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现状与未来发展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田青

（2014年6月9日·西北师范大学）

田青先生在西北师范大学作专题讲座。

大家下午好！为了表示对大家的尊重，也表示对时间的尊重，现在就开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现状与未来。

首先，我讲讲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

我这里所讲的中国传统音乐，与大家平常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是一样的，指的就是由我们祖先创造的、一代一代传承至今天，依然还活着的我们民族的音乐，它和大家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流行音乐或者当今的作曲家、艺术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不是一回事。传统音乐在音乐学界分为四个部分：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要想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现状，就必须讲一讲它的历史。要知道它的未来，也必须知道它的历史和今天。首先，我概括一下中国传统音乐在今天的处境。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部分一样，在近代100多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的上一辈，怀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怀着对振兴中华的热望，爱之深，恨之切，举起了讨伐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旗，这段历史大家都清楚，从鲁迅到陈独秀，到胡适之，那个时代的一代中国精英人物，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文化背景如何，几乎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主流的认识，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到的屈辱、挫折，归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提出了砸烂孔家店，清算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腐朽的、腐败的、落后的东西，进一步提出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从“五四”之前就开始，在20世纪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现在如何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如何反思这段历史，如何在超越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超越“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反传统的传统，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和青年必须面对的问题。昨天我和国外的学者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总觉得中国学者张口就提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让你们很烦，但是，假如你真的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就必须了解这样3个数字：一个就是5000年，当然是一个概数，主要是指中华文明的历史；一个是200年，就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还有就是30年，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振兴经济、复兴文化的一段历史。不了解5000年来我们的骄傲和光荣；不了解近200年来我们的屈辱；不了解这30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也就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当然，现阶段我们国家无论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大多数的问题，是由这三个数字交叉、撞击所引发而出现的。

中国传统音乐的支撑点。过去在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赏析。我在讲这两堂课的时候就很纠结，讲贝多芬、莫扎特，我甚至不用备课，带上唱片就可以讲，学生听了也很高兴；但讲到中国古代音乐的时候，我不但需要认真备课，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学生会问我：“田老师你说我们唐代的音乐如何如何好，你只能告诉我‘白居易是怎么描写音乐的’，那唐代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面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很困惑。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才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一些研究，当时一提到宗教音乐，所有人都摇头，包括我的老师杨荫浏先生，他对我说，你要是想研究佛教音乐，只有到台湾去。我当时就希望，在寺庙的高墙里，会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就是本着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我开始去接触，并且一步步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宗教音乐。

讲座现场。

讲到中国的传统音乐在中国近代遇到的尴尬，我想大家都会有所感触。从今天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几乎不可能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节目，比如传统的笙管乐、西部的“花儿”等。中国传统音乐的四个组成部分，在近代它们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大家有目共睹。首先，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到近现代，面对的是西风东渐，随着上两三代人开始的学习西方的热潮，西方的音乐进入我国，从学堂乐歌开始，在教育领域人们热衷于学习西方音乐，传统音乐只是在农村乡间的戏台上苟延残喘。曾经的唐代燕乐在日本、韩国仍有流传，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音乐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是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传统音乐逐渐没落、逐渐被遗忘。这也就影响到现在的音乐教育领域，西方音乐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我自己在音乐学院读的是作曲系，学的也是西方音乐。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之后，国人才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也就是我们在向现代化的目标迅跑的时候，会把许多祖辈为我们揣在衣兜里的祖传珍宝掉落，我们无暇回顾，更没有时间回眸远望，或者捡起掉在脚下的东西，只顾着往前疾奔。近些年来，全社会逐渐开始反思这个问题，除了经济的发展、除了现代化建设、除了在全国建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楼群之外，丢掉了哪些东西？当这样的思想萌生之后，也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约在十一二年前，掀起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活动。2001年，在我国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被称为百戏之师的“昆曲”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两年之后，中国的古琴艺术，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文人音乐的唯一代表，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在此前提下，我国由政府主导，群众参与，逐步建立起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潮一起构成了我国近十年来文化领域最有声有色的事件，也是最受老百姓拥护的文化事件。十多年前，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很多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今天，即使是在偏僻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也是被人们所熟知的。在甘肃就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庆阳香包、环县皮影等，当地人都知道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思潮下，中国的传统音乐才开始从边缘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部分传统音乐改变了濒临灭亡的命运，也不同程度地被加以重视，从而有了被继续发展的可能和希望。

下面，我就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四个组成部分逐一向大家作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宫廷音乐。清王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灭亡后，理论上讲宫廷音乐就消失了。而且，即使在清代，尤其是在清中期以后，宫廷音乐就已经成为摆设。从故宫珍宝馆里所藏的金编钟就可以看出。作为礼器的金编钟，厚薄大小都是一样的，根本无法敲出乐音来。此外，从广义上讲，孔庙的祭孔音乐和甘南拉卜楞寺的道得尔音乐这类的礼乐，都具有宫廷音乐的性质，而这部分音乐现今仍有延续。拉卜楞寺的道得尔音乐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音乐，主要是嘉木样活佛在升殿接见客人时所奏的音乐。20世纪90年代，我曾带领拉卜楞寺的乐僧到法国参加国际“圣弗洛朗艺术节”。其间，有法国记者向我提问，他说：“藏文化和汉文化是两个系统，为什么这些乐僧都使用的是汉文化中的乐器？”这在我国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除了拉卜楞寺，其他地方很少存在这种现象。虽然，乐僧在演奏时使用的是藏文书写的独特乐谱，但是听得出是用藏语记录的“工尺谱”的音，很多曲名也与汉族乐曲同名。同时，使用的乐器：管、笛、笙、云锣等和汉传佛教的完全相同。从法国回来后，我在向赵朴初先生汇报时提到此事，他非常兴奋，提出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还指出，这一现象说明汉藏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因为这样的例子很难找。但是非常遗憾，面对这个课题，不懂藏语的我没有办法深入研究。今天，我特别高兴，在甘肃有一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博士后已经开始做这个课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赵朴初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所熟悉的汉族的宫廷音乐就是孔庙的祭孔音乐。中央文史馆正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筹建“国学馆”，而且已经在研讨恢复“礼乐”的事宜。我国古称礼乐之邦，以礼乐治天下，要恢复“礼乐”，唯一的可能就是恢复祭孔音乐，但是曲阜的祭孔音乐在清晚期已经失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朝历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各种灾害、战争的考验，一方面在不断地消失，一方面总有有志之士担负起复兴古代文化的重任，去继续可能中断的历史。清代道光年间，湖南浏阳文人邱之稑立志复兴“礼乐”，通过他的努力，培育了一批粗通音律的乐舞生，按照古籍记载重新制造演奏“礼乐”的乐器，并在当地建成了“礼乐局”，不断招收乐舞生，经其言传身教，悉用古乐旧制，演奏水平，名冠全国。相传袁世凯“登基”欲用古乐，派人至曲阜、浏阳考察后称：曲阜古乐徒拥虚名，远不及浏阳古乐完备。中央文史研究馆要在复兴“礼乐”上做文章，还要加强与浏阳的合作，现在当地的热情非常高，“浏阳古乐”在近期获批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地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开展保护和发展“浏阳古乐”的工作。宫廷音乐应该说是在四大类传统音乐里状况最差的，但是也不能说它就没有希望了，现在主要的可能就寄托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复兴“礼乐”的有关课题上了。

第二部分，宗教音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支柱就是儒、释、道，也就是儒家、佛教和道教，儒家现在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被冠以宗教的名称，但是它在上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相当于宗教的角色；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这里讲的佛教大约在两千年前传入中国，至今已完全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古人讲，“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中国的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互相影响，尤其在明清两代，宗教音乐有一项最大的功用，不是为现实的娱乐服务，而是在葬礼上为超度亡灵所使用的。《金瓶梅》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大户人家有人去世时，会请三重法事，一重汉传佛教、一重藏传佛教、一重道教。其间，各宗教音乐轮番上演，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在民间有许多这样的宗教音乐被广为流传，交叉和共融的地方很多，如：乐器、乐曲。近代，随着佛教、道教的衰弱，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也逐渐衰弱。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在20世纪50年代被我国多位著名音乐家和学者所发现，他们震惊于当时的小庙中，年老体衰的乐僧的传统音乐表演，在随后进行的深入研究和整理中发现，“智化寺京音乐”中所用乐器——笙是最传统的十七簧笙，而不是现在常用的十四簧笙；所用的管子，古称筚篥，汉族民间一般八孔，智化寺则为九孔（前七孔，后两孔），与宋代陈旸《乐书》记载相符。所以，当时杨荫浏先生非常兴奋，“智化寺京音乐”的发现，证实了中国古老的寺庙里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智化寺京音乐”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但是，“智化寺京音乐”的现状依然堪忧，虽然我们采取各种手段加大力度进行保护，无奈后继乏人，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缺乏兴趣，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

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无人学习“五台山佛乐”的问题，当地政府面向全山西省招收20位学员，要求学习3年，学成之后或出家或就业皆可，一个月后，一个报名的人员都没有。不光是佛教音乐无人向学，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提线木偶剧”是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册的中国传统艺术瑰宝，也因没有传承人面临失传的威胁。后继乏人是现今中国传统文化（音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政府和民间都在十分努力地对传统文化（音乐）进行保护。据我所知，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每年的保护经费就有几十万，但是缺乏传承人仍是最大的问题。佛教音乐中还有一些无伴奏的唱念、唱诵，在佛教内部进行传承，现状也不是很好，遇到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传承的问题。

第三部分，文人音乐。目前流传下来真正称得上文人音乐的就是古琴音乐，古琴也称七弦琴，或单称为琴。中国古时的“琴”特指七弦琴，现在为了和其他琴区分，才称为古琴。宗教音乐还因为有本宗教的出家人得以传承，在佛寺道观中得以在小范围内延续，古琴音乐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在近代衰败得尤为显著。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音乐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查，在当时人口基数为6亿的情况下，专业古琴演奏者不足百人。

在2003年中国古琴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册之后，情况出现了好转，可谓是枯木逢春。我亲自参加了当时的申报工作，并编导了古琴申遗纪录片，谁都没有想到申遗成功会对古琴音乐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注入如此巨大的活力，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白领中掀起了学习古琴的热潮，许多大学成立了学习和传播古琴文化的社团。去年，中国昆曲古琴研究会资助全国大学生古琴社团在北京举办联谊活动，有140余所大学的社团参加了活动。现在，民间的古琴社有很多，学习古琴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把学古琴也列入“京城四大俗”（听昆曲、喝普洱、学古琴、练瑜伽），反映出当下年轻知识分子和白领对学习古琴的热衷之情。有人在网上讨论，现在学习古琴之风如此盛行，会不会流于艳俗，我对此毫不担心，还对这种观点表示反对。在过去常有人对古琴音乐衰败的现象提意见、发牢骚，说政府不重视、社会不重视，等等。现在刚刚有人开始学古琴，就又开始说什么“京城四大俗”之类的话。我相信中国古琴几千年来的传统和古琴艺术所具备的深层次的、丰富的、深厚的文化，可以保证现在出现的“古琴热”不流于艳俗。2003年至今的11年间，古琴音乐取得了巨大的、惊人的发展，我十分高兴。中国古代文人讲究“左琴右书”，孔夫子就以弦　歌教化门生，《礼记》中就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的教诲。孔子、司马相如、诸葛亮都是古琴高手，据说诸葛亮就是用一张古琴、 两扇大门吓退了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

古琴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佛教的很多典籍中都有介绍，我有一部书叫《禅与乐》，详细介绍了古琴谱的发展和古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敦煌发现的“敦煌乐谱”是已经失传但曾经使用的琵琶乐谱，记录方法有别于今天的乐谱，迄今为止发现了2至3首“敦煌乐谱”，有关专家学者在译谱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至今仍存在无法突破的瓶颈，主要不能确定当时如何定弦，因此找不出乐谱中的基础音是什么，也就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成果。(www.xing528.com)

中国的古琴应该说是流传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古琴文字谱是唐代的《碣石调·幽兰》，是在日本被发现的，乐谱被抄在一部佛经的背面。古琴的文字谱从唐代出现，到中唐出现“减字谱”，千百年来一直被使用，这在人类音乐史上绝无仅有，西方的五线谱最多也就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的古琴谱近两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学古琴的人依然学的是“减字谱”。过去的中国音乐学家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出发，存在音乐文化上的自卑感，认为古琴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只记载了音的高低，而没有记载音的节奏，也就是音的长短，通俗地说就是“有音高没节奏”，因此说古琴乐谱是一种不完备的乐谱。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中国古琴的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记谱，二是师承，书面和口头传承相结合，使古琴音乐流传至今。古琴音乐中有一个名词叫“打谱”，就是指练习古琴的人通过老师的指点将“减字谱”还原成古琴音乐的过程。古琴学者在打谱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传授和自己的经验还原古琴音乐，实际上是通过“减字谱”在和唐代、宋代、明代等朝代的古琴艺术家进行一种灵魂上的交流。

西方音乐的五线谱，不但记载了音的音高和节拍节奏，还标定了速度、力度，有各种表情符号，可以说非常完备，以最大限度接近作曲家的乐思为目的，但也极大程度禁锢了演奏者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可能性。换句话说，古琴谱给历代的琴家都留下了一个再度创作的空间，通过琴家和古人灵魂的交流，琴家可以在古琴音乐中加入自己对乐曲独有的理解。打谱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能肤浅、随便得出结果，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有所收获。又因为古琴谱给历代琴家留下的空间，于是便使古琴乐谱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可以二次创作、再创作的，留有余地和想象空间的乐谱。这就是我说的同一个古琴谱，古代琴家和现在的琴家弹出来大体相同，但都能弹出自己的味道，能融入自己的理解。西方的乐谱，无论是哪位演奏家在演奏，就算是世界一流的演奏家，他的职能只有一个，就是再现作曲家的乐思，不可能有任何一点自己的创作。同一首乐谱，在演奏中可能会因为指挥家的不同出现演奏时长的不同，但是这只是指挥风格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西方乐谱不允许你加入自己的想法和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古琴音乐不仅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代表，而且它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乐器种类和数量无法统计。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小提琴被称为乐器之后，还有更宏大的管风琴，它的音效无法比拟，但是人类所创造的无数乐器里，只有古琴负载着如此深厚多样的文化，从这点上说，不仅仅是有3000多首古琴乐谱流传到今天，而且千百年来始终有人在读、在传承，它还跟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2006年，我作为艺术总监随温家宝总理一同访问日本，当时带了一台国事演出节目，这台节目是中国外交史上唯一的一台全部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节目。大家都知道中日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这么一台演出如何面对日本的高层，如何能让他们在第一个节目就被完全带入，我选择了古琴。古琴因为音量太小，被很多人认为是不能参加公开演出的，我当时邀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李祥霆教授，专门带了一张唐琴。我在主持的时候讲，古琴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孔子就弹这个琴，诸葛亮的空城计就弹这个琴。我还讲了古琴的文化，请琴家拿出琴让观众参观，展示古琴背后刻下的“至德丙申”四个字，这代表琴是公元756年所制，这一年李白55岁（讲到这里观众都发出赞叹，大家都知道李白），杜甫44岁，这张琴问世之后三年，鉴真和尚开始在日本建造奈良的东大寺。

古琴音乐是一种文化，无论是谁面对这样一种神圣的文化，表现出来的态度只有一个“敬”字。所以，古琴音乐在今天的复兴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搞软件设计的，只知道电脑，只知道软件，只知道网络，但不知道历史，甚至看不懂一出中国戏，也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传统节日是如何来的，更没有家国情怀、没有担当，这不叫知识分子，只能称之为白领，我认为“白领”就是一条领子而已。在座的很多青年学子一定要清楚，专业要学，但是，只学一门专业就跟你学了一门手艺一样，而且你学的专业未必能给你找到饭碗。我想还是应该回归教育的本体，就是培养人、培养人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传统文化教育和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部分，民间音乐。民间音乐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音乐，也是流传最广、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音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音乐，包括我们甘肃，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民间音乐，“花儿”就是一种多民族共享的民间音乐。放到全国范围来讲，可以把中国的民间音乐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声乐”，一类叫“器乐”。今天我主要讲“声乐”，它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歌，民歌是最基本的音乐表现形式，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歌和中央电视台上所说的民歌是有一定区别的，现在电视上所表演的一些所谓民歌，准确来讲是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或者说是新创作的民族风格类歌曲。真正的民歌必须是由底层劳动人民创作的，一般来讲没有具体创作者，代代相传、口口相传，最深切、最朴实地表达着人民，尤其是最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所谓“男愁唱，女愁哭”，女人发愁就哭，男人发愁就唱，唱什么呢？唱民歌，唱地方戏。今天讲的所有分类都有它的矛盾之处，讲民歌，不讲地方戏曲是不对的，但是今天我们只能狭义地单论民歌。民歌应该说在所有的音乐当中层面最广阔，普及面最广阔，数量最大，同时，民歌的深刻性、艺术性也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历代的民歌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像一颗钻石，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一首民歌可能只有寥寥几句，有的甚至只有上下两句，但它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承载了无数人的感情。

中国从古代就有尊重和重视民歌的传统，传说周代就有一种制度叫“采风”，就是收集整理民歌，诗经中的“风雅颂”，“风”有十五国风，就是战国时代各地的民歌；“雅”是指士大夫阶层的小众音乐；“颂”就是歌颂周天子的音乐。“风雅颂”当中最有艺术性、最具生命力的就是“风”，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风”，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歌。一直到明清两代，民歌都很繁荣，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像冯梦龙、李开先、袁枚都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当时的民谣民歌。李开先有一句名言“真诗只在民间”，因为民歌反映的是人们最真实的感情，民歌不会与文人去争高下，就是直抒胸臆，难受了就唱，歌词朴实、直白，音乐十分优美，都是无法替代的，也是文人创作很难达到的。河曲民歌中就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歌曲，有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男人都去内蒙古打短工去了，女人在家里没有吃的，只能挖野菜，女人想念自己的丈夫，“大青石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多么直白，多么真实，“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歌曲中表达的这种感情是音乐家写不出来的，也唱不出来。这些民歌都是我们作曲家创作的源泉，古今中外一流的音乐家无不对民间音乐保持一种最高的崇敬。

大家都知道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给柴可夫斯基家里装修的泥瓦匠刷墙时哼的曲子。他一个音符也没改，记录下来写成了弦乐四重奏。托尔斯泰听了以后，潸然泪下，说从这个音乐里听到了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今天，中华民族的灵魂藏在哪里？也在我们的民歌里面！我第一次听王向荣唱《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眼泪就流下来了，这首歌歌词简单——“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哎，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只船哎，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竿哎”，感动我的是那种苍凉，那种在极简单的歌词之后所蕴含的深厚感情，我听到了发祥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千百年来不屈的奋斗，一代代中华民族子孙的喜怒哀乐，深深地感受到了民歌在它极其简单的形式下所蕴含的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感染力，还有一种能够穿透一切，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没有电视，只能听无线电。收音机一打开，听到歌曲，很容易分辨出是哪位歌唱家在演唱。而今天的歌曲很难分辨是谁在唱，大家都是用一种标准的唱法在演唱，我认为这可能是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把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什么都要标准化，所谓“科学唱法”。但是，这种唱法显现不出人的个性，既不符合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也极大限制了非科班出身的歌手在各类歌唱比赛中的发挥，很多用“真声”参赛的歌手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我在担任最近几届CCTV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的评委时提出“拒绝平庸，主张个性”的观点，积极提倡“原生态”唱法，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但也有一些人反对。

我认为现在我国的各大音乐学院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摸索因材施教的教育模式，而不是满足于“制造”统一标准的歌手。艺术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科学只能有一个结果，必须有一个可重复验证的答案，而艺术完全不同，艺术所追求的就是差异性。《三国演义》《红楼梦》只能写一遍，莫言也只能有一个，大家都写一样的东西，那不是艺术。比如说，“三峡号子”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逆水时候怎么唱，顺水怎么唱，遇到险滩怎么唱，靠岸怎么唱，还有兴安岭的“伐木号子”，抬木头上肩时有上肩号子，上坡有上坡号子，下坡有下坡号子，各种劳动有各种号子，又如：插秧歌、薅草歌等，都有它们的独特之处。一种生产方式消失后，和它伴生的文化也就消失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抢救，寻找民歌传承人，把他们会唱的民歌都录下来，将来让子孙后代看一看当年有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与爱情有关的民歌，能不能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呢？答案是很难。我刚才讲的那几句河曲民歌，绝大多数学习声乐的同学都不会唱。所以，我认为“原生态”歌曲是民歌的最好代表，也是需要下大力气去挖掘和保护的。“原生态”是民族唱法的根基，是一个有价值的、独立的艺术门类，“原生态”唱法和美声、通俗、民族唱法是平等的。

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取消“原生态”组是错误的》，就是探讨中央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到底有没有引领观众的任务，有没有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务，有没有在当今通俗化、娱乐化的大潮当中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一块方寸之地的义务，文章中我指出现在的音乐界对民间音乐普遍缺乏应有的尊重。在我的努力和倡议下，第13届CCTV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上设立了“原生态”唱法组，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让来自农村、山区、牧区的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声乐教育和训练的孩子有了一个登上主流媒体平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原生态的，各个民族所固有的歌唱方法在今天的文艺舞台上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民族器乐界有一个阶段也是科学至上，很多人认为我国的民族器乐不科学，提出要用西方的器乐标准来进行改造。比如竹笛，有人认为不科学，没有按键，要给竹笛加键，要按西方音律给竹笛重新打眼；二胡，有人提出琴弓在两根弦里拉不科学，要学习小提琴，解放琴弓，把琴弓拿出来，这些所谓“乐改”浪费了很多人的生命，乐器改造改了近二三十年，前面讲的竹笛和二胡的改造听起来可笑，一般人还真想不出来，浪费了很多人的聪明才智，留存到今天的改造后的乐器寥寥无几。只有一些改良是符合发展需要的，比如古琴琴弦的改良，以前用丝弦，现在都用尼龙钢丝弦；二胡琴弦也从以前的丝弦改用为现在的金属弦。

关于未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有两个观念想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一是文化多样性观念，未来的音乐界一定是多样的，任何一个乐种，一个歌种，一个唱法，一个音乐形式都不可能独占舞台，我认为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该立足于多样性的基础调整思路，绝不能再按照一个模子来培养人，以符合未来音乐发展的需要；另一个就是个性观念，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存在个性，存在与众不同之处，才能有立足之地。

从民族音乐角度出发，只有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民族精神，才有可能发展和传承下去。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的音乐要坚持独特的民族韵味，找到传统音乐的根与魂，正如一个生命失去记忆就是死亡的开始，一个民族失去记忆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悲剧。让我们记住“乡愁”，让民族精神找到它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好无形的、种类多样的、无比丰富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只有正确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现状，才能有中国传统音乐的未来，中国音乐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之巅。

（录音整理：路啸）

编者按：2014年6月10日上午，中央文史馆馆员李前宽先生受邀，在兰州文理学院综合楼学术报告厅作“感悟电影——一个电影导演的画外音”专题讲座。北京、天津等18个地方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主任（馆长）、馆员代表，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兰州文理学院部分师生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同志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等媒体记者聆听了报告会。李前宽（1941—），全国政协委员、长春电影制片厂总导演，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第八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执导有《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以革命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片。现将李前宽先生的专题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