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的辩证逻辑及优化策略

智库研究，需要处理好若干方面的辩证关系，主要包括小众与大众、已知与未知、宏观与微观、兼职与专职、幕后与台前等方面。

一、 顾客：小众与大众的关系

我们的主要顾客在哪里？智库，特别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主要是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影响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影响有影响的人，影响有决策权的人，把智库专家的对策转化为党委政府的政策；与此同时，智库还需要引导舆论，推动思想和政策的传播，影响大众，教化社会。智库研究顶天立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智库要处理好服务小众（决策者）和服务大众（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不断加粗拉长公共政策生产线、智库产品供应链，更大范围内推进智库成果的向内的政策性转化和向外的社会化传播。

智库的顾客主要是决策者，但不仅仅是决策者，服务人民群众是新型智库的重要职责。因此，智库需要处理好服务小众与服务大众的辩证法。智库服务公共政策，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群体都是智库服务和影响的对象。如果把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利益相关群体作为智库影响的两个维度的话，那么有的智库侧重于影响决策者，把相关的政策建议嵌入到公共政策中；有的智库侧重于影响社会公众，一方面通过政策解读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公众的认知和社会舆论，教化社会，推动问题引起决策者的注意，推动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

首先，智库思想产品的顾客，特别是决策咨询产品，是相当小众化的，甚至一些产品是围绕个别决策者的需求特别定制的。智库要影响决策的参与者，特别是影响决策的拍板者，读者群体固定化，具有明确的指向，甚至是特殊定制、定向供给，努力影响有影响的人是智库专家的目标。决策咨询报告的报送范围，一般都比较小，有些专报，甚至只报送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有些高端的咨询报告顾客群体甚至是唯一的。

其次，智库思想产品的顾客，也是大众化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政党都有自己影响控制的外围组织，各种协会、智库、基金会、青年组织、俱乐部、媒体等就是他们吸引选民、争取选票的重要渠道。他们不是不做群众工作，而是很会做。”(36) 影响决策者，是智库的第一目标。如果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影响决策者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改变一种方向，通过影响大众来引导舆论，来引领这个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从而影响决策者。西方国家的智库，实际上很多决策咨询报告都不是直接报送政府的，更多的是通过公开发表，影响选民、影响社会，进而来影响公共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做智库报告时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写内部报告，为领导提供一些决策咨询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要写一些政策解读方面的文章，帮助决策者推动政策的落实。从公共政策生产线、生产链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在公共政策生产线的前端，智库专家更多的是参与到决策当中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的话，那么在这个公共政策形成之后，在政策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智库专家应该更多地写一些政策解读的文章，帮助社会公众特别是政策相关群体更好地理解政策、执行政策。所以，有人说智库专家不能只会政策解读，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智库专家不能进行政策解读，政策解读也是智库专家的重要职责。

二、 内容：已知与未知的关系

决策，是多个相关的因素构成的复杂函数，是将多个已知和未知输入后形成的结果。作为智库专家，要提高决策咨询质量，首先需要把握三个已知与未知。

第一，问题的已知与未知。针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哪些已经解决了，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还没有解决但当前已经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加强对已有政策的学习和梳理，把这个边界识别清楚，从而确定研究的起点。有的智库专家坐在办公室里盲目研究，挖空心思，苦思冥想，自认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发现了“新大陆”，当把研究报告提交政府有关部门时，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信息：这个方面的政策五年前领导讲话里就强调过，三年前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因此，决策咨询研究，通过对相关政策和前期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而确立研究的问题起点和边界很重要，要避免把已有的领导讲话和已经出台的文件内容作为对策建议。

第二，研究的已知与未知。学术研究要通过文献综述，来确定研究的已知与未知。决策咨询研究要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来明确研究的未知领域。在理想的情况下，智库研究要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相当于站在前人肩膀上摘桃子。目前的问题是，智库研究报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公开的，没有建立决策咨询成果共享的体系，导致智库专家很难弄清楚研究的已知与未知，不同智库之间低端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

第三，决策者的已知与未知。决策者是各类信息集聚的中心，信息渠道多、实践视野宽、理论水平高。我们在写决策咨询报告的时候，要尽可能把握哪些是领导已经知道的，这里面就少写或者不写；哪些是领导不知道、想知道的，要多写、要重点写。我们在处理已知和未知的时候，要能够把握边界，精准地识别问题、精准地分析问题、精准地供给研究成果，应该在有限的篇幅内把决策者关心的问题讲清楚。要想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加强对政策理论的学习，加强对决策者的“研究”，你明白决策者已经知道了什么，需要决策者知道但目前尚不清楚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提供决策者需要的信息、知识、理论和方法，从而促进决策科学化。

读者不同，政策咨询报告写作也应有所不同。关键是要照顾不同读者群的特点和阅读习惯。例如，决策者通常较忙，因此主题明确、立意清晰、简明扼要、短小精悍的东西尤其受欢迎。特别是对研究委托者，他们通常对所研究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给这样的读者写报告，就应注意利用读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可以把所有决策者已知的信息和知识都省略掉，简化形式和文字，集中讲决策者不了解、该知道、想知道的内容。2020年3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前期报送智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征集专家建议，提出五个不写的要求：政府知道的不写，别人写过的不写，学术论文不写，没有机理分析的不写，只发现问题没有答案的不写。这五条要求，也可以看作是对一般智库报告的要求。

智库机构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一样，智库专家既要关注决策者关注的领域，研究决策者研究的问题，与决策者在同一个频道上思考问题；与此同时，又要有自己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独到之处，有决策者不知道又需要知道的信息源、信息点，有政策的创新点、突破点，能够成为决策者的兴奋点、共鸣点。有领导者曾经向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辅助工作的研究室负责同志坦言，如果你知道的与我知道的一样多，那我们就有一个是多余的，这个多余人就是你。对于处于决策者外围的智库专家来说，如果所知道的与决策者以及决策者身边的人一样多，那么你就是多余的。在现实社会中，许多智库专家连多余人也做不到，因为智库专家知道的，既没有决策辅助者知道得多，更没有决策者知道得多，而且不知道决策者需要知道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关于政策问题，决策者和决策辅助者知道的信息更多、了解的情况更深入也是正常现象，智库专家存在的价值是能够提供一些创新的视角让决策者开阔思路，或者就方案的完善提出相关的建议。智库专家需要加强理论修养，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学习，努力在有差别地覆盖决策者和决策辅助者信息面的同时，扩大思想、战略和政策的创新空间，而不是被决策者和决策辅助者理论水平、政策信息所覆盖，跟在决策者后面拾人牙慧，东拼西凑，原地打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在《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中，回顾了自己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选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了解现实问题，能讲不同观点，讲得有道理，提的建议有操作性”。文中提到，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但是，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作者在文中提到，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因为他相信当人们请求上司给指示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东西，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如此。

因此，智库研究要在准确把握三个已知与未知的基础上，精准识别问题，明确研究的立足点，明确写作的分割点；精准分析问题，调查数据，模型分析；精准供给方案。在有限的篇幅中把问题讲清楚，关键是明白领导想知道什么，把研究成果最核心、最精华、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展现出来。既要考虑决策者的阅读习惯，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智库报告在形式上可以灵活，但在内容上不能灵活，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把真实情况反映给决策者，而不能根据决策者的喜好对观点进行修饰甚至改变。

三、 截面：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智库研究问题的截面切面要适中，一篇决策咨询报告解决有限的问题。智库研究报告的选题，应当更多着眼于中观偏微观的层面，接地气，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要处理好出思想、出战略与出政策、出方案之间的关系。

一篇好的决策咨询报告，创新浓度要适宜适中。创新浓度，或者叫创新纯度，是指创新观点在决策咨询报告中所占的比重。第一，智库报告的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要有一定的度，创新不能走得太远，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任正非曾经指出，华为要保持技术领先，但只能是领先竞争对手半步，领先三步就会成为“先烈”，明确将技术导向战略转为客户需求导向战略。……通过对客户需求的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以这些解决方案引导开发出低成本、高增值的产品。对于智库专家来说，在思想上要保持一定的超前性，但更多的要考虑现实情况和决策者的实际需求。第二，一个智库报告不能承载过多的创新信息，创新的观点要相对聚焦和集中。智库研究报告的有限目标：站位要高，截面要小（以小见大），切口要准（切中要害），刀口要深（入木三分）。智库报告目标设置不能太大，提出的对策建议也不要面面俱到，特别是不要重复已经在实施的内容，要提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有力措施；提出的对策建议要具有可行性，能够落下来，无法实施的建议不要提。泛泛而谈很难引起决策者的注意，要瞄准问题解决的有效落点，让具有鲜明特色的建议能够引起决策者的共鸣和共振，达到掷地有声的目标。

智库研究要处理好一域与全局的关系，可以以一域谋全局，但不能就一域论一域。决策咨询专家有着较强的地域性与层级性，不同层级智库专家获取研究资源的不同，决定着研究重点与服务对象也有所侧重。智库研究要处理好“一面”与“全面”的关系，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能片面或“一面”看问题。智库专家观察分析问题的层面、角度、视角，应与领导站在同一个层面上。智库研究不是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智库专家与实际工作部门研究人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智库专家要摆脱部门领导或专家的“隧道视野”和“经济人思维”，跳出部门立场，突破部门利益，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用全局的观点看待和思考部门的问题。

四、 职业：兼职与专职的关系

政策咨询和评估有着旺盛的需求，拥有很大的市场，新型智库建设的火热局面，必将催生一批职业化的机构、专业化的队伍，催生一批优秀的智库专家。现在，智库参与决策，还更多停留在书面形式、隔空喊话阶段，随着决策咨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决策者能够有条件与智库专家平等对话，或者与智库专家进行政策辩论。作为一个智库学者，还需要更加善于口头表达自己的观点。

各类研究机构的职能及其与智库的关系。比如，高校要处理好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关系，党校要处理好与干部培训的关系，党政智库要处理好与文稿起草等政务服务之间的关系，要防止智库实体平台化、智库机构泛在化，专业智库要由专业的人来做。

新型智库建设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格局会产生一个重构。如果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来有一个航向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航向的一次矫正，对学术研究进行重新定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也面临着研究的转型，甚至是研究范式和工作重点的重新选择。

高校的教研人员，政府实际工作部门人员，媒体的力量，都是智库发展所需要借助的力量，要处理好内部发力与外部借力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定性和定量、观点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借助一些自然科学的手段来做一些定量的分析。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智库研究不只需要大家，需要高层次的专家，同时也需要一些基础的调查人员。现在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才结构呈“倒金字塔”型，或者哑铃型的“两头大、中间小”，导致了大部分专家都在高端从事一些宏观思想方面的思考，没有人深入基层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导致提出的对策建议可能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与社会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智库除了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出思想、出思路以外，还要有一些服务人员和辅助人员去调研、去论证，做细致艰苦的调查工作。只有这样，智库研究才能够顶天立地。

随着新型智库的发展，部分主要依靠兼职人员支撑的高校智库难以走远。今后，高校专家队伍有可能会分化为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两个阵营，建立与学术、学科、学院、学部之间的“旋转门”制度，打造职业化的智库专家团队。从科研部门旋转到智库研究部门，从业余从事智库研究到专业、职业从事智库研究。由于目前职称体系尚未完全接轨，职称评审导向使研究人员更加重视学术成果而忽视决策咨询成果，迫切需要建立有利于人才旋转的职称和成果评价体系，实行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的等价评价。当前一个比较现实的途径，就是推动部分有较为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有较大的决策咨询兴趣和潜力，又没有多少评职称等方面压力的专家，实现从学术研究到智库研究的转型。

开启学术机构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

要提高我国智库的学术质量，推动内容创新，必须充分动员我国雄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使之与智库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繁荣。因此，要充分认识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各自的特点，彼此间的区别和联系，在两者之间建立相互支撑、密切配合的运行机制。从多数国家（地区）的实践看，处理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在体制上大致有两类安排。

其一是机构分设，即学术功能和智库功能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绝不混搭。若定位于学术研究，则专注于皓首穷经。其成果评判标准，便是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学科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产生影响力。若定位于智库，则专注于战略设计和政策咨询，关注政策影响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至于发表论文、学科建设等等，在其考评标准体系内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小。

其二是学术与智库功能共居一体，但这些功能分别由专门的下属机构分担。“功能分设、适当交流、相互支撑”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学即属此类，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拥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拥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等。与纯粹且单一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单一智库相比，多功能大学的优势在于，研究人员可以在学校内的教学、科研机构和智库等内设二级机构之间适当流动。由于人员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这些大学便有了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设，不仅考核机制得以专一，可收专业化之效，不致产生顾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其人员可以流动，当能实现学术研究、政策设计与教学彼此促进、相互支撑的共赢局面。

我们以为，采取世界著名大学的方式，即将学术殿堂和智库在学校或科研院所之下实施“功能分设、适当交流、相互支撑”，比较容易迅速动员我国庞大的教学、科研队伍，整合我国的智库功能，并较快产生效果。因此，在智库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建立“旋转门”的同时，也应有效地在智库与学术研究机构之间建立“旋转门”。前者可以保证智库研究的方向与敏锐性，后者则可有效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内容、深度和可持续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一系列现行的制度，例如兼职等的相关规定做出调整(37) 。

推进智库建设，既要动员研究力量充分地参与，又要明确专门的部门，进行专业化的建设与推进。智库建设，既要自身发力，又要巧妙借力，更要注重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持续接力。美国兰德公司在公司外部聘用了大量的知名教授和各类高级专家作为自己的特约顾问和研究员，他们参与兰德公司重大课题的研究分析和成果论证，确保了研究质量及研究成果的权威性(38) 。

五、 境界：幕后与台前的关系

从组织属性上来说，西方国家把智库定位为慈善组织。中办国办《意见》把智库明确界定为非营利组织。由于智库专家服务的对象是决策者，有些时候可能会受到领导的重视，成为领导的座上客，非常光鲜。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躲在背后默默无闻工作。党委政府委托的一些重要研究任务，是签订着严格的保密协议的，是不能到处宣扬的。包括领导人对于智库成果的批示件都是保密的，有时候会由办文单位出具采纳证明，有时候连证明也没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智库工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智库工作者需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同时也需要有默默无闻的志愿精神。因此，智库专家既要入世，积极地关心政治、研究政策，但又要出世，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智库专家要遵从内心，既有做新闻的敏感，又有做学术的淡然，不盲目追求轰动效应和影响力，做有涵养、内涵型、实力派的智库专家。

智库专家的研究有没有知识产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一方面，要看智库报告属性和形成过程。如果说，智库成果是基于党委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形成的，在相关的协议中已经对于成果产权的归属有了界定，一般情况下会规定归出资者所有。另一方面，因为现在的政策体制，智库提交的决策咨询报告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流转的，并且在重大决策形成之前有很多政策建议向决策者汇集，特别是决策者经过前期的广泛调研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英雄所见略同或者不谋而合的情况会比较常见。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最后得出来的决策是通过多源头汇总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对应到某一位具体的智库专家。把智库成果固化，就是将决策咨询报告可以公开的部分合理改造成学术论文或者理论文章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时空上固化，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自己的知识产权了。如果单纯写成内参的话，很难成为自己的知识产权。这就说明，我们在做智库研究的时候，要把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两类成果之间的转化工作，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互动互通，做到服务决策与服务社会的双赢。

由于内参式的智库报告在形式和运转流程上参照政府公文处理，出于简洁明了的需要，受篇幅所限，一般情况下，智库报告不使用参考文献，不使用脚注尾注，这就涉及如何体现引用部分对原作者的尊重问题。一方面，智库专家要增强成果的原创性，不能因为不需要公开，不需要标注，就在学术规范特别是在引用规范方面降低要求，就大胆“借鉴”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智库专家要坚持内外有别，内参报告和理论文章，受篇幅和规范所限可以不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但如果是重要观点或数据的引用要在正文中说明，一旦转化为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就要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标注引用内容。因此，要加强智库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充分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对于原创观点和原创者进行识别，形成鼓励创新、尊重原创的浓厚氛围。

(1) 郑传贵：《调查研究应注意的十个问题》，载《学习时报》2017年4月21日。

(2) 同上。(https://www.xing528.com)

(3) 董幼鸿：《怎样写好决策咨询报告》，载《学习时报》2015年6月29日。

(4) 同上。

(5) 何帆：《如何提高政策研究水平？》，湖南智库网，https：//www.hnzk.gov.cn/zhikuyanjiu/3280.html。

(6) 隋福军：《谈调查报告的写作及应注意的问题》，载《应用写作》2004年第2期。

(7) 姜奇平：《因意义而智慧——〈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序》，载《互联网周刊》2012年第24期。

(8) 袁振国：《深化教育政策研究 加强两种文化交流》，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1）》，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同上。

(10) 陈功：《信息分析的核心》，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11) 张宏宝：《“中国模式”新型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与发展》，载《中国高教研究》2015第10期。

(12) 董幼鸿：《怎样写好决策咨询报告》，载《学习时报》2015年6月29日。

(13) 罗明新：《把握智库建设的管理环节》，载《学习时报》2016年7月4日。

(14) 王晓真：《打造新型智库 提高咨政能力 天津智库联盟工作会议贡献天津智慧》，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06月19日。

(15) 《学院邀请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处彭国川副处长辅导咨政报告撰写》，https：//sc2014.ctbu.edu.cn/info/1035/3049.htm。

(16) 《院校邀请省委党校专家开展决策咨询业务培训》，小平干部学院中共广安市委党校官网，http：//www.gadx.cn/go.htm？k=ke_yan_dong_tai&url=qt_xqone&id=5439。

(17)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4页。

(18)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4页。

(19)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57—60页。

(20) 王善迈：《教育经济研究的价值》，载《教育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

(21) 周志强：《智库要致力于话语场的构建与引导》，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1日。

(22) 参见《揭秘官方智库：谁在直通中南海》，http：//politics.rmlt.com.cn/2013/1120/185364.shtml。

(23) 陈安、贾传玲、李鹏杰等：《智库报告类型和特征研究》，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2期。

(2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18页。

(25) 同上书，第7—11页。

(26)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6月，第210—214页。

(27) 同上书，第33—37页。

(28)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4年）》，学习出版社2015年5月，第287—291页。

(29)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4年）》，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308页。

(3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4页。

(3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1页。

(32) 同上书，第73—75页。

(33)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49—52页。

(34) 同上书，第103—106页。

(3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37) 李扬：《新型智库建设：不忘初心远离浮华扎扎实实求质量》，载《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3日。

(38) 张燕：《“决策应用研究”者应具备的五种素质》，载《北京日报》2012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