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智库管理方式的优化方案

智库领域同样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一是去产能，解决重复生产、低端生产、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二是去库存，推动智库成果转化。部分智库研究成果，随着课题研究的结项，课题成果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特别是由于课题管理部门与课题转化部门相对脱节，一些智库成果完成后就锁进柜子里、放在抽屉里，成为档案资料。三是去杠杆，解决课题分包的问题。避免智库研究中的挂名现象，部分智库领军人物在承担智库课题方面只挂名不出征，在申请课题时团队实力雄厚、非常可观，课题研究时孤军奋战，或者带领几名研究生草草完成。要建立智库课题负责人实质性主要参与课题研究的机制，形成鼓励一线智库人员的导向。四是降成本。解决课题经费管理与智库生产不相适应、使用课题经费中存在的经费报销难、花费时间过高的问题，充分尊重智库专家的脑力劳动，创新智库经费管理办法，降低智库运行的成本。五是补短板，补上智库现代管理的短板，提高智库运行质效。

一、 关于智库的行政化、社会化问题

新型智库机构适度的行政化是有必要的，是当前形势下智库获取资源、保障运转的重要条件。智库资源的集聚，包括智库内部的有序管理和运行，需要一定的行政力量推动和支持。新型智库往往由领导挂帅，或者通过成立理事会、领导小组等方式，提高智库的行政层级，为智库研究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创造条件。比如，一个院长做智库负责人，可以协调全院的相关力量参与智库研究；一个大学的正职或副职领导做智库负责人，则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调集研究资源。特别是在与实际工作部门对接、争取党政部门的支持时，规格较高的智库往往具有更加明显的相对优势。

当前制约新型智库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智库发展实际需求。现有智库机制主要从两个源头“移植”而来：一是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二是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自然科学管理制度主要参照了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制度，已因滞后于现实而带来了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所以，新型智库建设，最关键的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归结而言就是体制机制创新(7) ，主要是推动决策咨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行政化、机关化，为思想产品、知识产品创新提供适宜的土壤。

智库的治理结构层级，主要包括治理层、管理（执行）层、研究层和辅助层。新型智库治理机构，要突破科层制与行政化，实行圈层制与扁平化。如果智库完全按照行政化机构组织运行，过于烦琐的行政机构设置和运行程序，必然降低智库运行的效率，甚至会抹平智库成果的闪光点、突破点、创新点。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比如，课题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流程，既要严格规范、从严把关，又要简化程序、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应急性决策咨询服务方面。

实体化的研究机构，是增强智库竞争力、打造智库品牌的关键所在，虚体化的智库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当前，部分智库呈现两个极端：规模过小或过大。个别智库规模过小，只是增加了智库的名称，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没有专门的运行和行政人员，实质上还是相当于单干户或者几个单干户的简单联合。有些智库的规模过大，把过多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整合进来，名义上整合几个学院、几所高校的力量，成立了若干个研究中心，实际上没有实质性运转。小核心与大外围的圈层结构，首先是小核心，是智库的指令和管理中心，是智库的品牌人物和品牌产品的中心，除自身具有较强的精品产出能力外，对于周边外围的资源应该能够形成较强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一方面来自智库领军人才的魅力，同时也来自智库良好的工作机制。其次是大外围，这个外围一定是在小核心的影响和控制的范围之内，一定能够围绕核心运转的，如果外围的半径过大，或者外围的张力太强，就容易造成两张皮，难以形成一个有机体。一些智库聘请了太多名义上的研究员而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当前，部分智库的行政化色彩过浓，迫切需要去行政化。但如果没有一点行政地位，智库的生存也是比较困难的。智库的去行政化问题，与高校的去行政化一样，面临着不少难题。第一，行政地位，特别是行政领导的参与程度，与智库能够获取资源的程度是相关的，并且关联性比较强。部分退休的领导到智库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行政资源、学术资源、人才资源等。第二，由于智库经常需要与党委政府打交道，有时候还存在一个级别对等的问题，如果智库没有任何行政地位，在对外交往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中办国办《意见》规定，智库机构应当是实体化机构，而实体化与行政化是相关联的，既然是实体化的机构，就要把智库机构嵌入到行政管理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有了行政层级。

在思想产品市场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大门没有向社会机构和社会智库敞开之前，在智库资源（包括人才、资金资源）主要依靠行政系统（包括党委政府财政系统和学校的行政系统）的状况没有改变之前，智库完全去行政化道路是难以行得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是好事，有利于智库工作的开展。比如，有些高校把智库参照院系的级别和标准来设置，配备专门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种情况，比学院的院长作为智库负责人，比智库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职称编制、只是一种虚体的研究机构，工作好开展得多。因此，要妥善处理高校智库实体化与去行政化之间的关系。部分高校赋予智库一定的行政级别，与院系平级，配备专门的研究人员，设立独立的财务核算单位，但同时赋予智库更加灵活的权限，提出要把新型智库建设成为高校科研特区，是当前形势下推动智库发展比较现实的举措。

智库的发展还面临着社会化难题。在社会智库注册程序完善之后，高校智库通过注册成为社会智库是一条路径，但注册为社会智库之后，与高校是什么关系，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仍然是一个难题。现在很多情况下，高校给予智库一定的政策，允许以高校内研究单位为基础的研究机构注册社会智库，即赋予校内研究机构以社会组织的身份，以增强其开展工作的自主性，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按照社会智库的模式运行。在当前的形势下，除非个别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并且具有充足的社会资金来源渠道，有可能走社会化发展的道路。否则，在体制惯性较大的情况下，高校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愿意舍弃高校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和正式编制，成为“社会人”。

二、 关于新型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新型智库的管理体制创新，主要包括资金多元筹措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课题组织推进机制、经费管理使用机制、智库成果转化机制、内部评价激励机制。(www.xing528.com)

1. 资金多元筹措机制。智库是从事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我国新型智库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也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同时，智库也应该设法开展一定的营收活动以弥补合理的成本支出。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多元化资金作为补充，这是由我国智库的公益性质决定的。如果智库资金来源于单一的私营部门，势必影响到智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境外别有用心的资金的渗透(8) 。要改花钱养人为花钱办事，变购买从事政策研究的专业人员到购买智库的思想产品，购买社会智库的政策咨询服务，形成半开放的思想市场。

资金是否来源于政府不应成为新型智库的主要标准。智库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主要的资金来源应当是政府。只不过，目前体制内的智库，接受政府资金支持的方式，或者是预付费式的包干，或者是打包资助，还没有形成以质论价、按照项目和产品的质量来付费的机制。社会智库，从资金来源上，应该是社会的、复合的，避免资金来源的单一化。要走出社会智库资金不能够来源于政府的误区，一味地要求社会智库自筹资金，特别是不能把社会智库逼进为生存而转向从事营利活动的死胡同。从总体上说，社会智库一般不直接接受财政拨款，但可以以项目和合同的方式承接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社会智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组织架构和结构形式上处于体制之外，特别是在其产生发展的前期阶段，需要通过体制的力量加以推动，以形成对社会智库的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

2. 研究资源整合机制。目前，一些建立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智库，具有平台型智库的性质，是智库类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和智库类专家的组合体。智库内部是松散的，各自相对独立运行，对外使用统一的名号标识，统一打智库的牌子，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来维持运行和管理，由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管理部门来行使管理权。

在此，我们以著名的“九号院”为例。根据国研中心赵树凯的文章，为办好九号院智库，杜润生强调“机关对内要开放，对外也要开放”。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九号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机制，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促进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对内，九号院建立了高度灵活的内部组织结构。九号院的内部机构，通常称为“三室六组”。“室”是行政部门，是编制内的局级机构，即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办公室负责秘书行政工作，下设秘书处、行政处、机要处、人事处等单位；资料室负责资料信息服务工作，后来从农村信息联系点发展分化出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和统计分析室。联络室负责外部研究力量的组织协调，设课题委托处、成果处、办事处等单位。“组”是研究单位，按照研究课题设立六个组，分别是综合组、体制组、生产结构组、流通组、战略策划组、理论组。九号院内部的职务体系也高度灵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有些混乱的。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行政职务与级别分离”“专业职务和行政职务并行”。即研究人员分别按局级、处级等相应待遇，如“副处级研究员”“正局级研究员”，但是，级别与具体职务并不对应，如“研究组”组长可以由副局级研究员担任，后期甚至有正处级研究员担任组长，而正局级研究员可能是组员。1987年下半年，九号院内部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这样，那些行政级别较低的研究人员，则可以按照专业职称相应提升工资等待遇。

对外，九号院建立了强大而广泛的研究网络，实现了自身研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农研中心设有理事会和评议委员会。理事会主要由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科研机构负责人和若干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杜润生担任主任。理事会每年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研究的重大选题和方向性问题。评议委员会主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研究成果的评审。农研中心还从高校和科研机构、党政官员中聘请了特约研究员、通讯研究员，总数约有百人(9) 。

3. 课题组织推进机制。智库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在半年左右，有些比较紧急的课题，研究周期更短，尤其需要协同推进、需要倒排工期。在智库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保持与课题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有成果及时沟通，避免课题成果因时效性问题而失效，逐步建立健全新型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与思想营销机制。

4. 经费管理使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管理科技资源等问题，优化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类研究的支持方式，力求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最大化。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10) 智库的主要成本构成，第一是思想，智库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第二是信息采集，这是形成思想的过程；第三是设备和仪器。随着问题的复杂性和大数据的运用，有关智库研究的硬件设施也需要不断更新。重大项目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数据库建设。决策咨询和智库项目，经费使用必须尊重决策者的脑力劳动，但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闭门造车。要知道，智库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是写不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的，必须基于长期的深刻感悟和短期的有针对性的调查，在长期的丰富的积累基础上能够把握最新的动态，对研究问题作出最接近真相的解释，提出最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5. 智库成果转化机制。智库成果的生产，要减少形式方面的要求，更加注重智库成果的内容、质量和实际效果。智库生产，要避免课题的层级、经费的数量与智库成果的厚度挂钩，一味强调智库成果的量化标准，比如，智库成果的篇幅字数，研究课题发表的论文数等，而是应当更加注重是不是在政策层面转化了，是否发挥了推动政策问题解决的重要作用，智库专家的成果，更需要写在大地上、写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里。

6. 内部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分层次、分链条、分类型的智库绩效评价体系。一是坚持分类考核、成果优先导向。智库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层面和方面的参与，形成一个有机的运行整体。但在考核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成果第一导向，在激励和分配上向一线研究人员倾斜。第二，坚持团队合作导向。智库不能成为单干户的联合体，各自为战，而是需要倡导依靠团队的力量产出重大成果。智库成果评价，要解决团队成果共享和合理分割问题，合理确定每位专家的贡献，形成基于合作和团队研究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新型智库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研究力量的协同性、研究过程的协作性和智库成果的团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