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的画外音：感悟电影创作的内心世界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前宽

（2014年6月10日·兰州文理学院）

李前宽先生在兰州文理学院作专题讲座。

这次随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甘肃”，来到兰州文理学院，看到一张张青春活力的脸，置身在年轻同学中的感觉真好，仿佛我也年轻了。今天，我格外高兴。一个人的年轻时段，对未来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我年轻时的追梦理想，像回放电影一样叠化在眼前：55年前，为了追求梦想，我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由爱看电影到学电影，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迄今已55年了。半个多世纪的从影路我体味了一个字——“悟”，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在“悟”的过程中一路走来，这个“悟”啊，似乎永远达不到彼岸。彼岸在哪里？彼岸在理想的境界里，如同我们说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谁能说清楚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当年口号喊的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现在桥梁不在，谁知天堂是何样，何时能达到。理想就是梦想，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民族的先贤早就提出，要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的大同世界而努力，希望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今天提出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就是民族与国家的理想，这一宏伟目标正是国人共同追随的理想。

在座的同学们没有不爱看电影的，电影这门最年轻的艺术门类，具有很大的原创文化力、娱乐性和影响力。观众通过银幕能形象地看懂故事，感受生动的人物和精神。电影诞生至今119年，这要感谢法国里昂的卢米埃尔兄弟，这哥俩1895年在里昂研制出人类第一架木制的电影摄影机。我去看过，是个木制的方盒子，我还认真按尺寸画了下来。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工厂大门》，大门已破旧，用透明塑料板保护至今，这是人类电影的原点。中国电影诞生比它晚十年。1905年北京琉璃厂一个小小的照相馆老板叫任庆泰，拍摄谭鑫培先生的一出京剧《定军山》。中国电影正是从任庆泰这部不足30分钟的纪录片算起，至今年刚好109年，明年我们将庆祝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电影是当下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交流的最好载体。当然，绘画、舞蹈、音乐、文学也都是，但电影的影响力更大。现在世界上大大小小电影节100多个，比较知名的A级电影节近20个。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今年9月将在咱们兰州举办。电影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架起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桥梁与纽带。今天同学们在这样美丽的校园里面学习文学、艺术，还有很多包括环境保护、环境设计等，同学都怀揣各自美丽的梦想，遇上了这样的好时代，好条件，能施展才能是幸福的，你们有理由比我们更精彩，因为你们年富力强又正逢新时代。

与会代表步入兰州文理学院专题报告会场。

当下，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黄金期，谈中国电影不能回避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把中国电影划分为几个阶段，默片是中国电影的开始阶段，从1905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段时间出了很多好电影，其中包括茅盾先生的《春蚕》《小城春秋》等是无声期，银幕上的人物不发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有声期，人物能讲话了。这段是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不要小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在这一阶段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对生活，把镜头聚焦人民，对准了社会底层。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有大家知道的《渔光曲》，1935年拍的，这是第一部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得大奖的影片。中国电影起步不低，我们的电影前辈知道应用电影这个极具影响力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反映中国人民生活，表现一个时代。还有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片子不能不说，那就是1935年由袁牧之导演的《风云儿女》。《风云儿女》里面的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恐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少有的。因为这部电影诞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1935年东北已经沦陷了，所以《义勇军进行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多么强劲的旋律和冲击力啊！她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呐喊，是坐在房间里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的战斗檄文。“文革”时候，曾经有人要改写，说那是代国歌，要再创作一个正式的国歌。我可以告诉大家，永远都找不出来可以代替这首歌的歌，后来干脆就把“代”字拿掉了，它就成了激励中国永远前进、永远感到有忧患意识的国歌。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发展的文脉，它需要一直延续下去，并伴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地传承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前，这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期，是上升阶段。中国电影出现了不少精品佳作，这是中国电影的传承与发展阶段。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奉党中央之命跋山涉水到东北接收了“伪满映”，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拍摄第一部故事片《桥》、第一部反映打老蒋的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科教片《防止鼠疫》、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等七个“第一部”电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拍摄出了《白毛女》《赵一曼》《人民战士》等继承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面对生活、面对时代、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撑起新中国电影的辉煌。它的巅峰是在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推出了一大批精品佳作，如北影的《青春之歌》《风暴》《红旗谱》，长影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等，那是一段很辉煌的岁月，很多电影不仅在国内很受欢迎，而且在国际上获多项大奖。作为一个学子，那一年我刚到北京电影学院并参加国庆大典，我们的文艺大军边歌边舞地步入金水桥前并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天安门广场是沸腾的海洋，每张笑脸上挂着幸福的热泪。五年后我来到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工作，备感幸福，因为我是看着长影的电影长大的。改革开放后，我荣幸地参与拍摄第一批故事片，当时全国就拍四部电影，长影拍了三部：《青松岭》《战洪图》《艳阳天》。我在《青松岭》剧组，我夫人肖桂云在《战洪图》剧组，给老导演做场记。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火红的年代》。那时候，创作还处在一个模糊状态，以“三突出”为创作原则。拍英雄人物必须是仰拍，拍反面人物必须是俯拍；拍英雄人物必须是暖光，拍反面人物必须是冷光，根本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因为是形而上学，所以它不可能长久，真正释放创作活力是在拨乱反正以后的30年。我们这代人刚好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电影人。“文革”前毕业的这一代是第四代导演，“文革”后毕业的张艺谋他们叫第五代导演，暂时就这么叫着，未必是科学的。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艺术才真正释放出来，中国电影有了更大的表现机会，拍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品。电影是个有自身规律的综合艺术，此后的10年，刚好是我们真正提出电影产业化的10年，以前我们不把电影当作产业。而美国一开始就把电影叫工业，进市场。我们长期以来，总把电影当作意识形态的宣传品，坏了，实际左躲右躲，还是躲不过，回到一个笼子里面。到2002年我们才正式提出来把电影当作产业发展。这时我们才发现电影确实是个产业，电影也是商品，是要进市场的。这10年我国电影业发展一年一台阶。中国电影2002年的票房收入仅仅是十几个亿，到去年，票房达到217.7个亿，银幕的块数、观影人总数和票房以至影片的数量，每一年都以30%的增长率在迅猛发展，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这样的发展速度也吸引着外国人，他们看好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公司就纷纷登陆中国，因为他们也看到中国现代电影的发展态势。就拿去年来讲，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摆脱了纯粹依赖美国大片和崇尚大片的趋势，国产电影已经主导市场，占有份额超过了50%，达到了57%。我有个统计数据，在票房前10位的10部电影中，国产片占了7部；在票房过亿的影片中，国产片占34部，美国和其他进口片27部。这个比例说明本土电影势头已经上来了。这个态势还表明一个现象，那就是出现了类型化的电影，包括青春电影，如《致青春》《爱情别离开我》等，这些片子的主体就是青年朋友，特别是女青年，此外还有悬疑片、农村题材片、民族题材片等。有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作品，百花齐放了，再不是清一色的，而且也出来了几匹黑马，咱们说的《泰囧》《致青春》《小时代》等，这些电影是小成本，却挣了大钱，这种现象很可喜。大部分出自年轻电影人之手，这是个非常可喜的现象。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继有人，他们敢想敢干，他们和国际接轨接得也很快。这些现象都是中国电影的希望所在。

李前宽先生在兰州文理学院与校领导交谈。

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为什么在前几年好莱坞大片就已经注入了许多中国元素。大家注意到没有？美国电影《2012》中拯救人类的挪亚方舟就在中国的西藏，《阿凡达》中也加入中国元素，它的取景地在湖南张家界。他们不仅在电影中加入中国元素，而且还主动到中国来，他们把中国视为一座金矿。改革开放的后20年，中国电影才真正步入正轨，把电影当成产业，进入市场，是2003年才提出的。各种产业政策也是在此之后提出的，中国电影迅猛发展，进入黄金期，这是第四阶段。

在这个黄金阶段里，中国电影走出去，外国电影走进来，这时，把电影视为商品而活跃起来。美国人不傻，美国人的生财之道比我们要早100多年。我们有时候会办些傻事，举个例子：熊猫是中国的，但是好莱坞的梦工场把《功夫熊猫》这部影片变成了他们的知识产权，打造成他们的影片，却在中国挣了大钱，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说？我去过美国梦工厂，是梦工厂的创始人卡森伯格先生请我去的。我走进梦工厂一看，感到不太舒服。门前有一个大概2.5米高的大熊猫，站在那像个大影星似的。我想啊，这只中国熊猫怎么成了他们的“门神”了？梦工厂的创始人卡森伯格骄傲地对我说：“你们的熊猫，让我们梦工厂挣了大钱。”可是卡森伯格在招待我的时候，却很吝啬，让我跟他一块儿拿个铜板去吃自助餐。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电影人，我们中国有经营头脑的电影人，是不是应该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发展电影产业时，首先要把本土文化保护考虑到里面。我们中国的故事是不是应该有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人的创造首先应该由我们把它推向世界，而不是让别人拿着我们中国文化元素走向世界，最后钱全进了人家的腰包。领导、专家，包括业内人士，需要冷静思考。这是我想向同学们讲的，我思考的问题。

与会代表在兰州文理学院聆听讲座。(www.xing528.com)

中国人好面子，愿意听好听的，很少反思。透过现象的背后，反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正式场合，总要站起来，严肃地高唱国歌，这是让每一个国人，都勿忘国家的历史，勿忘曾经被外国列强欺凌的国耻，让国人始终要有忧患意识，更加激励我们这个民族自强不息。中国电影要做到可持续健康发展，不能仅靠冒出几匹黑马，不能因几个小影片挣了十几个亿就沾沾自喜，我们要有中国电影产业全盘发展的战略思维，要有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理念和深厚传统的大作品，中国故事要向世界表达。中国电影由大国向强国迈进还需要做许多切实有效的大动作。我们还是处在很浮躁的层面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它是很有生命力的，文化就要百花齐放，文化就需要百家争鸣，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争鸣”的好文章有几篇？入木三分的理论文章有多少？取而代之的是吹捧文章，豆腐块文章。文化只有百家争鸣，才有百花盛开，才会有春天，一花独放不成春，万紫千红才是春。电影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国家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不发展，就没有今天文化产业这一大数据。这是个综合现象，而电影的发展是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电影既是产业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它是内外相通最好的一个载体，是最有表达力和说服力的东西。我们社会上浮躁的东西太多，电影界也是如此。大家看到雷剧、神剧觉得好玩又可悲，一个手榴弹扔下去，敌人的碉堡就没了，就这么简单地把日本给打败了，事实是这样吗？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死了3000多万人。我们现在还缺少硬拳头、硬通货。中国有多少大片能与国际大片抗衡？能在国际市场和他国电影一比高下？屈指可数。虽然现在我们的电影年产量很高，去年是750多部，但正式进入院线的还不到30%，许多电影粗制滥造，甚至还有很多低俗内容充斥市场。各地都想得“五个一”工程奖，想用电影去说明主题。电影不是说明主题的，电影是体现主题的，大喊大叫，直白论，那不是艺术，那是没有生命力。那些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都是精品，观众的眼睛还是很厉害的，不愿意看就是不愿意看，你再拽他去看，也是没有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发展态势很好，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就包括机制上的问题。现在有些片子的拍摄，不知道谁说了算，本来该他说了算的时候他不说，不该他说了算，他又说了，这种事情我经历得太多了，这是电影发展的一个瓶颈。所以，一个盛世的时代，出现盛世的作品，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关于电影的总体现象，我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态势是令人可喜的，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还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它。仅仅以盲目的非理性化的迎合市场的票房去衡量，是不能够引导它向正确健康态势发展的。印度虽是发展中国家，但它的电影产量能保持几十年全世界第一。印度每年电影产量从不低于800部，几十年来始终如一。老实讲，印度的环境脏乱差，我不敢恭维，但它在电影产量方面为什么占第一？我曾问过印度同行，你们怕不怕好莱坞的电影打入你们的市场把你们印度电影业击垮了？对方说，不怕，它随便来，我们看它几部。噢！就这样，就不看了，我们还是愿意看本土的电影。噢！这使我惊奇啊，我们敢这样做吗？我们敢对好莱坞的电影敞开大门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不敢。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构建出一个强大的热爱本土电影的观众群。印度有，印度有一个庞大的观众群，几十年来，印度始终有近70%以上的观众愿意看本土电影。他们爱看的电影也是千篇一律，每一个电影必须有歌有舞，但他们就是愿意看，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热爱本土电影的强大观众群。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我们看了多少苏联好电影，如《静静的顿河》《上尉的女儿》《白夜》《战争与和平》等，太多了。我去过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那是个很神圣的地方，进门要过几道关，几个现场同期录音的棚都满满的。后来苏联解体了，大量美国片子进入，本土电影垮了。本土电影不景气时我也去过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空荡荡的走廊，有几个人在里边拍广告，一条狗在那个走廊里寻食。唉！这就是严峻的现实。现在他们聪明了，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他国的电影太多的观众席，俄罗斯电影崛起了。中国电影要防范这一点，加入WTO时，WTO谈判第一场交锋就是谈国际电影进来多少部。当时咱们电影局刘建中局长在前面谈，朱镕基总理在后边指导，不能让步，就20部！这是一个界限啊，否则自己的民族电影就没了，等你再起来又得20年。那么我们现在的战略是什么呢？和美国合作，又得合，又得斗，既拉手，又防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软了一手都不行。我3天前和美国好莱坞一个大佬，被誉为动漫之父的斯坦·李，在洛杉矶好莱坞比弗利山庄他们工作室见面。斯坦·李92岁了，很有活力。我说今天美国的斯坦·李和中国的前宽·李对话，俩李在一块OK，非常高兴。他一个人给好莱坞挣了150多亿美元，《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等都是他搞的，已经成了系列，这就是斯坦·李。他现在研究如何拍孙悟空大战十八罗汉的电影，我说孙悟空怎么大战十八罗汉？这是什么事啊？我说《西游记》中没有这一折。他还想拍《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不只是中国元素的问题，他干脆就把它全盘拿来，给以美式包装，然后再挣你中国人的钱。他这个玩法，就是美国人。后来我说，我和你合作，拍3D电影《西游记》，我把我的创意方案跟他一说，他说OK！太好了。他要我们的原作，我说必须看原作。我就给他送去一套《西游记》英文版，商定三个月后见面再谈。我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原作，这次和你谈的是中美合作，不是你给我打工，也不是我给你打工。而是合作，我说的合作，用我们东方的文化元素跟他好莱坞技术的合作，通过他们的技术和包装，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已经动起来了，已经和美方在澳门启动了大型魔幻剧《西游记》的拍摄，我是艺术总监。美国人拿钱，宣传我们的《西游记》，这很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不能丧失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这个是我们的命根子，命根子不能没有了啊，否则传承就不存在。勿忘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还没有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西部边远地区的贫困百姓尚未脱贫，我们国家还没那么厉害，勿忘忧患意识。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但还不是强国。

与会代表在兰州文理学院参观。

第一个问题即一个电影导演的画外音就说到这。第二个问题我想谈我在追梦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我想说的是浪漫的，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中达到理想的过程是艰辛的，有很多无奈与苦涩。从中也能悟到电影人的酸甜苦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把年少时的童真爱好，变成一生的事业追求，这是幸福的事。我做的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拍电影。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电影梦，我住在大连一个叫车儿沟的地方，那里有个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的小电影院，电影放映的时候，四周拉上布帘子，还四处漏光，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看《白毛女》和《夏伯阳》等。哦，这一张白布单子上，能变幻出那么美妙的图画，很有意思，正是这个破旧小影院成为我走向电影的原点。于是我爱上了电影。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同时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我爱电影，就选电影学院，这个选择，确定了我的电影人生，我愿为电影而奋斗终生。做电影苦中有乐，这个抉择很重要，人生关键的节点抉择比努力还重要，抉择对了，你努力就会走向成功，抉择错了，你再努力，结果还是错了。所以我觉得人生之路的抉择、事业的抉择很重要。我在电影学院还认识了导演系的校花，最后成了我一生的伴侣和合作者，她叫肖桂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60班学生。我是美术系59班，比她高一级。这个抉择令我们同行高兴，但也有人感到不平和嫉妒。你一个美术系的穷小子，把我们导演系的美女给拿下，凭什么呀？人活着为什么要看人家脸色呢？各走各的路，而且要坚定，要持之以恒。我们从同学到夫妻，再到合作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拍片奋斗至今半个多世纪，不离不弃，相依为命。这个人生抉择是正确的、幸福的、完美的。但是在事业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太多的波折，太多的艰辛。别人看到我们领奖的时候在笑，在给人家颁奖的时候在笑，大家也许觉得我一生都在笑，可是我欲哭无泪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不妨今天跟同学们、老师们说几件事。我能进入新中国电影摇篮是我的福分，我能够跟很多中国电影界的大师在一起工作、共事也是缘分。像那些执导《英雄儿女》的、《平原游击队》的、《青松岭》的、《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的大导演，我曾跟他们学习，做他们的副手。这么多的前辈，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悟到了很多在学校和课本里没有的东西，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怀，他们在艺术上的执着，他们对人的那种真诚，这些对我影响很大，跟前辈们学习与感悟的过程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拍电影《青松岭》时，我是老导演的助手。1980年我的第一部戏《佩剑将军》，是我和夫人合作的，她已是老导演，带我这个新导演，因为她在我拍戏之前已经导了三部戏。1983年有个电视剧制片人找到我，希望我们来拍这部剧，人家把钱送来了，而且是在南方大城市里拍。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剧本——《黄河之滨》，是作家张笑天继《佩剑将军》又推出的一个剧本，看得我声泪俱下，这个题材是从土改写到改革开放40年间，山东鲁北地区几十年发生的变化的故事。影片以生动感人的故事，讴歌了党的基层干部与群众的血肉之情，形象地反映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才是顺应民心的好政策。这个剧本让我感动，面对到农村辛苦地拍片子和到南方大城市轻松地拍一部电视剧，你选择什么？当时我夫人说：“挣钱的机会以后会有，遇上好题材的机会不多，可能一闪即逝。”于是，我们带着演员们和主创干部，到那个最艰苦的农村，和农民一块吃，一块住，到最苦的地方感受农民那种心境。电影拍完，电影局审查时，各位领导也感动得流泪，说片子拍得真实感人，导演把握得好，演员表演得当，音乐、摄影都好，画面一流，但不能通过。为什么？因为涉及三年自然灾害和极“左”路线带来的恶果。电影局局长对我说：“这个片子，我们要请示上级领导看看。”最后的回复：“好片子！不能放映，核心问题是，影片中涉及敏感问题，领导说可否把这些删了？我说不能，除非拍另一个影片。电影局领导有他的无奈，但导演也有自己的无奈。一年后，应山东惠民县之邀我带着片子到那里去慰问，影片感动了全县。回京后，我找了原文化部部长黄镇，请他看看，结果他把中顾委几十位老同志都请来观看。这些老同志一致表示影片拍得真实感人，有教育意义。这期间我还找了老领导胡乔木、邓力群，还到朱穆之家，他说：“前宽导演，片子我看了，哎呀，就是这个敏感问题啊……”后来，听说胡耀邦到东北三省视察，正在长春。我写了封信让厂长看。

李前宽先生在兰州文理学院留墨。

胡耀邦总书记：我拍了一部影片叫《黄河之滨》，此片反映山东鲁北地区几十年的变化，鞭挞“左”的错误给农村带来的灾难，讴歌三中全会政策是顺应民心的好政策。但是，这部影片层层审查，均未通过，我很苦恼，请总书记在长春期间，从百忙之中来厂拨冗一看，也好解脱我们创作人员思想之苦闷。

我问厂长这些内容行不行？有没有问题？我们厂长是务实的老革命。他说：“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派一部车，让接待处处长陪我去南湖。我把信交给胡耀邦的卫士长，他说：“今天晚上首长就回北京，请放心，我一定把信送给首长。”我说：“好。”中顾委的黄镇又安排在中南海放映……这时候胡耀邦同志对我的信也有了批示：“拍一部片子不容易，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它轻易地否定。拍片子目的还是让大家看嘛。胡耀邦。”就这样，压了一年四个月的《黄河之滨》成了端正党风、干部教育学习的好教材。《人民日报》整个版打着广告。影片在全国放映后反响强烈。有文章说“左”的错误害死人，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顺应民意的好路线。当初我要是改了剧情，电影将是另一个模样了。可见，艺术家的坚持，多难，又多重要。

我的几部片子都曾惊动了中南海。你们看到的《开国大典》，可以说经历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这个影片当时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献礼而拍的。该片反映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中国大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东北战场、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打入南京总统府、开国大典。剧中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138个，中心事件十四五个，动用人员十五万人次，几乎每个事件都能构成一部电影。当时有的老导演说：“哎呀，这咋拍呀？”“你们小两口刚有名气，别因为这部戏砸锅了。”人家都是好心。拍不好，就像踢足球球没进去，把脚崴了。但是我们当时看到剧本就很亢奋，觉得这个题材太好了，一定能够拍出史诗般的画卷。这是一次挑战，人一生中能有几次搏啊，就搏它一把吧。当时厂里拿出200万，电影局拿出300万。这么一部大片，总共投资500万，怎么拍？现在一部电视剧的稿费、演员酬劳就是好几千万，当然不去那么比了。大家说你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最后高潮怎么拍呀？你在天安门广场拍吗？天安门给戒严了，能拍吗？当时想过搭景，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想到了，困难也都想到了，但没有时间，也没有预算，走到了死胡同。但是我觉得创作给我的冲动和力量让我更加有勇气面对困难，最终你还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说将用一个什么样的艺术样式，把“开国大典”的情景呈现给观众。最后我们找到了办法：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艺术手段。所谓真实性，就是以纪实的风格把过去拍的纪录片和我们新拍的具有表现性的镜头相结合。我很爱看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是任何人不能再造的，它是我们的前辈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硝烟中记录下来的真实镜头。我今天表现什么？用什么样的手段达到艺术的张力？总之要把艺术的涵盖力纳入到影片中来。那些日日夜夜，我们不分昼夜地趴在地毯上画这个画那个。戏最后拍完了。拍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就不去说了，但是搞艺术的人，他有一个心理，那就是艺术虽然是苦的，但你投入进去以后，找到了表现艺术的办法的时候，就会觉得苦中有乐。比如，党中央从西柏坡到北京这段历史用镜头怎么表现？东北战场怎么表现？怎么概括？平津战役怎么表现？什么地方概括，什么地方渲染？这是要用一个一个镜头去说话的，要掐着秒表去说话，不能平分秋色。拍东北战场，我就借鉴19世纪俄国的一些表现战场的画面，凸显造型意识，场景像史诗画面一样：一片皑皑雪地，硝烟在弥漫，远处一匹战马在嘶鸣，一个凄凉的小军号“嗒嗒嗒嗒”，很悲愤，然后，一个国民党的士兵在死尸里挣扎起来，“啪”迎着镜头倒下，战旗烧掉了……东北战场结束。平津战役的片子里有纪录片和我拍的胶片，纪录片西直门换防，真实的，然后我东北大军进京，四野大军进京，在卢沟桥上，我真拍的，接着大军进京城，然后接前门大街，切换这个历史纪录片，这时候押着俘虏往这边来，老百姓在大炮上写字，有人骑在大炮上……这是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可得重笔来描绘，在长江边上营造一个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场景谈何容易。现在已经找不到手动的风帆了，都变成机动的了，我们在400里的江线上找了26艘旧木船装上风帆，然后在长江边上搭了一个偌大的江防阵地，一个师的部队跟我们配合。我还特别走访了聂凤智将军，当时他是22军军长，聂凤智上将带着氧气瓶跟我见面。我向老前辈请教了他们当年打过长江，打进南京、上海的真实情景，这对我们今天的创作十分有益。什么叫电影蒙太奇技术？电影蒙太奇是西方外来词，直译是裁剪的意思，用于电影是一个一个镜头衔接起来，既有节奏，又有表现力，还要有画面的张力，给人留下完美的印象还能起到余音绕梁的感觉，这叫蒙太奇手段。我实地拍了百万雄师，结合特技，画面就像长卷画，无数风帆在炮火连天中前行，战士们冲上岸边，粟裕在战士们护拥下登上船，然后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拿着封电报，快速推门而进，报告前方战报。一面是粟裕、刘邓大军气吞山河地过江、上岸；一面是一推开门，所有音乐都停了，突出打呼噜的声音，毛主席坐在地图前的椅子上睡着了。让人想到主席一宿没睡，现在胜券在握，不需要说什么了。原来剧本上说的他一听到非常高兴，然后推开窗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也是一种表现形式，改成现在这样，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席打呼噜睡着了，叶子龙进来，这个电报送还是不送？别惊醒主席，可是这电报还得给主席，他轻轻地坐那儿，然后他看着毛主席，把电报一放，底下的字幕嗒嗒嗒出来了：我大军已胜利渡江……中国绘画讲究要留点“白”，电影怎么留白？打进南京总统府时，我让一个小战士，你们可能记得那个衣服长及膝盖，枪快拖到地上了，手里拿了一大串总统府的钥匙，在那个长廊里边提着枪跑，要的是这效果，钥匙声和他跑步的声音让人产生一种猜想，总统府啊，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小战士，解放军小战士，拿钥匙奔总统府去了，这是让人看了能产生联想的，很有想象空间的一个留白。接下来就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三位将军在蒋介石办公桌那儿：“哦，4月22号喽！这笔还是潮的哦，这没干呢，哦！”这场戏很潇洒地收了尾。这场戏让大家看得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够了，点到为止。但是，还要让人想，因为这是呼应影片的。党中央从西柏坡到北京，路上车抛锚停下来了，毛主席说：“噢，叶子龙怎么了？”“前方车队抛锚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主席。”“噢，好。”李讷从车里跳出来：“爸爸，咱们这是到哪？”爸爸说：“到北平啊。”孩子说：“为什么要到北平啊？”“我们胜利了应该到北平啊！”“哎，爸爸胜利了咱们应该回延安呐，你为什么到北平啊？”“哈哈，孩子，北平比延安大！”这么一场戏，一般的拍摄手法就是来一个全景，一个近景，毛主席：“怎么了？”然后一个近景反映，叶子龙：“噢，前面抛锚了。”然后再一个近景。这个孩子问：“爸爸干吗？”“到北平。”“为什么呢？”然后一个小全景：“啊，胜利了。”“胜利了为什么到北平？”这样表现太平淡，这叫说内容，不是用艺术的形式去表现有内涵的境界。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北平是历史的一个节点，从此，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这个时候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近了，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平这个过程，不能就这样泛泛去表现，怎样用有表现力的镜头语言去再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呢？我小时候在海边长大，常常躺在大海边儿的沙滩上看着海浪。地平线很低，天空很高，这个海浪，一浪比一浪凶猛不说，大浪“哗”一下还未完，“呼”又来一个，这个巨浪涌来是任何力量挡不住的。透过沙滩的热浪看远处，有海岛啊，还有船啊，像看海市蜃楼似的，太有浪漫诗意了，天空偶尔划过一只海鸥“啊——哦”地叫，天空那么大，地平线那么低，海的力量那么强大。我在拍电影时怎么运用这个画面？我拍这场戏是1989年六月之后，北京没法拍了，我到长春把飞机场包下来，调动了120多辆军车和16军的战士。在两公里以外的地平线上，停满了军车，宽度将近400米，汽车的后边放着烟雾，有60个烟点，我让摄影师降低镜头，摄影师降低了，我说再降低。“导演，都到底了。”我说地上挖个坑，再降低，贴地皮用长焦镜头对准了两公里外。我说前面再挖一条沟，放四个火枪，在镜头前面开火，形成热浪，长焦在后，焦点在后，这场戏就拍这一个长镜头，地平线压低，宽银幕上边留下大片白。整体调动起来就有意思了，当120多辆汽车同时启动冲你开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别样的声音效果。在座的各位可能到过黄河壶口瀑布，那声音，哗……哗……像千军万马拥来。镜头一动不动，就这样开始，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这时候，远处天边的画面是60个烟点构成的一种泼墨似的效果，具体像什么，看不见也说不准，像云啊？雾啊？气啊？烟啊？都像又都不像。通过镜头前边的热浪烘托，120多辆车就形成了一个海市蜃楼似的幻景，幻景底下还有倒影。毛泽东和女儿的对话，用空中飘来的画外音回响效果处理，有一种梦幻感、空间感、空灵感。“爸爸，咱们到哪去？”主席说：“哈哈，咱们到北平。”“为什么要到北平啊，爸爸？你不是说胜利以后要回延安吗？”“孩子，北平比延安大啊！”父女二人的对话就像海鸟的声音飘来。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一只蜘蛛在爬，蒋介石一看蜘蛛惊醒……这场戏的衔接达到的效果是惊人的。这场戏已拍了快30年了，直到今天，没有人给我说李前宽不懂交通规则，哪有100多辆汽车横着开的，哪有那么宽的路，没人提过，因为这叫艺术，艺术有时候需要不讲理，不讲理可能是最大的讲理，它有艺术的概括，足以用这样的画面去表达此刻你的胸怀，你的气度。我和大画家李苦禅先生交流的时候他曾这样说：“画家要有大将军的气度，指挥千军万马，胸中要有地盘不够摆的这种感觉。”这个片子给局领导审查时候，专家和中央重大革命题材领导小组一片叫好声，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品、精品，历史上没有这样表现毛泽东和开国元勋的片子，它史诗般再现了共和国建立的历史画卷，好片子，难得的好片子。电影界老前辈，林杉啊，就是《上甘岭》的编剧，丁峤啊，石方禹呀，看了以后都兴奋不已，让把导演请来。我和肖桂云一进审片室，中间沙发给我们空着，丁峤说：“二位导演坐这儿。”未等我们落座，陈播老前辈便站起来给我们敬了个军礼，说：“我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先向两位导演致敬！当时我就在观礼台上，拍得太好了，我替老战士们向拍这么样好片子的导演致敬！”我说不敢当不敢当。陈昊苏副部长亲自主持了个大型的专家研讨会，所有专家高度评价了电影《开国大典》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是新时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里程碑式的电影。它一改传统影片脸谱化的表现形式，以耳目一新的电影语言反映了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准备在8月3号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各上一个版全面介绍《开国大典》。正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要重新审查的通知。这次审查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一次审查。审查时，来的每一位审查领导官职都很高，而陪同审查的人是导演——我和肖桂云，编剧张天民。看完以后，每个领导脸色都很严肃，一个主任，他把文件往茶几上一摔：“怎么这样的片子有人说那么好呀？这部片子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其关键是用两个家族的斗争代替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这是一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影片！”我边上坐的丁峤，脸本来挺白，听到此话，脸上都出绿了，扶在沙发上那只手哆嗦着，我摁住他哆嗦的手。另一位负责审查的领导说：“是啊，让我们的战士给毛主席梳头，啊，让我们的老百姓给毛主席下跪，这就使我想到了小李子对老佛爷的表现了嘛。”我回答说，这不是本人杜撰，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的文章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战争时，李银桥每天拿一木桶热水给毛主席泡脚，给他梳头，40分钟，帮毛主席缓解疲劳，白纸黑字，不是我的杜撰。我刚说到这儿，有一位官位更高的领导说：“小李，你不要反驳嘛，先虚心听听领导的意见哦，不是没有问题，虚心听。”我说：“我是按照艺术规律不要把毛主席神化，也不要把蒋介石脸谱化，今天各位领导审查的是我《开国大典》的工作双片，今天的工作双片没有台词。”这时候我的领导就不好直接开口，我是导演我得说明啊！现场火药味十足。我们本来给首长准备了点水果、茶之类的，大家没吃也没喝。有的说，你这戏关系重大，再多请人看一看。最后领导同志说：“这样的片子涉及重大主题，再请人多看一看。”大家不欢而散。第三天半夜，我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前宽吗？我是陈昊苏。”这时我一看表，深夜两点。“今天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开国大典》。你要在放映前准备一刻钟的汇报。只有你来汇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明白，胜负在此一举。”“行了，你把片子好好准备一下。”因为我这是双片，一条是画面，一条是台词，每一个镜头都用胶布粘着。我连夜让剪辑师把片子清理了一遍，以防脱片。我跟肖导说，要在中南海放映前一刻钟汇报什么？我爱人在关键时候比我高明，她说主要是看片，你一刻钟就简单汇报拍这部戏的缘由，另外，重点在于怎么汇报。我说：“什么意思？”“你别像拍戏时指挥古月、孙飞虎那样，挺个腰掐个肚，电影中的‘领导’是假的，明天的可都是真的。你要收点腹，双手放在前边，身子往前倾点儿哦。”关键的时候，夫人是我的好参谋。

下午我去了中南海，到会场一看，江泽民、乔石、姚依林同志都到了，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来了五位上将，洪学智、秦基伟、刘华清、赵南起、杨白冰。五位上将和常委们一块审看影片，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家都坐定了，我环视了一周，李瑞环同志说：“李导演，总书记和各位领导都到齐了，你到前面来，给报告一下。”我到前面一站，领导同志就在跟前。我心想这可不是拍戏。我说我在8年前拍《佩剑将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能扛着摄影机，跟着队伍打过长江，一直打到总统府，然后，一直拍到北京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我说这个梦我等了8年，这次拍《开国大典》我实现了。我们这一代人跟共和国有一种情结。但拍这样的戏很难，我的艺术功底和觉悟也有限，片子拍完难达完美。今天各位领导和开国元勋，在百忙之中来看这个片子，我很感动，我是这部戏导演，我代表《开国大典》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向各位首长表示感谢！说着深深地鞠了躬。江泽民同志带头鼓掌，我刚要下去，江泽民同志说：“李导演，你坐这里吧！”我一看，一排中间的沙发空着，左边是乔石同志，右边是江总书记，后边五个上将，心想：这个位置我不能坐。我站住了，说：“总书记，我是做导演的，我知道我应该坐在什么地方。”说着我要往后面走，江泽民同志站起来拦住我：“李导演，工作需要你坐这里你就坐这里吧。”这时李瑞环同志说：“李导演，这是工作需要，你快点坐下！”放片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不断地与我交谈，他说扮演毛主席这个演员演得很像，我说目前他演毛主席演得最好，气质最好，形神兼备。老将军们也认真观看。他们看片子，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看得很细，看得很认真，比如蒋介石接到张群的电话，说李宗仁要求不要做一个空名的代总统，要修改文告，要发公告，这样才名正言顺。蒋介石一听，哦哦了几声，说：“他要怎么做，就按他的要求做。”啪，放下电话，随着镜头跟摇，说了句：“哼，他还当真了。”这一段在一般观众眼中一闪就过去了，但是首长们看得很仔细，大家“哗”都笑了。首长们对微妙的动作和台词都读懂了。看到片子的尾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喊人民万岁的时候，礼花起，反复叠化出人民战士倒下镜头，这时，江泽民同志在我手上拍了几下，表示赞誉。观看完后，中央首长对此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9月21日在北京地质礼堂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节与《开国大典》首映式，影片从此在全国公映。那天，李瑞环、李铁映、王光美、毛岸青、邵华、刘思齐以及广电部领导、电影界人士去了不少。大家对电影《开国大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片不仅在四十周年时全国上映，而且在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反响。该片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外语片展映，在香港获亚洲十大名片奖，其连续放映147天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该片在国内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八项大奖。被业界誉为中国电影百年经典影片之一。

1997年中央电视台、国家广电部的重中之重剧目《抗美援朝》，由我们来执导。审片修改也是“几上几下”。该剧于2000年拍摄完成，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重大题材小组的审片的结果是择机播放。今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要充分调动影视产业，要拍国家的正面，谈到了抗日和抗美援朝题材，谈到了戚继光。作为艺术家，要学会忍耐，学会理解，但是不能放弃追求。你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任，要说真话，我们的创作不能胡编乱造。一个艺术家所以有胆量和底气，因为自己的作品有民族历史厚重感为依托。当我站在外国记者面前，我心中有自信，有充实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目前我们是电影大国，但不是电影强国，我们的好片不多，热爱本土电影的观众群也没真正建立起来，很多事情还需要努力去做。但是我们很乐观，很有信心，我们有前景，我们的市场空间广阔。作为一名老电影人，我曾建议政府要掌控电影市场，要把握电影导向，对于一些正能量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美德的电影要给予支持和政策倾斜。后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个“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十项主要措施。政策出台，对我们国家的电影产业有很大的推动，加快了电影产业发展步伐。我们的电影前景很美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在座的年轻同志们，你们很幸福，在新时代大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你们有理由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建功立业，大展宏图。

编者按：2014年6月11日上午，中央文史馆馆员张大宁先生受邀，在甘肃中医学院学术报告厅作“中华传统文化——中医学的特色优势与发展”专题讲座。北京、天津等18个地方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主任（馆长）、馆员代表，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兰州文理学院部分师生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同志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共400余人聆听了报告会。张大宁，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报告会上，张大宁老先生从中医的概念、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中医学独特的继承性、以“广义临床疗效”为根本宗旨是中医学发展的根本等几个方面阐释了中医学的特色优势与发展。现将张大宁先生的专题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