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实践中的价值观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来

（2014年6月9日·甘肃兰州）

陈来先生在兰州宁卧庄宾馆大礼堂作专题讲座。

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作交流，在座的有各省的文史馆代表，还有甘肃本地文史馆馆员、省政府参事、学者，也有高校的学生、教师代表和各界人士，大家的背景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做讨论，我想把这个问题从一般的、普遍的角度和层次作一次交流。目前文化建设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和培育，另一个就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体系建设，两项活动是我们文化活动的重点，从事这两项活动，我们要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来开展。刚才方宁同志的讲话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里我想再谈两点。从去年8月19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里面有个重点，那就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这个重点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被全社会所深入了解。为什么呢？我们三中全会提出了全方位改革的方案，加上我们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一直在深入展开，因为这两项大事占据了我们从领导到宣传部门很大的精力，相对而言，不从事文化活动领域的领导和同志对习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弘扬这个问题的阐述应该说重视程度还不够。

讲座现场。

去年8月19日，习总书记讲了“四个讲清楚”，其中特别提到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后来在山东以及2013年12月30日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都曾特别强调：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而且特别提出对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注重它的价值内涵。就是说中国梦不是简单的富强梦，它是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在这些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目前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重点及方向。这里面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它的提炼培育，要以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作为基础。第二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要以中华美德的传承和实践为基础，所以今天我的报告分为两个内容，前一个谈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后一个谈中华传统美德体系的传承实践。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来呼应习总书记讲话精神重点，当然我们的报告并不是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的解释报告，学者的报告还有我们自己的角度，所以我的讲法不一定和习总书记的讲法完全一样，但是精神上是一致的。下面就开始我的报告。

第一个讲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价值观。怎么讲这个基本价值和基本价值观，历来都有不同的讲法。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在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之上，所以我们要对应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层次。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24个字分三个层次的，即国家的层次、社会的层次和个人的层次。24个字前面两个层次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的层次，第三个层次才是属于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层次。今天我们讲中华文化价值观，也不能仅仅从以往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道德价值入手，先要从国家的、政治的、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入手，所以，今天上午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主要是围绕治国理政展开，从政治、社会这两个角度和大家聊一聊。毋庸置疑，中国文化里面主流的治国理政的理念，这几年大家都很关注，从政府到基层，大家都很关心，因为它涉及我们今天政府行为和政策建立的导向及根据，怎样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价值理念呢？我想讲几条。第一条就是以人为本。最近十年来，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但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不是我们今天发明的，这四个字见于中国古代的《管子》一书。而且，中国古代讲“以人为本”是有鲜明特色的，它有一个对照面，对照面就是“以神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照“以神为本”的思想提出来的。因此，“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从西周以来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了，在这点上，也呈现出中国古代文明和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应该说都是“以神为本”的。神，有多神论，有一神论，但是古代文明以古代宗教为核心，古代宗教文化都是“以神为本”，我们中国也是文明古国，中国早期的文明历史，像夏代、商代也是“以神为本”的，特别是商代的后期。我们从出土的甲骨文、殷墟出土的卜辞等里面看得很清楚。从西周建制，周公开始，西周的文化就有一个转向，或者说就是一个飞跃。什么样的转向，什么样的飞跃呢？那就是一个“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一个“以人为本”的文化，这个飞跃应该说是了不起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公元前1000年犹太教刚刚建立，同时期西周建制，我们的文化就开始向着人文思潮的方向去发展。当然，在公元前3000年到春秋时代，我们的文化并不是说没有神，更不是否定神的存在，这在古代文化和古代社会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管在政治生活方面还是经济生活方面，在我们世俗生活中，产生了人比神更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思想。西周时代产生了一种思想命题，就是“神依人而行”，这是说神是依靠人才能存在，才能发生作用的。为什么这么早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想：神的存在要依靠人？人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当然了，从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个事实角度讲，应该说当时的人们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神灵的存在需要人们的祭祀，没有人的祭祀这个神就没办法存在，以此作为论证神存在的基本条件，那就是人供给神、祭祀神，因此人是神的根本，神是依赖于人存在的。这个思想从西周后期开始发展，就形成了西周时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它是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最早起源。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推崇人的地位的思想命题，比如说“人为万物之灵”，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的“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有“人者，天地之心”等，这些命题都是非常重视并且提高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应该说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主张以人为本的，当然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诸子百家也有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协调都有不同的理念，不管是道家、名家，还是法家，应该说，这些思想家都是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说在春秋时期，就有学者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天道的事情太远了，我们不用太关注；人道近，是切近我们生活的，应该把我们的关注力放到人道上。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以前，天道就已经包含了神的活动，天道远，那么神也许是存在的，但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用我们太关注。人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要关注人道、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其实，孔子也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孔子也讲“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要对鬼神远之呢？这根源就是“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要求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人世，放到人类社会和人的生活上。当然，孔子说了要敬鬼神，在2500年以前，我们完全没有敬鬼神观念那也是不可能的，从孔子的角度来讲，他并不否认神灵的存在。敬鬼神是说，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强调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通过敬神活动，给我们保留一个空间，保留一个敬畏感和神圣感的空间，使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仍然有一个空间发挥，从而起到补充人文文化的作用。我们讲人文当然没错，它是好的。但是，站在中国古人的角度来讲，讲人文文化的时候不要排斥敬畏感、不要排斥神圣感，要通过某种形式来保留，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精神生活的象征，这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古人在政治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这么多的智慧，包括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和智慧，就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有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今天，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观念，这是我们讲的古代价值观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点就是以德为本。德是道德的德，前面我讲的是以人为本，是我们执政党经常提到的这个理念，下面我讲的“德”的观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和以德为本的思想是有联系的，也可以说是受到这个思想影响。刚才我讲以人为本的这个思想是从西周的后期开始，一直到春秋后期，一直在发展，再到诸子百家的时代，但是以德为本的思想的真正建立，应该是在孔子的儒家思想建立后，它才正式建立。在西周，我们已开始重视道德，而真正把这个“德”作为一个治国理念提出来，那是见于孔子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孔子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应该说，这就明确建立了古代的以德治国这样一个理念。刚才我说价值观的提法总有一个对照，古代的“以人为本”是对照“以神为本”提出来的，“以德为本”这样一个观念也有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作为对照面来讲，就是“刑”和“政令”，商代和商代以前，特别注重“以刑治国”、以政令治国，孔子讲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说你领导这个国家只是用政令、用刑法能不能管理这个社会呢？也能管理，但是这个社会不是孔子认为的那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们在行为上可以避免出现不符合政令和刑法规则的那些行为，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民却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心，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说在商代的古代文明里面，是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强调刑法，强调政令，忽视道德，忽视教化，这是孔子所不赞成的。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来教化，用礼俗来引导，这样的社会能满足对行为的要求，同时能建立起同社会的羞耻心。这是孔子重视道德的意识，孔子这样一种对治国理念的表达，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先秦时期，法家文化是重视刑法，轻视礼俗道德，在秦代实现过，但是时间很短。这套政策在汉代经过汉初的反思，经过汉武帝重新检讨更换治国理念，应该说在中国政治文化里面被判了死刑，法家不能成为中国治国理念的主导价值，并由此确立了以德治国理念为主导的价值理念，这个思想就叫以德为本。当然了，孔子和儒家对道德的重视不限于治国，因为儒家是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这个层面，所以孔子、孟子有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的说法，个人能坚持道德观念、坚持道德信念，有道德观念的信守，不受外在条件影响，突显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观念的信守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人格尊严。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儒家思想强调要明辨义利，义就是道义，利就是功利；主张明理节欲，道德的道理要明白，节欲就是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在历史上始终对坚持道德理想的人物给予高度的褒扬，这都是以德为本价值观的体现。

第三点，应该说在“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外，我们在传统的、政治的治国理念方面还有一种价值观非常重要，甚至说更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对照来讲就是“以君为本”了，即如果有一个对立面，那就是“以君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在《尚书》里面就有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商周之际这样的思想已经形成，这种思想甚至投射到古代宗教的观念上。商代的人是非常迷信鬼神的，所以商代的统治阶层每天都要祭祀，把向神灵请教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面，烧灼后根据甲骨裂纹来占卜上天的旨意。这是统治阶级的宗教行为。在这个时期有见识的士大夫或智者，提出来了一些重要的观念，比如商代就有这样一些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没有独立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是通过老百姓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上天没有独立的听觉，他是通过老百姓的听觉了解这个世界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上天没有独立的意志，他是以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作为自己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愿。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宗教观念里面，就已经有了一种民本的思想，这个思想到后世是由儒家继承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和以君为本是相对立的，孟子是在很明显的比较中提出自己的价值选择的。孟子以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但是以君主为本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还不能提出来“君为轻”这样的观念。民本思想以前在《尚书》里面已经提出过了，但是“君轻”的观念是孟子的一大发明。在孟子所表达的这个政治价值观里面，君主占的分量是很轻的，比起一姓的王朝，比起人民都是不重要的，君王个人也好，他的一姓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思想，一种政治的价值观，当然这个价值观念影响很深，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就非常反感孟子的讲法，他让大臣们把这些君轻民贵的话全部删除，想用他专制的力量改变这种文化的传统。可是它不能长久。在朱元璋以后，孟子的这种思想依然在传承着，而且在整个政治文化里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是我们古老的文明，在诸子百家以前提出来的重要的价值观，并能通过几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包括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所以民本的思想在今天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都是我们这十几年来所讲的，以民为本也是一样，我们上届政府开始特别重视民生的问题，民生就是民本的第一要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这些古代的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的确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对今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习总书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举了例子，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他讲了几点，第一点叫讲仁义，第二点叫讲重民本，重民本就是我们讲的以民为本。在最近的十年，我们政府都非常重视民本思想，就价值观来讲，我们习总书记已经明确肯定了重视民本的思想，这些在我们古代经典文化里面，都有现成命题的价值观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不一定每一个问题都能找到那种古典的形式。在讨论古代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形式来概括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刚才我是比较注重国家和政治层面，接下来我再讲四点，是比较偏向社会的层面，因为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包括国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和个人层面。前面我讲的三点是比较接近政治层面的，第二个方面我就社会的层面讲四点，这四点我不再采用现成的古典形式去表达，因为不是每个观点我们都能找到恰当的古典形式，而通过现代人的总结，确实能够显示出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特色。

第一点就是责任先于自由。刚才我们讲以神为本，以德为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都有其对立面，因为价值的问题是在比较中认识的，在比较中能看到价值的选择和价值的偏好。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仍免不了要应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通过对不同观念、理想的比较，来显示出价值的偏好。这里，我想用西方近代文化作为比较对象，来提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这一点，就是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国情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了解和发掘。中国人、中国文化里面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的意识非常强，所谓责任是超越自我的，它已经指向自我以外，超越了独立的个人欲望，它的生存指向一个更大的群体，社会、人类、自然、宇宙。比如，像孟子说的，君子要以天下为重，就是说君子要以天下作为自己的重任，己任就是自己的责任。从西方近代的价值观来讲，其特点是比较突出个人，就是我自己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天下事、国家事不是我的责任。但中国就不一样，特别是从古代先秦开始讲的士君子。先秦讲士君子，汉代以后讲士大夫，是都要强调责任意识，这个责任意识是超越自我的。所以明朝后期的人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仅仅从西方的个人主义来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关心，关心其他的事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你的责任，现在大家也能看到中国老百姓是比较关心政治的，所以外国人都说，到了北京的出租汽车上，出租车司机讲的都是政治，当然北京的例子比较特别一点，但我想多少还是受了我们价值观的影响，个人不能仅仅关心自己的事，要关心家事还要关心国事，关心天下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代表也很多，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以天下为先，这句话虽没直接讲责任，但明显表达了一种责任意识，天下是最重要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当然是责任，所以说家事国事也是个人的责任，一步一步地放大，最后人对自然也有责任。孟子讲仁民爱物，你不仅要事亲，还要事天，从这方面来讲，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责任先于个人的自由，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义务先于权利。因为西方近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它特别注重强调个人的权利，而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里面，特别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偏重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表达一种偏重，就是有所选择，儒家思想里面是比较偏重义务的，像仁、义、礼、智、信里的“义”的含意很广，其中就包括了义务。20世纪有个大思想家也是儒学大家，他就是梁漱溟先生，他做过许多乡村改革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他有种体会，说中国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这是中国人伦理价值观的特色。今天我们中国人讲伦理还是要强调义务感，这个义务感和责任感是一样的，是开放的，和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来举个例子吧，西方文化动不动就讲个人权利，在中国人的生活里，这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父母说我有照顾小孩子的义务，梁先生说这在中国文化里面非常自然，但绝不能像西方文化那样，比如小孩子说我有权利要求父母来照顾我，不能这么说。父母说我有义务照顾小孩，但不能让小孩说我有权利要求父母来照顾我，我们不能这么讲，这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讲义务，特别讲义务的重要性时，我们把它归结于“义务先于权利”，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重要价值观的表现。

第三点，概括起来讲就是“群体高于个人”。中华文化以人为本，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比较先进的。西方的以神为本到近代，到启蒙运动才真正转变过来，变成以人为本，但我们中国这个启蒙是比较早的，我们在公元前六七百年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同样是以人为本，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近代讲的以人为本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才真正把以神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但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以个人为本，这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特色，而中国所讲的以人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如果我们以个人作为一个对照来看，应该说中国古代所讲的以人为本，还是以群体为主的以人为本，以人的群体为本，所以我这里讲的第三点就是“群体高于个人”。当然群体对于个人来讲，是有不同层次的，包含有家、国、天下、宇宙等，有不同的层次。应该说，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比较开阔的，前面我就讲过，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很早就超越了群体的地方局限性，有一种很广大的天下情怀，所以《论语》里面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礼记》里面讲“以天下为一家”，因此说中国人家的概念是很大的，如果家是中国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一个代表群体观念的话，中国人早就把它扩大了扩充了。刚才我也讲，今天我们在考虑价值观的时候，并不是都能引用古代的四个字来概括，当然也不是不能找，如我们讲义务先于权利，那么孔子讲“义以为上”，也粗略可以表达，但是不精确。说群体高于个人，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表达，这种表达就是公私的表达，中国人认为群体是公，个人是私，群己的关系是公私的关系，很早就有“公而忘私”这样的表达，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但是公而忘私更多体现在政治关系里面。你比方说古人讲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就是五种关系，五种人伦关系。刚才我讲西方人文主义讲的是个人，中国人理解的个人不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他是在群体关系中存在的一种个人，那么五伦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五种最基本的群体关系，五伦就是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公而忘私，用公和私来表达群体和个人的关系，这很多是在政治的层面，比如说一个官员，一定要讲公而忘私，但在家庭里面不用公和私的观念，当然家庭也有群体的含义，中国文化里面的个人不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是为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其价值观念总是围绕着一种社会关系的圆满来进行，比如说在中华文化里面，人活着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人伦关系的完满。小到这个家，大到社会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完满。所以，中国人天生重视群己关系，重视人伦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强调公高于私，这都是这方面的表现。(www.xing528.com)

第四，我最后再讲一点，就是在一个更大范围，不是仅仅涉及政治、社会，而且涉及更广，贯通天地人，在这样一个范围的最高的价值理念，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和”。我把这个“和”看作是中国人普遍的理想，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理想，这个理想从哲学上概括就是追求多样性的和谐。我前面是用比较法来讲文化价值，现在我们还是以西方文化来比较，在西方文化里面有一种冲突的意识，包括基督宗教，总是想以自我为中心，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征服别人、占有别人，宰制他者。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流血冲突，但总体来讲，西方的冲突意识更强。如果就实际情况来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根源都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这个话应该是可以说的。在东方，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在东方作乱，所以，20世纪整个世界性战争的根源还是在西方。中国文化一开始就不相同，在西周末期，有个人叫史伯，他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一直流传久远，“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生养世间万物，而所有东西都一致的话，世界也就不再发展了。和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和”才能生物。“同”就是相同事物的单纯重复、单纯相加，但单纯的重复和相加不能生成，所以宇宙的生成一定来　源于不同事物的调和。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他者的存在是生成事物的前提，比方说五行，是五种不同的元素，五种不同的材料，这五种不同的材料相互结合才能生成一切事物。“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声一无听，声音就一个音调、一个频率，就没办法听；色一无文，就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味一无果，就一种味道，不成美食，没有吃头。所以，一定要五味调和，五行配合，单一性只能阻碍生成和发展，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一定要重视多样性，一层是多样性一定要和谐。所以事物的总体性是依赖于多元要素的调和，这样才能够发展。这个思想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后期，晏子也讲了，“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说“若琴瑟能专一，谁能听之？”弹琴就一个声音，谁能听啊？这些都是批评“同”而主张“和”，而这个“和”是多样性的“和”，承认多样性，多样性一定要和，这个就涉及宇宙观。不同事物的调和、互补、糅合，才能繁盛发展，才能有新的发展。这种辩证的思维，应该说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发展了，这种观点古代叫作“和而不同”。这个“和”如果提到最高的高度，那就是“天人合一”了。现在我们讲和谐，就包含了“和”的意义。这个“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文明里面很早就有发展，在《尚书》中就讲：“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的时候已经有8个音了，8个音要和谐，说明古人了解到音乐有和谐的作用，也就是说音乐不仅是娱乐，还有一种和谐的作用，有着和谐的文化功能，这种和谐的功能最高能达到神人合一。古人希望这种歌娱的和谐，能够使人和神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古代的人不可能相信没有神，但他们是希望能够达到人神合一的关系，而不是神成天命令我，或者是我成天反对神，而是人和神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就继承了这种思想，主张通过乐声的和，把它扩大到人类的和，及超越人间的和。刚才说舜讲“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春秋的时候讲“以和神人”，都是体现我们早期对宇宙和谐的向往，人和神合一的关系就是体现宇宙和谐的向往。古代中国人反复以声乐的和谐来比喻人和事物的和谐，甚至是宇宙的和谐，从而把和谐作为一种普遍追求。到了春秋时代，《左传》中讲，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这就是人世间无乐无所不和谐，古代把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甚至人与天地之间关系的模型。由此看来，对“和”的追求成为中华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这种精神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孔子和孔门弟子都是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礼记》里面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就是中道平衡，和就是和谐原理。平衡与和谐，在中庸者看来，不仅有人类社会的意义，更是宇宙普遍法则，“中”与“和”也代表了宇宙的法则，要遵循宇宙法则，奉行平衡与和谐的原则，所以其结果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和谐繁荣，一方面是促进宇宙的发育和秩序，这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中国人也把追求永久的和谐作为对外部事物的态度。比如说，《尚书》里边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邦就是国家，“协和万邦”就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就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谐就是和谐的谐，像孔子很早就把“和”作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说：“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对边远的世界要用柔的态度，平之以和，和就是和谐的和。《周易》里面乾卦彖辞里讲，“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宁也就是和，与协和万邦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建设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这个理想在近代，我们把它概括为大同世界。《礼记》里面已经讲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近代我们把它变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应该说这里面充满了“和”的理想，它的最高表达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融合，大同理想仍然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仍然谈到“求大同”，因为大同的世界是一个互助有爱、安居乐业、社会平等、国际和平的世界，所以说大同世界也好，天人合一也好，这些都是和我们哲学上所讲的和谐及和谐的价值观有密切联系的。关于这点，我再举一个例子。宋代有个哲学家叫作张载，他的号叫作横渠，我们就叫作横渠先生。他讲了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象就是现象，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是有对立面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有象斯有对，所以对立面的存在是普遍的；对必反其为，有对立面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有反斯有仇，对立面的冲突是相当激烈，可是仇必和而解，这些对立矛盾终会和解。这也表达了我们对和谐哲学的一种观察和理念。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关于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的问题，我就简单讲这么多，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很复杂，有很多方面，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讲这些。

第二个大问题，我讲讲中华传统美德的体系、传承和转化。刚才我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方面的讲法，我们回顾中国传统美德的形成、主导内容，应该说它形成于春秋时代，定型在早期的儒家思想里面。在春秋时代已经有很多德目出现了，可是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一个主德能够带领所有的道德，不过可以说，到了春秋的后期，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崇尚的道德了，比较崇尚的道德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忠信，忠信在春秋后期很常见，还有一个叫智仁勇，在整个中原文化里面是比较流行的。前面讲了，中国传统的美德形成在春秋时代，但是定型在孔孟学早期的儒家思想里头，以下我就讲讲儒家思想里边个人基本道德的传统美德。刚才我讲了，春秋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主德能够超越所有的道德，能够统领所有的道德，而在孔子思想里面，提出了“仁”，仁义礼智的仁，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是主要的道德。今天我们老讲“仁义”，但春秋的时候虽然也重视义，但地位不突出，包括孔子的思想里头也讲义，但仁和义还差很多。到了孔子以后的墨子，他开始突出义，到了孟子，就把义提得很高了，因为孟子已经把仁和义并列，所以从孟子开始，义也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我们可以讲仁是儒家最重要的德行，也可以说仁义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是讲一个方面就是仁，讲两个就是仁义，孟子不仅把义提高到和仁可以并列的地位，而且他还提到了四德的观念，那就是仁、义、礼、智四者并列，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到了汉代，因为受五行观念的影响比较大，认为任何事物都要讲五个，所以仁、义、礼、智还不够，还得加一个，那就是信，就变成了“五常”，五常就可以和五行配合了，五常就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基本道德。所以说，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仁，讲两个就是仁义，如果讲四个就是仁、义、礼、智，要讲五个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和中国人重视的五伦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念里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推崇的经典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道德，这些思想和四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体系。就是说，中华传统的道德体系不是仅有仁、义、礼、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德观念和道德德目，它和四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德体系。比如说孝、悌、忠、诚、敬，在我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里头，孝、悌、忠、诚、敬和五常一起产生作用，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那么这个孝不在五常里头，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否认，孝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占有很重要、很突出的地位。所以说除了五常以外，其他的道德我们中国人就不重视吗？不重视孝吗？不能这么说，我们将仁、义、礼、智四德或者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德行条目，对于我们中国传统美德来讲，是很有代表性的，可是也不能说这些就能全部涵盖我们的道德观念，能够包括我们所有的道德生活。刚才我讲的孝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像诚、敬、忠都是，那么人们可能就会问，孝这么重要，怎么没在四德五常里呢？反而仁、义、礼、智在儒家思想的理论里头被看成最重要最突出的呢？我想这涉及理论的问题，古人可能有他的思考，我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就是在理论上来讲，仁、义、礼、智、信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而孝是个人对父母的，所以孝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伦理关系里面的一个德目。可是仁、义、礼、智呢？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已经变成了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道德的美德。所以说孝是一个血缘的伦理，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越了血缘的道德。又比方说忠，忠为什么没在这里？因为忠是特定的政治关系的伦理：君和臣关系的道德，而仁、义、礼、智比起忠和孝更具有普遍的美德意义，它具有更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古代每一个道德体系的德目，它的内容不是单一的、简单的，每一个道德体系的德目往往既有特定的具体的含意，还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忠，就是我刚才讲忠于人民的这个忠，这个忠在君主制的时代，很重要的突出意义就是讲君臣关系的伦理，臣对于君的道德就是忠，这个忠是特定政治关系的道德，是臣对于君应该负担的一个道德义务、一个道德规范、一个道德德目，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近代以来很多人反对这个道德德目，道理也在这里，它的特定意义就是指君臣关系中臣的道德。可是这个忠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是这样了。在春秋战国时，这个忠不仅仅是臣对于君的忠，他也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到了战国时代，它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它是什么呢？忠就是尽心为人。《论语》里头就有一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即你替别人着想，有没有尽心？这是忠，你能够尽心为人这就是忠，这从古代就有了。所以我们在讲古代道德德目的时候，就要看到一个道德德目有它伦理关系的特定意义，也有它更普遍伦理关系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传统道德转化的根据，是我们特别提倡和关注的一点。

回到四德，仁、义、礼、智基本的道德意义是什么？在个人基本道德以外再有没有扩大的意义？我们先讲“仁”。仁的意义在历史上是很少争论的，因为在孔子和孟子时代都讲了“仁者爱人”，在东汉的《说文解字》里面讲仁，亲也，亲就是亲爱的意思。

到了唐代，韩愈讲“博爱之谓仁”，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从孔子到韩愈都是把仁定义为广博的爱，孔子讲的仁早已超越了亲属之间的亲爱关系，早已变成了大爱无疆、广阔深厚的仁爱，那么这个仁爱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道德。到宋代讲仁是全德之名，可以代表所有的道德，也包括所有的道德。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一条讲仁爱，第二条讲重民本，习近平总书记也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这反映出，这仁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作为道德来讲的重要性和突出地位。这个“礼”呢，它本来强调仪式和礼节，特别重视行为面貌的修饰和约束，四德中的礼，从道德方面来讲就是遵礼守礼。这个“义”稍微复杂一点，义在早期，是指对亲属以外的长者的一种尊敬，对地位高、长者的一种尊敬，这种道德就叫义。那么，到后来义进一步发展，这个义的范围就扩大了，对亲属外的和亲属内的长者、地位高的尊敬都叫义。再后来又变了，这个义已经涵盖了对所有长辈的尊敬，所以义到孟子时期就变成了和羞恶有关的德行，羞就是害羞的羞，恶就是厌恶的恶，以前义是一种敬长的德行，孟子以后它就和道德的善恶有关系，这个义就变成坚持道义、惩恶扬善这么一个道德。“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概念，它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是对知识辨识掌握的一种能力。今天总结四德，作为个人基本道德的德目，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刚才我们讲了个人道德的基本体系，仁、义、礼、智、信，加上孝、悌、忠和诚、敬等，也讲了道德德目不是单一的，我们用“忠”举的例子，来说明其含义的多重性，同时我们也对仁、义、礼、智作为个人道德作了现代的总结。

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四德中仁、义作为道德的其他意义。仁、义作为个人道德，我们刚才讲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仁、义不仅仅是个人的基本道德，同时也有社会性价值的意义。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即国家、社会、个人，我们刚才也讲了中国文化个人层次上的仁、义、礼、智。其实仁、义不仅仅是个人层次上的意义，也包含更高一层社会和国家的意义，我们要了解在中国传统道德的体系中，仁和义都有更广的社会意义。孔子讲的仁主要是从个人修身、个人美德方面来讲的，但是孟子已经不一样了，孟子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所以孟子说的仁，是普遍的政治原则，是要讲仁政，在这个的影响下，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理论上都承认中国主导政治和行政的原则是仁，所以仁不仅仅是个人的美德、个人的道德了。从汉代到唐代，仁是主导中国政治和行政的原则，它不仅是个人的价值，就国家、社会、行政的基本原则讲，首先要讲仁，如看《贞观政要》，就以仁为本，以义为首。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至少在理论上，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道德，同时也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仁若再发展那就更广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那就变成更高的世界性的理想。义，在中国古代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义就是正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正义的概念。刚才我也讲了孔子《论语》里说，“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讲“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也”。

你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就违反了正义的原则，所以义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是当正义来使用的，这些义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它还有社会性价值的含义。所以我们扩大来讲仁，扩大到社会性基本价值来讲，仁就是要强调仁政惠民，礼就是要强调文化秩序，和当然是和谐团结。另外提一句，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在经典里面还有很多和这些德目有密切关系的道德修养方法，克己、反躬、诚意、慎独这些我就不再讲了。除了我刚才讲的经典中的道德传统价值以外，在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里面，还有一些流行用语，往往也表达出价值观倾向，比如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义廉耻”，明代的后期就比较崇尚“忠孝节义”，在明清小说里面有很多忠孝节义这类的话，这些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这是关于传统美德体系，在此先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接下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讲关于近代以来传统美德的传承的问题。应该说中华美德的传承是近代以来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共同关切的一个话题。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不存在了，经学没有了，那以前那些经典所讲的话管不管用了？“民国”初期，国家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基本道德的框架，这是我们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近代以来，国家有一个使命，要有一个举措来维持基本道德价值。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崇尚的道德，那么过去的王朝没有了，原来的经学地位都被推翻了，但是国家要提出一些基本道德来，对这个社会负责。1912年，“民国”政府颁令，把“八德”作为立国之本，“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把它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我们要承认，王朝没有了，皇帝没有了，经书的权威没有了，但是国家要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基本的道德，这就是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八德为理国之本的背景。但是这八德不是当时“民国”政府的发明，这八个字中前四个字是见于孟子思想，后四个字见于管子思想，这八个字从性质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的基本道德。这些德目、这些德都是传统的，虽然没有用仁、义、礼、智，但它还是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提出，应该说是民国政府在关于中华道德美德方面的传承的体现。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他虽然是革命家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后来，他又提出了八德，这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是很重视忠孝的，他是这么讲的：“在国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道德还要保存。”“我们现在讲忠君固然不可以，但是忠于民可不可以？这也是我刚才讲的孔子讲办事，尽心尽力做好可不可以啊？如果不做到成功，就誓不罢休，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你看孙中山从“民国”伊始，就把忠这个概念做了现代的传承转化。刚才我讲忠不仅仅局限于臣子对君主的忠，它还体现在尽心为民，忠于民，忠于事。孙中山说“古时候忠于皇帝，现在没了皇帝就没有忠了吗？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那是大错！我们‘民国’还是要讲忠，不忠于君，但要忠于民，忠于国，要为四万万人民孝、忠”。由此可看出，孙中山讲忠孝，和传统的忠孝是不一样的，但他已经明显努力要把传统道德观念和今天的生活加以结合，应用到我们今天，使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一种道德观念去指引。当然，我们就孙中山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来讲，这八个字不一定是八个德，这八个字主要还是四德，比如说仁爱是一个德，比如说和平，和平也不是两个德，信义看起来是两个，但是孙中山自己强调的时候，应该说他是突出信，以信为义。所以，孙中山讲八个字的道德观念更多的是强调四德，这八个字不是分开的，中间全是顿号。他讲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按四组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概念古代就有，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一定要编出新的道德概念，我们可以用古代已有的道德观念，教化今天的人。孙中山很强调中国人共有的道德观、共有的价值观，他非常重视中华文化本有的道德资源，按他的原话来讲：“因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高尚，所以中华民族还能存在，还有力量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尊本敬源，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团结成一个群体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这个固有的民族才能恢复”。也就是说，在他复兴的大业里面，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重要的一环，是基础。不过，他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还应结合社会价值需要，忠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和平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欧洲讲，“我们古人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很多的理念”，他列举，“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等至今还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人生、看待生活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虽然我难以一句话一句话地去诠释总书记的讲话，来做一个学习报告，但我讲的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核心是一致的，这是我讲的关于近代的传承。

接下来我讲传承里面比较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近代理论界和知识界有个人叫梁启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新民说》，这篇文章有一节是专门论公德的。他这么讲，中国人已经有很多讲道德的书，但中国人以前讲的道德是私德，近代我们中国人要多提倡公德。他讲的公德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爱国、利群。利群就是对群体有利，不是个人的私利。爱这个国家，为这个群体做有意义的事，这是最重要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上来就讲公德私德，他说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我们现在特别要讲公德。但是大多数人都忽略了，《新民说》他写了很长时间才完成，期间他去了一趟北美，在北美将近一年。从北美回来以后他的思想就变了，首先政治观念变了，他开始主张改良。没到北美以前，他还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革命者，但是他回来以后，他的立场改变了。其次，道德观也改变了，所以在《新民说》的后半部，也就是在论公德一节后面，他回国后写的《论私德》，也在《新民说》里头，这个影响特别大。在《论私德》这个论述里面他重新强调私德的重要性。他说今天我们已经讲公德了，可是你看，讲来讲去讲到这个效果还不明显。他说大家都讲爱国，可是嘴上爱国，但是骨子里面都是功利之心，爱国是个幌子。他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他是这么讲的：我们“铸造新的国民精神，必须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要义”。什么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要把个人的基本道德作为道德建设的第一位。公德就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公德和私德都重要，可是公德要有一个基础，公德的基础就是私德。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里面的爱国是公德，友善、诚信就是私德，按照梁启超的分类，公德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德就是个人品行的完善和个人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方式方法。所以，就个人来讲，他讲公德的基础就是个人的品行和个人的道德，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这是《新民说》最后的结论。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忽略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谈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我前面的观点有一些是属于客观的描述，接下来我想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也结合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看法。刚才我讲了四德是个人的基本道德和基本品质，传统社会对此讲了很多，现代社会对个人道德标准范畴增加了，就是在基本道德中增加了公德方面的内容，比如爱国、守法，这是近代国家提出的新想法及新要求。在这里我想把道德和价值做一些区分。价值的范围比较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这都不是道德，这不是落实在个人身上的基本道德，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样。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提出了自由，自由是一种价值，但自由不是个人的基本道德，再比如说平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但平等也不是个人道德。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很多的价值是需要在国家社会制度层面体现的，比如说我们的制度如何让我们更加平等，我们的制度怎么才能更多地体现自由？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其中有些不是个人道德能够落实的，只有在个人层面的那四点可以通过个人实现，前面的三点是需要在国家、制度层面去体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价值和道德是不同的，公德和私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但是自由、民主、平等不是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今天我们讲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如果这个实践是面对每个人、面对广大群众的，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个体系里面只有最后四条是结合到个人里面的，这是不够的。要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怎么办？我们就必须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同中华美德体系、中华美德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的方向、基础和入手处。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的讲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刚才我也念过了，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道德规范、道德价值，这些都是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从理论上讲清楚，那就是我们今天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必须结合中华传统美德的践行和传承，这也就是习总书记去年8月份以来所讲的一个重点。习近平总书记讲继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点是在个人基本道德上，所以总书记所讲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在个人道德层面上讲的，落脚就落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指向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的方向。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我们在讲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没有注意强调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应该重视讲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就是公德，但这还是不够的，古西方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对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较低的，对善人的道德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善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学雷锋，学雷锋不是对一个公民的要求，作为一个公民主要是维护社会公正有序等这些要求，所以他的要求不是很高，没有那么多关于美德的要求。可是他要是作为一个善人，要求他所具备的美德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贯彻总书记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加强道德建设，应该说不能停留在公民道德的层次，一定要重温梁启超对公民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分别，强调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的实践、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德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把近代梁启超相关理论上的分辨和我们今天实践的需要相结合，才能进一步加深理解讲话精神，才能完整准确地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

总体来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操作一定要以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不能抽象地、孤立地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的关系，这是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一个核心，一个要领。我再补充两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于个人的层面的德目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个人的内容比较薄弱，我想从儒家文化角度来做个补充，对于个人基本道德我想提出三组德目，第一组：仁、义、诚、信、孝、和，这是个人基本道德。如果我们用双字词来表达就是仁爱、道义、诚实、守信、孝悌、和睦，这六个德目仍然是个人的基本道德。第二组：自强、坚毅、勇敢、正直、忠实、廉耻，这是属于个人的基本道德，我又把它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最基本的，第二层是在第一层以上自强、坚毅、勇敢、正直、忠实、廉耻。第三组是个人的基本公德，基本公德是爱国、利群、遵礼、守法、奉公、敬业。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点主要放在社会和国家这个层面，因此我们要把个人层面的要求细化。我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的细化，它的补充完善，当然可以有多种方案，我只是从儒家的立场，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立场和强调个人道德体系的立场提出来的。总结起来，我的基本观点：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一定要注重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一定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道德和风俗的改善才会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