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的五度标准：优化和简化

智库，需要有以知识作为基础的智识，需要有以智识为基础的智慧。智库的“智”，是建立在知识和智慧之上的智识智思，建立在智慧和谋略之上的智谋智策。智库的“库”，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宝藏，智策的储存；是思想库、人才库、成果库；是党委政府攻坚克难的智力弹药库、战略储备库。智库应当预先有很多的知识、政策和战略储备，一旦党委政府有需要就可以供给，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胜。要实现这一个智库研究目标，需要提升五度、增强五性：提升思想高度、增强创新性，提升视野宽度、增强协同性，提升积淀厚度、增强专业性，提升问题锐度、增强穿透性，提升责任强度、增强支撑性。

一、 提升思想高度，增强创新性

咨询研究要有理论高度、理论支撑，没有坚实理论支撑的智库专家走不远。可以说理论基础是树根，智库报告是树干，高深的理论隐含在浅显的表达之中。

智库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弥补两个鸿沟，一个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就是把创新的理论转化为创新的实践；再一个是弥补知识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把前沿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可以实施的政策。智库要承担起弥补这两个鸿沟的重任，必须对于处于鸿沟两端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政策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能够把处于前端的理论、知识和处于后端的实践、政策有机地贯通起来。智库研究要有理论高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这个理论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最需要掌握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武器，能够站在理论前沿和时代前沿，这是开展智库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二，这个理论，是与智库研究领域方向相关的专业理论，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和应用这个理论，就无法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引领作用的实践方案。一流的智库研究，必须以一流的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必须在所研究方向和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占据领先地位和一席之地，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流不远、长不高的。其三，这个理论，是智库发展的规律、智库研究的规律，也包括智库研究方法层面的理论。

思想性是智库产品的根本属性，创新性是智库产品的生命所在，智库报告要以思想性见长，以创新性取胜。在单篇的智库报告中，要有一定的创新浓度，通过创新点、闪光点引人入胜；同时，又要防止加载的目标过多，因主题过于分散而影响作者最想要表达的核心要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报告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一般是一事一议，集中笔墨把一件事说清楚、讲明白。与此同时，智库报告的创新，应当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要避免一味追求新奇，通过哗众取宠或者小题大做来吸引顾客注意力，甚至通过专门与党委政府唱对台戏的做法吸引人们的眼球。

智言智语：“信得过”很核心的思想在于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这个立场很重要的就是服务国家，要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用的思想和养分，提供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简单地无价值方向、无信念标准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定位，有明确的服务国家、服务政府、服务民族复兴大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样就能够让政府和国家大胆地采纳我们所提供的各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各种政策方案。“用得上”很重要的是，我们所提供的资政启民的思想、政策方案，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学术积淀、实践总结和大量的思想讨论，而产生的高质量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和一些有建设性的批评性意见(1) 。

二、 提升视野宽度，增强协同性

智库的英文名称为Think Tank，一说，思想的坦克。这表明思想性是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思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智库实际上靠思想的力量来影响社会、来影响政策的；另外一个说法是思想的密室，一些专家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进行头脑风暴、思维碰撞形成的一些成果。如果说，理论研究可以单兵作战，政策研究则强调团队的力量，议政咨政需要在尽可能广泛和专深的范围内协同研究，实现由跑单帮到跑马帮，由单兵作战到协同攻关的转变。学术研究，特别是社科类的学术研究，以单干户居多，从署名中可以看出来，大多是独立作者，合作研究的以两人居多，很少超过3人。即使协同，更多的是学科和学校内部的协同，带有一定的封闭性。智库研究的成果，往往是课题组署名，有很多课题组成员参与。

党委政府的一些决策是很多复杂因素的综合，不能只关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群体而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和建议来，必须得具有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智库研究，更多的要求协作、协同，而且这种协同，是开放式、动态的协同。这个协同，既包括学科之间的协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往往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更包括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协同。政策层面的问题需要发挥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双重优势，共同破解。

智库研究要突破隧道视野。智库研究不能坐井观天，必须能够看到所研究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地平线，能够把所有的情况一览无余，了然在胸。要充分掌握国际国内、省外省内、该领域和相关领域的信息，实现研究信息资源的全覆盖。智库专家开展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智库专家具备宽广视野，善于借鉴和对比，能够站位更高，看得更远，通过多学科视野、全方位观察思考，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智库研究要注重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多领域之间的协同，多界域之间的协同，聚焦关键问题，组织多方力量开展跨界研究。

智论链接：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至于怎样组织这类咨询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我建议不妨作一个试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有关专家对一定的事关重大的建设问题组成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应当联系群众，联系各个学科，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备党作决策时参考。在党的领导依据建议、资料制定决策以后，由行政机构付诸实践。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参见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

这一段话说明了智库在决策和科研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中间环节这样的一个作用。智库研究具有介质性，智库专家是连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智库报告是促进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介质。再就是需要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进行认识，它是一个聚焦的过程，要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同一个问题，来进行会诊才能提出一个建议来。在这篇文章中，费老提出了一个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环节循环模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智库研究必须注重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对接。智库研究，如果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不能够从政府手里面拿到一些重要的数据等信息，是难以写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报告的。2011年以来，江苏省社科联先后组建48家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特别强调研究机构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协同创新。研究基地的方向都是根据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命名的，像民营经济研究基地、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绿色发展研究基地等。研究基地的方向本身就是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运作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协同创新，每一个研究基地都有一个实际的政府工作部门参与。比如，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与省商务厅合作，民营经济研究基地与省工商联合作，实现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互补和强强联合。

三、 提升积淀厚度，增强专业性

智库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要往专业化方向发展，智库发展大而全不如小而精。除国家高端智库中的省部级单位和地方社科院成建制智库，要重点往综合性智库的方向发展外，其他领域的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应当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主要包括智库研究方向的专业化、智库专家的职业化和智库产品的精细化。(www.xing528.com)

第一，专业化的数据库。现代社会，谁拥有了信息和大数据，谁就拥有了话语权。特别是在研究和政策界，大数据更是成为研究的金矿。没有坚实的大数据支撑，单靠专家的智慧，形成的智库报告很可能会显得苍白无力。智库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数据，二是有没有智慧，有数据没有智慧成为数据公司，有智慧没有数据有可能成为空壳公司。智库研究需要有长期的积淀，需要形成与自身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知识库、数据库、案例库、方法库，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建设政策模拟推演平台，条件成熟者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一批政策观测点、跟踪调查点或政策实践实验室。从数据使用的方面看，如果学术研究的数据可以用一些陈旧数据、模糊数据或者小型的访谈数据，智库研究则更强调数据的准、新、全和大。在九号院（农研中心）成立之初，杜润生提出，农研室“是中央的知识库，也可以说是智力机构”，“我们要注意知识积累，建立‘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而不要办成简单的‘货栈’，今天进货，明天批发。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知识的仓库，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2)

第二，职业化的专家团队。与技术研究一样，智库研究也需要分析师，运用现代技术和大数据等现代手段对政策进行专业化的分析；智库研究需要政策工程师，擅长对公共政策进行技术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设计，注重政策之间的机理与协同；智库研究更需要政策科学家，能够熟知政策领域，善于把握政策规律，善于进行政策创新，把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学术研究对学历有着更高的要求不同，智库研究需要一定的学历背景，但更加看重的是阅历和经历，没有见过世面的智库专家，难以面对复杂的决策环境。智库专家是不能仅仅会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能否谈到关键和要害处。智库不需要书呆子和老学究，智库专家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要有时代范儿。要建立职业化的智库专家团队，对智库人才进行合理的梯次布局，形成富有层次性的人才梯队，加大智库专业人才的培养激励力度，能够把智库生产链条中不同环节的任务都承担起来。要注重智库专家来源的多元化，实行社科研究机构和智库双聘制度，形成“学院派”和“实践派”皆备的智库专家队伍。目前很多智库生产的原料不足（信息渠道不多，缺少专业细致的信息分析），智库生产的过程简化（以直观判断代替调查研究，以调查问卷代替基层调研），智库专家整天浮在上面，都是一些大家在高谈阔论，输出终端产品，却没有组织精细化生产的智库生产车间，智库产品成为“夹生饭”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第三，精细化的智库产品。弘扬智库专业伦理和职业文化精神，智库提供的产品必须是经过充分论证的、精细化的，智库专家服务决策不能靠拍脑袋，不能用专家拍脑袋来代替领导拍脑袋。智库专家需要凝练研究方向，对于跨界的领域，不要轻易涉猎，不当“跨界歌王”。就是说，智库专家如果对于非专业研究领域擅自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智库专家的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就有可能会误导领导，因此说智库专家不是万能的，要恪守职业道德，恪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朝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不要拿自己的业余与别人的专业去比，而是要努力把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做到第一、极致。

智库专家要有专业积淀、信息积累和政策积淀，智库专家积累的专、精、深，决定着智库反应的快、准、狠。智库服务决策的特征，决定了智库服务的时效性。决策咨询服务是个急活，在重要的节点事件上，决策者甚至有可能等米下锅，需要根据智库研究的成果来进行果断决策。有人说，几天的时间就写一篇智库报告，没有什么价值。的确，如果没有积淀的智库专家，不经过调研，短时间内急就的成果，很难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是基于长期的研究和积淀，在短时间内形成高质量的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长期呼吁开放二胎的智库专家，在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就可以推出解读文章；长期研究大运河的专家，在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相关意见出台后，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文件提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建议方案。智库专家要出高质量的成果，积累在平时，功夫在“诗”外。

四、 提升问题锐度，增强穿透性

智库专家观察问题要有一定的穿透性，要有X光透视的本领，看问题能够入木三分，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通过今天看到明天，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找到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举措。智库专家，如果关注的是热点问题，出成果要有速度；如果关注的是冷点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却被决策者忽略，智库专家要通过深度的分析，把冷点问题炒“热”。如果说是盲点问题，决策者和社会没有关注到的，就要有分析问题的独到锐度，能够有这种勇气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通过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和社会的重视，推动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不论是什么问题，都需要智库专家基于系统思考和周密逻辑推演，提出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要聚焦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焦点问题，精准聚焦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政策链条不同的环节，聚焦的重点不同，要防止聚焦的层面过于宏观，面面俱到，大而无当。特别是要考虑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切口的大与小，防止过于宏观或者过于微观。有些智库专家喜欢大而全，实际上，智库报告更强调适度，与决策咨询服务对象思考的问题的契合度。怎样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变成编辑和读者关心的问题？怎样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变成领导和社会关心的问题？如何将智库的建议嵌入政府的政策议程？不同层面的智库聚焦不同的问题。国家高端智库，更多地聚焦战略问题；省级专业智库，更多地聚焦战术层面；市县基层智库，则更多地关心落实层面。即使同一个层面，党委政府决策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党委管宏观管全局，更多地关心宏观层面的思路和政策，作为以执行为主的政府，更加关注的是政策方案可操作和政策举措的可落地。

五、 提升责任强度，增强支撑性

智库专家要有责任心，要有良心、有良知。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要的是结果、结论，给出负责任的结果、结论是智库专家的良心。做智库研究不能剑走偏锋，以过激的观点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以专家拍脑袋代替领导拍脑袋，胡乱地“参谋”一通，给领导出“馊主意”“歪点子”，结果帮了倒忙、添了乱，损害了领导的威信，造成工作被动甚至带来不良后果。特别是战略性和方向性的建议，要慎之又慎，反复推演，确保准确性、科学性。

智库是非营利组织，智库专家是政策科学家、社会公众的代言人，智库专家绝对不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智库专家上接天庭，下连百姓，政策问题关乎人民利益，关乎政府形象，甚至人命关天的大事，有可能关乎江山社稷，智库成果一旦进入政策议程和决策，就具有不可逆性。智库专家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客观规律、敬畏自然规律，敬畏内心和敬畏人民。

智库成果出来管用不管用，决策咨询建议实用不实用，对于要解决的问题来说，能否支撑、能支撑多长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智库成果不能支撑，智库研究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如果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支撑长久，智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难以充分体现。智库专家要为党委政府提供宏伟谋略，从长计议，不能给领导提权宜之计，就是说今天看来这个办法管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或者说一旦有其他的因素介入就不行了。智库专家，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智库专家要更多地为党委政府提供一些宏观方面的谋论。所以说能不能转化、能不能落地是判断智库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要有支撑强度，要能够实用适用，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

毛羽健建言驿站改革(3)

毛羽健，明代公安（今属湖北荆州）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先后担任四川万县和巴县知县，云南道监察御史。毛羽健弹劾“阉党”魏忠贤的亲信杨维垣和阮大铖，为清除逆案余孽作出贡献。毛羽健为平定“奢安之乱”建言献策，举荐名将，立下功劳。毛羽健建议裁撤驿站，理由是“兵部调军征用驿车发送文书，有的发出，有的没有如期发出。官员私坐驿车，一张文书多次借用、多次涂改。驿站当差的威势如虎，百姓性命像丝。”毛羽健这个提议得到兵部给事科刘懋支持（清朝人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给出另一个裁撤驿卒的原因：“健官京师，娶妾甚嬖之，其妻乘传至，立遣去，迅雷不及掩耳。羽健恨甚，遂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卒之说，而懋附和成之。”），崇祯下旨革除驿站之弊，裁撤驿卒。当时全国各地被裁撤的驿卒很多，不下几十万人。李自成本就贫困，又下岗失业，而且明政府不发安家费，这下没吃没住难以糊口。裁撤驿站节省下的费用对于东北用兵来说是杯水车薪，而且又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了不少。那些被裁撤的数十万驿卒失去了经济来源，流落于社会，成为流民，加剧了明朝社会的动荡。后来这些流民又纷纷加入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的起义队伍，成为埋葬明王朝的祸根。梁启超认定毛羽健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