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提案：推动智库成果社会传播

智库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包括政策性转化和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形成政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传统媒体面临生存挑战、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被称为“第五权力”的智库与“第四权力”的媒体有了深度结合的契机，有利于促进有深度的智库与有速度的媒体之间的紧密结合、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智库产品的思想价值。

一、 智库产品的思想属性与传播方式

智库又称思想库，是思想产品生产的集中地，主要靠思想力量影响决策者、影响公众和影响社会。思想性是智库产品的重要特征，智库的思想产品，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智库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更是思想产品的传播者。特别是针对当前问题提出建议方案类的决策咨询报告，保鲜时间比较短，不易储存，或者说储存一段时间后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对传播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

智库思想产品的转化与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智库产品的政策性转化，主要通过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方式来体现，转化为党委政府的政策文件法律制度，形成政策生产力。智库产品进入公共政策后，智库产品固化和内嵌到公共政策中，是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内参形式报送的各类内部参阅件和领导批示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智库思想产品的社会化传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客观认知，形成思想影响力。加强智库思想产品的大众化传播，既是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一般智库来说，要摆脱神秘化色彩，处理好“小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促进智库思想产品的广泛传播。

当前，智库产品的传播面临着一些困境。第一，智库产品质量不高、传播过程形式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还有部分智库热衷于报内参，把领导批示作为决策咨询的第一或唯一指标、目标，对于智库产品的后期转化和社会化传播关注不够。第二，智库产品纸质化传播的渠道不畅。由于传统的学术期刊往往坚持自己的学术性标准，再加上用稿周期比较长，而智库产品往往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导致智库类产品，特别是决策咨询成果难以在学术期刊发表。第三，智库产品新媒体传播的势头较猛，但瓶颈依然突出。一方面，智库产品的新媒体传播呈现无序化、碎片化状态，集成能力差，整体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智库产品通过新媒体二次传播的多，原创性的比较少，特别是对于在新媒体上发表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产品，缺乏认定标准，难以进入当前评价体系，从而制约了智库专家参与的积极性。

二、融媒体背景下智库产品传播路径的战略转换

传统智库比较注重内部传播和平面媒体传播。与传统传播途径相比，新媒体在传播智库产品上具有明显优势：一是传播的速度不同，新媒体更迅速。与纸质媒体需要较长的运输距离和运输过程不同，网络化传播有着特殊的分发机制，基本上属于即时传播，不受档期、版面影响，在速度上更加快捷，在快速地引导舆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载体的容量不同，新媒体更完整。由于纸质媒体的容量有限，承载能力有限，相对于作者原创，大多数思想理论类产品都是反复精简的结果，作者认为重要、读者也确实需要的内容，但有可能因篇幅所限而被舍弃，部分理论文章的结构和内容有可能被割裂、断裂。而网络化传播的智库思想产品，容量有弹性，可不受篇幅限制，只要足够精彩，就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示出来。三是呈现的形式不同，新媒体更丰富。纸质媒体主要以静态的文字方式呈现，而网络化传播呈现的形式、表现的介质更加多样，可以辅以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元表现形式，能够把内容表达得更加直接、更加形象、更加到位。四是互动的程度不同，新媒体更灵活。纸质媒体的互动，主要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反馈的周期较长。网络化传播，则比较容易形成即时互动，作者本人和决策者能够快速得到反馈，有利于转化过程中方案进一步优化。总之，相对于传统纸质媒体的传播，现代网络化传播的速度更快，消耗能源更少，传播形式更加丰富，可视性和可阅读性更强，智库产品网络化传播是大势所趋。

推动智库产品的新媒体化传播，既是新媒体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引领公共舆论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大背景下，放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语境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智库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肩负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在微时代，各种信息纷纷施尽招数抓眼球，主流信息的传播遭到冲击、呈现碎片化状态的情况下，通过新媒体增强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能力、弘扬正能量就显得十分迫切。其次，服务人民群众、普及理论成果的需要。智库专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让人民群众共享理论成果。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的过程中，智库和媒体都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要通过智库专家的阐释解读，加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宣传普及，把优秀的智库理论专家打造成宣传党的理论主张的“网红”。第三，拉长智库产品链条、更加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需要。高质量的智库产品生产需要较大的投入，较长的过程，智库的思想影响力不能到决策者为止。新媒体传播智库思想产品，有助于为智库产品找到“销路”，更重要的是将智库的深度与媒体的速度、广度结合起来，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更强更持久的影响。

因此，要借助融媒体的优势，大力促进智库产品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一方面，纸媒要适应智库化发展的趋势，加大对智库产品的转化力度，促进智库与媒体结合，更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媒体要积极为智库开辟成果发布平台，为智库产品的传播提供便利。同时，智库自身也要按照有关程序，创设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重要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三、 融媒体背景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互动而非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提高新闻传播的“四力”，单靠传统媒体是不够的，单靠传统产品也是不够的，必须注入新的基因。当前，媒体融合转型发展进入深水期，传统媒体正在向新媒体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智库的成分和色彩浓厚。光明日报社提出“智库化办报、智库化办媒体”理念，努力打造“智库之中的智库，智库之上的智库，智库之后的智库”，率先开辟智库版，建设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2017年4月，光明日报社思想理论融媒体传播工程启动与光明智库揭牌同时举行。思想理论融媒体传播工程以“思想理论”为核心指向，以“融媒体”为载体介质，重在研究解决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新媒体形态的传播问题，推进报纸版面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成果数据库等，在推进智库与媒体互动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由于智库产品更多需要传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媒体需要借助智库来提高社会关注度，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强。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要大力推进媒体智库化和智库媒体化。对此，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媒体智库化，可行；智库媒体化，且慢。这是因为，对于媒体来说，除非极少数的实力强大的媒体能够在内部打造相对独立的智库外，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于大多数媒体来说，与智库的关系仍然是合作与互动的关系。对于个别规模庞大的新闻媒体集团，媒体和智库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产品、两个部门，从目前看，两者之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边界的。对于智库来说，除了少数实力强大的智库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端综合媒体，大多数智库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合作与互动的关系。在推动智库产品媒体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1. 智库产品的媒体化传播，要以思想性和深度作为前提。智库的天职还是思想产品的生产，没有了深度，也就不能称为智库。媒体与智库合作，不仅仅是传播环节上的衔接，更体现在生产和转化环节上的联合，智库产品的传播和营销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智库可以把宣传推介作为一个专业的链条来做，但仅仅是生产之后进行销售的一个平台和环节，没有思想产品的生产，就谈不上销售，没有思想力的产品，再成功的传播也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如果智库一味追求传播，追求轰动效应，就会本末倒置，最终走不远。

2. 智库产品的媒体化传播，需要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智库媒体化，不是把智库变成媒体，而是强调宣传在整个智库生产链条上的重要作用，增强与媒体对接的技能和本领。多元化经营相对于单一的专业化经营来说，可能会增加经营成本，也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降低。特别是要注意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为传播而传播”，不进行实质性的思想生产，把主要精力用在“造势”上，以智库名义向决策者和社会兜售半生不熟、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研究报告。

3. 智库产品的媒体化传播，需要做好话语体系的切换。智库面向决策者提供的决策咨询产品，更加注重对策性。智库向社会公众传播的产品，要更加注重思想性。如果说，前者主要关注怎么做的话，后者就要更多地关注为什么要这么做。要实现由内部私密化传播到外部社会化传播，需要经过政治话语向社会话语的转换，包括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

4. 智库产品的媒体化传播，需要把好保密和意识形态关。一方面，有些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某些研究内容和成果可能需要严格保密，在传播前要加强对内容的甄别，把好保密关口，避免泄密现象。另一方面，要把好智库产品的意识形态关，杜绝违犯国家法律政策规定、有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