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与商业咨询的重要性

咨询公司是指从事软科学研究开发、并出售“智慧”的公司，又称“顾问公司”。这类公司属于商业性公司，接受委托者的意向和要求，运用专门的知识和经验，用脑力劳动提供具体服务。咨询公司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企业，主要是帮助企业和企业家，通过解决管理和经营问题，鉴别和抓住新机会，强化学习和实施变革以实现企业目标的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咨询服务机构，同时也包括一定的公共或政府机构，服务的方式往往是合同式的。

一、 智库机构与咨询公司的主要区别

智库机构，以公益性和非营利为特征，以政策为重点，在研究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智库不仅在于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咨询服务，还在于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智库研究是政策咨询，是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相对于企业咨询公司以私人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智库以公共政策为主的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与智库不直接发生关系，往往是由智库的代理或者管理机构，通过招标课题或委托课题等方式进行。咨询公司是企业咨询，是为企业发展和企业战略服务的，往往是以合同的方式约定双方责任。咨询公司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服务，一般只把国家宏观政策或者产业政策作为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点，重点分析在相对明确的基点之上企业的选择。

智库与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研究领域、服务对象、经营目的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姓“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公共政策展开的，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属于非营利组织。咨询公司姓“私”，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客户（主要是企业和社会，很少有政府部门，即使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合同关系）的需求进行的，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追求客户最大化，从总体上说属于商业组织。区别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的试金石：研究目标是否指向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研究的内容是否涉及宏观政策层面，服务对象是不是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

智库与商业咨询公司有所区别，商业咨询公司只专注于商业策略研究，而智库的商业策略研究只占它业务的很小部分，即使是商业策略研究，智库的策略咨询也不同于商业咨询公司的具体策略，它的策略相当宏观，体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全行业的嬗变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智库也不等同于“点子大王”式的策划人，它不担负将某个人或某种产品脱胎换骨的责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决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备选(22) 。

目前，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第一种现象，有些咨询公司，蹭新型智库的热度，往往以智库之名，行咨询公司之实，服务对象和业务领域仍然在企业，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关系不大。第二种现象，随着新型智库建设热潮的兴起，一些热心人士在积极组建智库，但由于社会智库注册认证等程序和办法尚未形成和成熟，便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智库，研究的领域聚焦公共政策，实际上在发挥着智库的作用，但缺少智库的合法身份。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智库的注册难、准入难，部分智库不得不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和生存。这两种现象都应当尽快解决，以形成新型智库良好的发展秩序，优化智库发展环境，净化智库队伍。

在政府、市场、社会相互作用的大背景下，由于智库的思想产品带有一定的市场属性，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产品，智库需要借鉴学习咨询公司的方法，但不能复制咨询公司的模式或者走咨询公司的路子。在新形势下，部分智库可以探索专业智库+咨询公司模式，在专业智库下建立市场化的咨询组织作为“副业”，促进智库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 新型智库向咨询公司学什么？

咨询公司相对比较成熟，咨询公司生存采取市场法则，服务采用市场化。智库因公益性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而与咨询公司边界分明、不可混同，但商业咨询公司在长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倒逼出一整套先进的运营体系，对我国智库运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智库是咨询机构，但不是咨询公司。智库应当向咨询公司学习什么？根据湖南省社科院周湘智的研究，咨询公司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供智库学习借鉴(23) ：

学习高效精干的运行机制。智刃无锋，何以争锋。好的运营机制就是智库的“锋”，是智库从价值链低端走向高端的利器。世界头号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个重要文化就是“以最快捷的方式，以最少的时间和资源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尽力把客户付费时间效率最大化。众多咨询企业就像蜂巢一样各安其位，在细分领域各自深耕，“功能专业化、行业专业化与区域专业化”有力支撑了咨询业开展。对于智库来说，要进一步强化功能的主线意识、生存的危机意识、运作的市场意识，尽可能压缩行政人员编制，切实建立能上能下机制，不断优化分工协作体系，有力杜绝管理中的“懒、散、弱、穷、乱”。

学习内容为王的质量坚守。咨询界有一句名言：“做出一个咨询品牌需要一群天才踏踏实实地干上至少20年。”从1998年开始，国际咨询公司不断自我加压，深度践行“质量管理”，既重视任务合同的获取，更重视项目实施流程的质量控制，将“自检、互检、抽检”贯穿于服务全过程。智库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意识，集中兵力进行内容建设，以成果导向规范行为与规程，在不断预测需求、满足需求、引领需求中凸显价值。

学习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把服务做到极致，给用户带来最大价值是贝恩、普华永道等国际一流咨询公司坚守的价值观。贝恩把提高客户经济价值作为自己的使命，致力于为客户击败竞争对手和争取更多的回报率。不少咨询公司不但能很好地满足客户的当务之急，还尽力满足客户尚未想到的潜在需求。我国智库尤其是体制内智库，要进一步克服身上的“官气”与“娇气”，以为人民做智库的使命担当，自觉在提供优质真诚的服务中赢得声誉，坚决杜绝“忽悠式”承诺、“视察式”调研、“拍脑袋式”研究。

学习新锐专业的技术手段。在130多年发展历程中，世界咨询行业通过细致的经验总结与技术开发，已在咨询理论、咨询工具与咨询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专业架构，并且持续完善。如麦肯锡创造了著名的“三层面理论”和“7S模型”，波士顿公司成为价格战、广告战、倾销与反倾销等商业手法的重要推手。强大的技术手段在知识服务中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国外很多公司能够熟练地使用直观投影、3D影像甚至VR技术，植入多种语言，在服务营销与传播方面拥有非常完整、成熟的手段。我国智库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专业技术手段、分析工具的掌握运用尚未深入，急需着力发展中国的“智库学”，尽快推出中国的“智库操作手册”。

学习务实管用的员工培训。咨询界深谙员工培训的价值，倾力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麦肯锡员工必须参加每年一次的全球培训、各大区的四次培训和每月一次以上的专题培训，对于新员工则有专门的基础培训。许多咨询公司的培训会依照咨询师的标准，首先对员工能力进行“体检”，然后对症下药，力求尽快达到职业化。在项目执行中实施“手把手教”的“教导型学习”也是各咨询公司普遍采用的方式。智库要建立智库技能标准化体系，注重员工一岗多能、一岗多用能力培养，能有效缩短智库能力与发展需求之间的落差。

学习智库共享的内部激励。贝恩、波士顿、邓白氏等著名机构都建有完整而庞大的数据库、方法库，依靠现代通信手段联结和传播员工的个人知识，“并将个人专长融入分享信息的集体实践中”，随时为所有咨询顾问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信息。麦肯锡公司鼓励所有完成项目的员工写出心得体会并系统地储存起来，方便其他员工到知识库中找“锦囊”。目前我国智库的知识管理，除了档案整理相对规范外，数据库、知识库建设均严重滞后，一些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对同仁往往也是讳莫如深。要加快建立智库的知识管理体系，强化组织内知识共享的内部激励，打破壁垒，鼓励创新性设想与方案。

(1) 黄誌：《大国智库·智者的江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2)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3) 印度有122个智库机构数量居世界第5，但水平一般。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9⁃09/22/content_18576502.htm。

(4) 苗绿、王辉耀：《全球智库》，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67页。

(5) 王辉耀、苗绿：《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https://www.xing528.com)

(6) 王辉耀、苗绿：《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123页。

(7) 邢晓婧：《探访华盛顿“智库街”揭秘美政府“大脑中枢”》，载《环球时报》2019年1月3日。

(8) 1983年全国高考作文，是根据一幅题为《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写说明文和议论文。

(9) 成思危：《中国智库的素质和责任》，载《中国智库》2013年第3期。

(10) 郭晋晖、王羚、王子约：《蔡昉：乐观的预警者》，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4年第11期。

(11)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2) 洪银兴：《立足基础，发挥优势，顶天立地，释放活力——关于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思考和建议》，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

(13) 沈国麟：《中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3个矛盾》，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2期。

(14) 毅鸥：《做智库，要把人才捧在手心里》，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01/17/content_40120931.htm。

(15) 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破除“唯定量倾向”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共同努力——〈经济研究〉关于稿件写作要求的几点说明》，《经济研究》官网，http：//www.cesgw.cn/cn/NewsInfo.aspx？m=20140724181610733356&n=20200326155432⁃530156。

(16) 李志军、尚增健：《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倾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4日。

(17) 朱锋：《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

(18) 黄誌：《大国智库·智者的江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3—4页。

(19) 同上，第90页。

(20) 袁振国：《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载《教育研究》2002年第11期。

(21) 黄誌：《推开已知与未知的双重门》，载《海峡通讯》2016年第6期。

(22) 于今：《智库与研究机构商业咨询公司策划人的区别》，载《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1）》，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23) 周湘智：《智库运营应向咨询公司学什么》，载《光明日报》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