到了也不知怎么办，更不知该谁来办、谁有能力办、谁敢办。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之后，我看到了政府的魄力，而且，我认为这是刚开始。我们这些人也是知道一点事的人，我的观点，对有些贪污腐败分子用贪污、蛀虫、受贿这些词太轻飘了，不足以形容，应该说他们的行为就是窃国。十八大后，我们看到了政府有一定的魄力，而且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以前民举官才究，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央直接有巡视组，通过各种渠道反腐，有时老百姓不知道的事上面直接办下来了，这就是上下反腐力量的联合，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若没有腐败，我们会觉得更幸福。由于腐败的存在，我们刚感到一点点小幸福的时候，突然曝光出来某某贪污了几个亿，我们的小幸福感立刻消失了。多少年前我们听到谁贪污了几百万气得直发抖，怎么可以贪污几百万呢？后来说几千万，听了觉得怎么有这么大的蛀虫？到现在我都没感觉了，报纸上登的新闻好多人看了都没感觉了。网上如果曝光一个人贪污一百亿，大家就会说，哦，又出了一个贪一百亿的。完全没感觉了。我就想，他们是病人，他们要一百亿干吗？都那把年纪了，他家三代人也花不了一百亿。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当一批干部，要定期做心理健康检查，因为这种占有肯定是种心理疾病。曾经某大学食堂发现免费的一次性小勺和碗筷经常会少，最后无意间在一个学生的箱子里发现了，半箱子都是，学校也没有为难这个学生，觉得他有心理问题了，别的他不能占有，但看到不花钱的东西就想往家里带。我想，好多贪官贪到最后，看到钱、钞票，就像看到数字，就想挪到自己海外的存折上去。所以反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意义重大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政府厉行节约行政经费。举个例子，有一年开全国两会，有一位山区来的人大代表，又是优秀教师，有关领导请他吃饭，也就是两三千元一顿的饭，没想到这位代表吃着吃着哭了，吃不下去了。问他为啥哭，他说，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吃饭，一顿饭吃了一头猪，农民一年养一头猪，还得超大，卖了也就两三千元。我回家乡，我的朋友们请我吃饭，即使一顿饭没两三千那么多，但他们点的菜还是太多，吃不完，我说你们别浪费了，三年困难时期那么多人挨饿。从前只有地主老财家里才能吃上鸡鸭鱼肉，现在人们在饭桌上几乎不动筷子，只喝点酒，说走就走了。他们送我到火车上，我座位上都是塑料盒、塑料袋，我把乘务员找来问怎么回事，乘务员说，这都是送你的人给你拿的。因为我让他们别浪费，他们就都打包放我火车座位上了。我下车后，打出租到家楼下让老伴和儿子下来接我，他们还以为我带什么好东西了，回去一看，两塑料袋的剩菜，还有饺子，家里人说，你在东北吃就算了，隔夜的饺子还带回来干吗？不能这么浪费吧。还有送土特产的风气，我那会儿做政协委员的时候，到哪里都会前呼后拥的，你不让人家陪同都不行。然后走的时候大包小包、大盒小盒都是各地土特产，不拿吧，人家已经送了，拿回北京吧，都是些北京人说的 “垃圾土特产”，100元能买三四盒的那种。还有拿公款请明星唱歌的，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大笔一挥，几十万给了他们喜欢的歌星。现在他们不敢了。我听有些地方官员说，他们办公面积大小是有规定的，这也有人管了，有人查了。超面积的腾出来留作他用当然好。有些人会不爽，如果他们爽了我们不爽呀！十八大做了让我们心里很爽的事，早就盼着有人来做。另外，还有些好现象。我在电视上看到“工会+法院”这一新的调解模式，法院和工会沟通协作化解劳资争议，这很好呀！工人讨不到工资，工人那么多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工会代表工人，“工会+法院”的联动机制也是好现象。这个想法放在多年前，无论是谁提出，恐怕都会遭到强烈的质疑，您想干什么？现在有创意，这不是很好嘛。教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关于异地招生、招特长生等要求越来越严了，以前传说外语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可能也会变为现实。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比如我们异地的医疗保险报销过几年也会实现；法院的裁判文书是要公示的，像研究生的论文一样，所有的人要看你用词是否准确等，这都是新气象。同时我们看到，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土豪依然在，有一些贪污的人逃去国外依然没有将他们抓捕归案，还有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的大部分问题和问题的一大部分依然在那，没有解决，这是事实。但你也要看到有些事情正在推进。我这人就是这样，错的、丑恶的我必然会揭露出来，我必然写到它，我有这个权利，我一定要将这个社会最丑陋的现象揭露出来，无论它涉及什么人，只要被我发现，被我知道，我就要揭示它，这个权利我是不会放弃的。但我也要求自己看到社会进步的一面，哪怕是微小的，缓慢的，对这种进步要承认，要支持，要有态度，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写作的要求。还有，我们读书的风气在发生着变化，读书日最初是为了纪念那些通过书籍传达文化、文明、思想、科技、知识的先贤们，要向他们致敬而确立的这么一个日子，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读书日。人们为什么重视这个日子？全世界为什么要比你们国家一个人一年读几本书，我们国家一个人一年读几本书？道理很简单，到目前为止，书籍依然是文化、文明、科技、知识、进步思想首要的最集中传播媒体。你从网上看到的那些碎片化的文字，不能和一本有价值的书相比。因此说，一个国家读书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与新思想、进步思想及新文明理念接触就多，这当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国家看书的人当然很多。但看书与看书不同，在西方国家，人们第一看的是历史书，第二看的是传记、科学技术书。我发现人家看书和我们不一样，我作为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评委，在评书的时候，发现一些科技书要以文学形式写成普及读本才有人看。在其他国家，科技书是大众读物，在我们这里，这类书几乎无人读，我们的大众和人家的大众有太大的差别！另外，习总书记也谈到了家风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总书记为什么谈家风问题，我认为，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所犯的一个错误，乃是我们的有关宣传部门或领导文化部门的那些官员相信或自认为，要使这个社会风气变得好起来，只需要他们提出一些口号，只要这个口号写得到处都是，只要这个口号不断在电视上作为公益口号出现就可以了，或者搞一些宣讲团、宣传板报就行了。他们认为他们落实了。不是那样的，他们做不到，这一系列做法并没有使社会风气好起来。因为一个社会的风气要好起来，那些好的观念要深入人心，仅靠他们搞的那些根本不够，远远不够。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梁晓声在兰大演讲时与参会代表合影。
我忘了是哪位古人说过和西方先哲相同的话，大致的意思是，如果父母是良好的，他们会向这个世界贡献多少好儿女；如果一个家庭是良好的，他们会向邻里传达多少良好的信息。由此推广，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是良好的，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包括在座的，包括在座的孩子们将来做了家长，做什么样子的家长是好家长，中国需要你们做什么样的家长？要想这个问题。我这个年龄的人，包括年龄稍大些的中年人，一定记得小时候我们父母教育我们怎样做人，哪怕他们是文盲。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比我们更年轻的儿女们，他们没有了这个记忆，就意味着父母们没有给他们说这些，那父母们给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在这举个例子，我亲耳听到的，马上高考了，妈妈给孩子搞了一套新的复习提纲，告诉孩子千万别给任何人看。孩子说，我想给谁看一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妈妈说，什么最好的朋友，这时候了还讲什么朋友，不许给他看。不就一份破提纲嘛，你们这么教育能教育出什么样子的孩子！我的一个导演朋友，他的女儿在香港大学读书，他的老伴去香港看女儿，女儿和同宿舍一女孩关系特好。女儿想留香港工作，其他条件都符合，就是差一项，好像香港有规定，毕业后要在港住够多少时间这一项。她舍友知道此事却没有告诉她，最后人家办成功了，而他女儿没有办成。他老伴告诉我：“哥，我去香港时，给女儿买个啥就给那女孩买个啥，就跟对自己家孩子一样，她怎么就不告诉我们一下。”我心想，现在的孩子连一个提纲都不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人家就更不会告诉你了。孩子还没上幼儿园，有的家长就告诉孩子，你记住，别人打你一下，你就打他两下，必须还回去。我有一次在小区里散步，听一大妈说：“它以后再欺负你，你就狠狠地咬它。”我一看，大妈在教育自家的小狗。所以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比，比什么？比父亲比母亲。什么样的父亲什么样的母亲，比出了一个国家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总书记谈家风的重要性，电视台搞几个记者到街上去问过路人，你家有家风吗？这就可以吗？不能把这个节目深入地、好好地做一下吗？让我们知道父母肩上的担子，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孩子的身体，也要关心孩子的心灵。这些都得有人当成责任和使命来耐心地做……
（录音整理：韩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