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成果的政策性转化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善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智库以服务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为宗旨，智库成果转化最主要的渠道和方式，是通过决策者进行政策性转化。

一、 进行政策性转化需要对智库成果再加工

真正的学者应该是，首先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1) 。

智库成果转化，在重要的节点精准嵌入。智库运行嵌入政策议程，智库对策研究嵌入政策对策研究，把党委政府决策的程序前置与智库的主动对接结合起来。在这些重量级客户面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努力理解，理解他们的关心，理解他们的问题，理解他们的行动，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是用故事和概念去打动他们(2) 。

现在看中国智库，可能更重要的不是智库的问题，而是政策部门的问题，他们如何适应和接受智库时代的来临。这就像一部汽车，光有发动机还不行，还要有离合器，才能真正驱动汽车。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发动机是发动机，离合器是离合器，还没有对接成功，没有动力输出。只有对接成功，成为一体了，这部车子才能发挥出效力(3) 。虽然这是10多年前的诊断，但即使在新型智库大力推进的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智库研究，要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背景，对于政府运作流程要有一定了解或比较熟悉。智库研究，首先要研究决策者，研究决策者关注什么，需求什么，按照理想的状态，当前应该关注什么，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安排诸多需要进入政策议程问题的先后次序。需要或者迫切需要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问题很多，决策者和辅助决策的部门，会根据上级的要求、本地的情况和群众的需求以及智库专家的建议，综合平衡形成一个进入决策议程问题的清单及其先后次序。

智库研究要研究政策本身，要研究政策形成的背景和决策者决策时所处的实际环境，既要看到推进研究问题的有利条件，又要看到推进问题解决的约束条件，既要深入进去仔细了解问题的全貌，又要能够跳得出来居高临下把握这个问题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智库专家一定要有系统的思维，能够站在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上看问题，千万不能研究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重要，千万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都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加大经费投入、提供人才保障等等。现在的领导小组够多的了，正在清理，机构编制限制得很死，不是说增加就可以增加的，有些问题之所以没能解决，很可能就是经费的问题，如果有经费早就解决了。智库专家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痛，语不惊人不罢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智库研究，应当具有过程的严谨性和结果的可追溯性。智库成果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研究成果，特别是智库课题成果，或者说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次化的过程。通过各类内刊报送给决策者的专报之类的成果，不是智库成果的完整面貌，而是成果的摘要和成果的精华。在2000字研究报告背后，一般都有数据翔实、推理过程清晰的完整版本做支撑，比如有的是2万字到数万字不等的研究报告，甚至是20万字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类专报，是智库研究成果的二次加工和提炼。我们传达的不是研究内容，而是研究的结论和结果，是对研究成果的高度提炼。除非决策者需要智库提供详细的方案，主动型的智库报告都是观点型的，以影响领导的思路、争取问题进入决策者的议程为主。

智库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智库产品长线与短线结合，决策咨询产品与理论创新产品相结合，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与服务社会民众相结合。智库要追踪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有选择性地参与，而不能一味地盲目跟风，从而导致智库产品的碎片化。事实上，党委政府主要的政策议程，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智库专家要以研究方向的稳定性和研究视野的前瞻性来应对政策议程的变化，而不是盲目地跟在后面跑。不同类型的智库报告，时间窗口不一样。在适当的时候嵌入，就能够嵌入党委政府的政策议程并转化到政策文件中。如果在不合适的时候嵌入，就很可能遭到系统的排斥，被甩出来、弹回来。

优秀的学者不一定能够成为智库专家，但优秀的智库专家一定以优秀的学者作为前提和基础。研究现实问题的智库专家和研究学术问题的专家学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优秀的智库专家往往是经历学术修炼这个阶段，并且善于超越这个阶段，升华到更高的研究境界。

二、 智库成果政策性转化的渠道与平台

很多内刊类的决策咨询刊物的名称都带有“要报”“专报”。所谓“要报”，一是指研究的问题比较重要，二是指报告的内容比较简要，一般只报告主要的研究观点和结论，至于报告的枝叶部分，则予以省略。所谓“专报”，在容量方面，一期专报主要聚焦一个问题甚至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宜多；在内容方面，由于是智库报送的，要突出专业方面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在报送的对象方面，专报有专门的报送范围，读者对象是相对固定的。很多专报是不公开的，有的专报有一定的传播价值，会向社会公开，但智库成果在公开的时候，内外有别，从内刊转化为公开发布或发表的时候，在内容和文字上要做一些处理，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

“要报”“专报”与公文中的报告或请示有相似的地方，一事一报，一个智库报告不能夹杂太多的主题，什么都想说又什么都说不清。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够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就不错了。智库报告，是关于政策决策和战略方向的报告，智库报告的问题要聚焦，但反映的问题要有政策典型性，一些枝节性的问题、细节性的问题，或者工作层面的小问题，则不需要也不能在报告中反映。智库报告不是工作报告，智库报告姓公不姓私，智库专家不得借助于智库报告为个人或者所在群体谋利益，要防止决策咨询研究报告夹带“私货”。下面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等为例，对内刊的要求加以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是国家社科工作办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对于《成果要报》用稿，实行表扬和奖励：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研究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被《成果要报》采用1次及以上，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结项；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被《成果要报》采用2次及以上，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结项；《成果要报》第一作者，申报年度项目时可直接进入会议评审；研究成果被中央有关决策部门采纳吸收的，将向作者所在单位及所在省区市党委宣传部发出通报表扬函(4) 。

《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以“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面向党和政府决策部门，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战略研究、政策建议、人才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重点刊载高校专家学者着眼于战略研究、预测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的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推动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稿件要求语言精练、平实，避免过于学理化，字数3000字以内，来稿被采纳后，出具采纳证明，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山东省委党校《咨政参考》研究报告撰写要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 研究报告政治观点鲜明正确，能够全面体现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2. 研究内容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重点基于我省省情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及时反映重要思想理论动态。3. 认真填写《山东省委党校教研人员调研日志》和《咨政参考》稿件报送登记表，形成的成果必须经过充分的实际调查研究，确保原创性、真实性，调研过程要可核实可追溯可认证，调研方法科学可行合理，调研数据真实准确可信，现状分析透彻，提出的对策建议切实可行，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4. 报告撰写要开门见山、直面问题、提供对策，表述要干净、准确，一般不超过5000字。坚决杜绝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5. 研究报告内容涉及敏感问题的要注意保密，不得自行公开或发表。

智库报告的要求：在选题方面要关注重大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题和潜在问题，在内容方面观点清晰鲜明、论据真实可信、逻辑层次分明、建议切中要害，在表达方面论证通俗易懂、文字简洁凝练，既要有理论含量更要有实践价值，使“官员看解析方法，学者看制度逻辑”，不同的读者群体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立意一定要高，因为只有思考重大决策部署、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研究报告才有针对性、时效性、前瞻性；但落脚点一定要实，因为只有把问题分析深分析透、提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思路，才能对决策者有所启发、为实践提供参考方案，研究报告才有可操作性，才能够真正发挥经世治国的作用。要建立多维的政策图像，政策演变的纵向脉络，政策参照的标杆坐标，政策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当前有关智库和研究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研究进展，以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

撰写智库报告要注重研究内容与成果转化渠道的匹配性，特别是内参类的成果。比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注重考虑服务对象的身份。内参类智库研究报告的特定性，特定的群体，甚至是特定的决策者。如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参阅》的定位是服务省委省政府重大政策和发展战略，报送的对象是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副省级以上领导。在报送《决策参阅》的基础上，2017年以来，开设《决策参阅·专报》，主要是内容针对性比较强、有时会涉及一些敏感方面、不适宜过大范围公开的内容，报送的对象主要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领导决策关注什么、领导决策需要什么、领导决策偏好什么、领导决策期盼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看到什么样的成果？我们要关注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从客观和负责任的角度出发来寻找答案。我们需要了解决策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把重点放在寻找决策方案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差距，为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弥补决策者在认识上的不足。智库专家不能投机取巧，不能依靠迎合决策者的观点来引起关注，获得批示等绩效指标。

智库报告要影响有影响的人。智库报告，不但要赢得决策者的喝彩，更应该能够得到把关人的认同。部分决策者由于无暇处理繁多的智库报告，便明确专门人员负责智库报告的内容把关和篇目筛选。智库报告把关人与领导关注的重点不同：决策者更多的是关注观点和亮点，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让决策者眼前一亮是关键。把关人必须对决策者负责，在关注亮点的同时还关注细节，不能把带病甚至有瑕疵的成果送给决策者。智库专家的成果，能否进入决策者视野，首先在于能否通过把关人的审核，一是内容上的审查，政治观点是否正确；二是形式上的审查，是否具有合法性、合规性；三是细节上的审查，送给领导的成果不能有明显的文字错误，细节决定成败；四是成果质量上的审查。如果说成果质量的审查具有一定的弹性，那么前面三个审查，基本上是一票否决，如果有一个方面不能通过，成果报送的流程就可能会随时中止。(www.xing528.com)

智库成果形成与转化的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由于智库与党委政府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最先的一公里没有打通，智库是在没有充分把握党委政府决策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属于“盲研”，同时党委政府决策者也不知道哪些智库在研究，有时候是“双盲”状态。在成果转化环节，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即转化渠道不畅通的问题，一般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没有渠道报送和转化。从智库专家成果的产出，到报送到决策者的案头，整个研究成果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流转过程。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环节较多需要较长的周转过程，智库报告从智库专家到决策者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有可能错过报送智库成果的最佳时间窗口，使智库成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智库本身的行政化和层级，管理部门的行政化和行政层级，对于智库研究成果，特别是问题导向的成果，有时候会“拦截”，或者对智库报告中反映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淡化，从而使最终呈报的研究成果与智库专家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

建立与智库生产流程与智库成果特点相适应的智库成果质量控制机制。智库报告是否适合匿名评审？这与决策咨询报告的生产和需求周期有关，与决策咨询报告内容的敏感性与涉密性相关。决策咨询评价主体的特殊性、方式方法的特殊性和评价周期的有限性，决定着同行评价的局限性。比如，一篇学术论文，按照三审制，从收到稿件到评审结果确定，多则半年一年，至少也要一两个月。由于决策咨询报告的时效性非常强，这种评审方式显然不适用。决策咨询服务的小众性和决策咨询评审专家的小众性，决定着智库成果难以找到专业方向对口的高层次的评审专家。由于大部分决策咨询成果的核心内容是思想、建议或者方案，比较容易复制和模仿，或者说模仿和复制的成本非常低、速度非常快，改头换面比较容易，再加上决策咨询成果的内部性，在传播的过程中缺少外部监督，导致决策咨询成果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被模仿的风险。

智库成果呈现的方式：有关部门有正式刊号的内参，给领导干部的内部信函，在官办媒体公开发表，在公众号等自媒体发表。智库成果进入政策的正式渠道：口头汇报成果被领导采纳，书面成果经领导批示，研究议题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视并提案建议；非正式渠道：非经领导批示，政策研究人员吸收后得到领导认同。影响政策是智库追求的价值目标，智库影响政策的途径主要包括：进入政策议程，成为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讨论的正式议题；进入领导讲话，政策研究机构对智库类成果的柔性吸收；进入人大立法或者党委政府的政策文本。关于智库专家服务决策的方式、层级和境界，社会上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红头（红头内参）不如绿头（绿头参考），绿头不如白头（没有文件头），白头不如抬头（给领导写信），抬头不如口头（当面给领导汇报）。另外，要把智库报告做精，做出质量和水平，避免低水平高频度的重复报送，还需要对现有的各类智库成果及其上报渠道进行适当精简和整合。

三、 领导批示在智库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批示是指我国决策者对各类报告签署书面意见，以行使权力及表达个人意愿的一种形式。从1980年我国首个智囊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展咨政服务工作的各中央部委办、重点高校下属研究机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我国第一批智库产生政策影响力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正式、 非正式渠道向最高领导层递送内参、获得批示。这几十个体量不一的智库先驱纷纷出版各类内部参阅简报，希望研究成果能够 “直达天听”，部分智库专家甚至凭借人脉关系向最高决策层递交密札或进谏，并将获得高层领导批示数量作为自我评价的最高指标。部分高校和智库开始采用批示作为考核专家政策影响绩效的最重要指标。近年来，国内各类智库评价体系几乎都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作为核心指标，又以批示的层次和数量作为评价政策影响力的主要变量。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作为智库综合影响力评价的核心指标，主要从智库获得批示的领导级别和次数、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活动级别和次数、智库专家给领导授课的级别和次数、智库人员现在或曾在政府部门中任职比例（“旋转门”机制）等多个方面评价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四川省社科院与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 2015》则是从政策导向（智库专家到党委、政府部门挂职，智库专家给领导授课）、政策制定（智库研究成果被领导批示，智库承接党委、政府研究项目）和政策评估（智库承接政策评估项目）等三个方面来测度智库政策影响力。中国社科院综合现有的智库评价机制推出的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个层次对智库进行评价，将政策影响力评价指标作为影响力层次评价的首要指标，并细化为政府委托研究项目数量、研究人员受邀为省部级及以上政府授课、接受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咨询人次、决策采纳率、旋转门人数比及官员培训层次、数量(5) 。

智库成果的批示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智库成果能否获得决策者的批示，与领导的风格有关，与报送的时间方式和领导的繁忙程度有关。当然，很多决策者对于智库报告的报送都有一个前置的审核程序，有很多智库报告通不过这个审核程序而中断周转的流程。对于智库成果的激励，既要有物质的激励，还要有精神的激励，更要有文化和氛围的激励，给智库专家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智库报告不同于实际工作部门报送的报告或请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公文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对于实际工作部门（下级部门）报送的请示材料，决策者要有批复的意见。智库报告，对于决策者是否回应没有明确的要求，决策者是否批阅处理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批阅处理，带有较强的自主性。但是，决策者一旦在智库报告上做了批示，智库报告就具有行政公文的属性，就需要按照行政公文的程序进行流转，成为影响和推动工作的一种方式。要防止智库成果模棱两可，大而不当，逻辑混乱，对决策形成过程产生干扰。

领导批示，有肯定性批示和否定性批示。肯定性批示，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请××同志阅。表明研究成果有一定参考价值，一般是主要领导同志批给分管同志、上级副职根据分工批转给下级正职。

请××同志阅研。表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证实。一般是主要领导批示给分管领导和政策研究部门。

请××部门阅研，在制定……文件或起草……讲话时参考或吸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以选择性采纳，部分观点和内容可直接吸收。

请××同志或部门阅办，拿出进一步的细化落实方案，再研究。这表明专家的意见建议和框架方案原则上已经被采纳，需要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细化。

还有一种领导批示，带有一定的感想性质。专家的研究报告引起了领导者对某一问题的兴趣和思考，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写下来，实际上是研究问题得到了决策者的认同，拓展了决策者的思路。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对研究报告批示的同时，考虑到需要对相关的工作进行强化，在批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相关工作做出进一步安排。

为什么要把领导批示和回应作为衡量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首先，决策者作为智库的服务对象和客户，决策者的评价必然成为智库评价的重要选项。由于智库管理部门和智库本身，均难以直接让决策者填写问卷或者书面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批示具有替代性，并且领导批示的数量容易量化。其次，一些智库管理部门和智库评价机构，也试图把其他采纳形式，比如参与政策文件的制定，吸收到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作为评价的依据，但是，社会科学成果与自然科学成果不同，社科应用研究作为软科学，转化的形式带有一定的隐性，是否转化以及转化的程度也是软的，难以衡量和量化的。有些时候，有些机构也试图以让有关部门出证明的方式，但一般来说，作为行政机关不会轻易为智库机构和专家出书面证明，即使可以出证明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人情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领导批示，让实际工作部门出证明更容易被攻关，信息失真的可能性更大。第三，随着决策咨询制度的逐步健全，决策者更多地采取座谈会等方式征询和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智库专家受邀参加政策咨询会的情况和次数，决策者对于智库专家观点回应的积极程度，是智库专家参与决策更加直观的直接指标。

为什么又不能唯批示论？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认为，智库所追求的影响力应当具备多元属性，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也是丰富多样的，智库发展标准不应仅局限于决策影响力，还应以各种形式向其他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影响力，包括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即使是决策影响力，也不能仅局限于“领导批示”，还应当重视思想性的贡献，以及智库专家介入政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当前中国智库建设中普遍存在“唯批示论”，并按照领导级别大小作为评价智库成果唯一或最高标准的现象，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与警惕。长此以往，或将异化智库发展目标，用揣测决策部门意图和获得更多的领导批示，取代艰苦扎实的对策研究(6) 。

领导批示，是衡量智库质量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要避免把领导批示唯一化、单一化或者神秘化。智库报告是否能够获得决策者的批示，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取决于研究成果有没有通达决策者的渠道。由于智库类成果数量众多，有限的智库转化渠道处于比较拥挤的状态。一般来说，党政智库有自己专门的呈送渠道，经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智库可以通过智库管理部门的通道上报，一般的社会智库和各类智库类研究机构等存在着缺少转化渠道、成果报送难的现象。第二，取决于能否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由于有关部门报送的智库类成果太多，为保证报送成果的质量，在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秘书部门建立了相应的审核和筛选程序，只有经过前置关口的审核后，才能报送到决策者案头。由于决策者会议活动和需要处理的正式运转的公文较多，作为参考类的非必须阅读和处理的智库报告，在决策者处理的优先度上处于较低的位置。也就是说，智库报告即使放到了办公桌上，决策者是否有时间看还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第三，取决于智库报告的载体、题材和质量。长期以来，对于各部门报送的内刊会逐渐形成一个品牌效应，对于各类内刊刊载成果的质量，决策者会有一个基本判断，以什么样的载体报上去也很重要。再就是智库报告的题材是不是决策者分管和需要关注的，报告的大小标题表达是否清晰精准得体，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取决于智库报告的质量和深度。第四，前面主要探讨的是决策者能不能批示的问题，还有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领导批示属于保密件，有些地方没有形成将批示结果向报送单位和作者反馈的机制，有些成果，即使决策者批示了，作者也有可能不知道。因此，决策者是否批示，是判断一个智库成效的重要指标，但不能片面夸大和绝对化。

决策咨询成果转化后时代的智库研究。对于进入党委政府决策议程的问题，智库要开展持续的跟踪研究。智库专家，作为决策者外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决策者思考问题打开一扇窗，为决策者决策提供一个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决策者如果有兴趣或者认为有可能可行，就会安排专门的研究人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主要领导批示，请分管领导和实际工作部门阅研，分管领导请实际工作部门阅研的过程，就是再论证的过程。领导批示后，智库专家参与实际工作部门的频度，是衡量智库专家参与度和决策者重视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区域链技术的运用，可能通过大数据对比，就像知网的查重，可以查验智库专家报告与党委政府政策文件之间的相似度，在确认智库报告早于政策文件的前提下（如果政策已经出台，专家的智库报告与政策的重复度很高，则有学术不端的嫌疑），从重要概念的提出，到重要观点的采用，到重要内容的吸收，形成一个采纳指数。指数越高，意味着研究成果对决策者来说参考价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