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东北研究会：爱国教育与文献保护

■张绍祖

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思想最突出的部分是爱国教育思想。他亲自给学生讲授修身课，谆谆教导学生爱祖国、爱人民、救国雪耻。他早在日本经营南满铁路的初期，就觉察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提出“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以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狂吠的“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口号。1927年8月，张伯苓与王正廷等举办八届远东运动会后，从上海乘船到东北。在大连、奉天（沈阳）等地，张伯苓亲自看到“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受到很大震动。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鉴于这种局势，“国人欲愿与之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张伯苓出自强烈的爱国心，回校后，立即着手组织东北研究会，初名为满蒙研究会，10月正式成立，以日文教员傅恩龄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东北学生及热心满蒙问题的学生入会。

满蒙研究会于1928年10月改名东北研究会。该会分视察部和研究部。视察部主要通过调查、讲演等方式，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研究部主要搜集、整理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许多工作：

一是组织学习日文，开展讲演、阅读书报等活动，特别关注以东北为中心的对内对外时事。

二是实地调查，搜集资料。1928年初，张伯苓决定利用寒假，由傅恩龄主任组织蒋廷黼、肖叔玉、李继侗、何廉、张彭春等去东北考察，历经大连、旅顺、安东（丹东）、奉天等地，前后长达一个多月。同年4月，张伯苓、傅恩龄再赴东北三省调查研究，月余返津。1929年8月，张伯苓组织“暑期东北考察团”，成员有傅恩龄、喻传鉴、孟琴襄、陈筼谷、顾子范及学生曹汉奇、李国琛等。通过实地考察，“带回材料颇多”。

三是撰写论文，讨论问题。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东北问题，有时请中外专家报告。在校刊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版“日本问题专号”，专门刊登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如《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与外交》《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日本政党史及最近各政党之现状》《中日俄与东三省》《我们要从日本人底铁蹄下夺回东三省的自由》《收复东北是可以等待的事吗》等。同时还刊登不少翻译文章，如日人山田武吉《满蒙更新论》等。这些文章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激励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四是进行专题研究，编写教材。在不断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会组织专人从事专题研究。前期从开发东北和巩固国防出发，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东北铁路系统及海港之研究，东北移民之研究，金州（辽宁金县）境内我国人民之教育问题。其中铁路问题预计项目有：吉会铁路问题及其奉张被炸之前因后果，我国所有研究东北问题诸团体之沿革及其现状，东北铁路概括的研究，东省铁路之运行政策，以满铁为中心的国际外交问题，南满铁路公司现状，哈利满收买满铁失败之批评等。其中东北移民问题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重视，该会两次共资助四千美元作为东北研究会的研究经费。由肖叔玉撰写的《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的研究报告，曾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后来又在该会刊物上发表。此外，又编印《Manchuria》（满洲）一书，主要论述东北的铁路和资源，于1929年秋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以供各国人士研究参考。(www.xing528.com)

随着日本加深其侵略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南开大学关于东北问题研究，更趋重于日本侵略的现实，着眼于教育学生抗敌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指示傅恩龄立即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不久又正式出版《东北经济地理》。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用这本“南开独有的教材”，特为南开中学开设了一门新的必修课。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当时受过这种教育的，现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何炳棣认为，“这本教材无疑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是“一个可以向全世界挑战的纪录”。

为引起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心，东北研究会在校中设“东北画厅”，“每期陈列画片八张，附以详细之科学说明，隔日交换”。1928年3月，举办日本风情、景物的“映演会”。同年10月，又举办“东北研究资料展览会”，“陈列华、日、英、俄文字之书籍图志，东北物产标本及东北各项画片，以供众览，而便研究”。这种展览不仅提供研究线索，对广大师生来说，又是生动形象的爱国教育。

东北研究会与国内外有关团体进行广泛合作与学术交流。该会成立初期，即与大连中日文化协会约定，为其代售关于东北研究的各种图书，与“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经济月刊》编辑部、哈尔滨东省文物研究会进行印刷品交换。1928年秋，还与辽宁新建设杂志社联合组织“东北实业考察团”，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反帝国主义同盟联系，提供研究报告，或“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从而推动有关东北问题的研究。

东北研究会，是当时中国研究东北问题卓有成效的一个学术团体，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张学良及东北有关人士担任该会名誉董事，并捐助经费。东北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活动，触到日本帝国主义痛处，日人非常“嫉视”。“故津中日文报纸累词排语，空中影射，真无所不用其极”。为此，张伯苓致函日本驻津加藤总领事及副领事岗本、白井和司法理事佐藤，提出抗议。对日本东方通讯社的《京津日日新闻》所载有关东北研究会的诬蔑性报道，当面给予驳斥，同时《南大周刊》也予以揭露。

因张伯苓坚持抗日爱国教育，特别是成立东北研究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木斋图书馆存档了许多东北和华北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资料，受到日本侵略者觊觎和嫉恨。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南开大学开始轰炸、抢劫、焚毁。藏有20多万册珍贵书刊的木斋图书馆成为日军炮火的重点目标。据7月30日报载，“日军对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地残酷地破坏文化机关……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被炸云”。

目前，在日本还有少数人妄想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否认南京大屠杀，多次参拜日本神社，在教科书中把侵略改为“进入”，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