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的一般特征简介

一、 智库研究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决策，什么是咨询，什么是决策咨询？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原主任慕海平曾经做过分析：决策是指为了到达一定目标，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在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判断过程。其内涵：把握方向、控制节奏、拿捏分寸。要求：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咨询是指通过某些人头脑中所储备的知识经验和通过对各种信息资料的综合加工而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开发，起着为决策者充当顾问、参谋和外脑的作用。其内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求：客观立场、专业视角、优质服务。决策咨询主要指咨询主体、决策主体、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具有中介性、服务性、应用性。

决策咨询与智库研究的关系。决策咨询研究的主体可以是智库，也可以是决策咨询类研究机构、科研机构或专家学者个人。智库研究，指以智库为主体开展的研究，既包括以决策咨询为目的的研究，也包括以其他功能为目的的研究，比如理论创新。广义的智库研究，包括智库围绕五大功能开展的各方面的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狭义的智库研究，是指以服务决策为主要目的决策咨询研究，以直接服务决策者为宗旨的研究。由于决策咨询研究既具有一般学术研究的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由于智库专家大多是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转型而来，迫切需要实现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的转变。对于从事智库研究的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来说，提高研究能力是关键和重点。本书所指的智库研究，在大多数语境下指的是以智库为主体进行的决策咨询研究。

二、 智库研究的主要类型

1. 从供给产品的内容看，智库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为党委政府的战术和政策制定服务。根据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要求，研究具体的政策和具体的政策方案。二是为党委政府的战略和思路形成服务。受党委政府决策及其职能部门的委托，就区域或某一领域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思路。三是为党委政府的思想和理论创新服务。基于党委政府的需求，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提炼和思想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经验或理论。

2. 从服务的对象看，智库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级。一般来说，智库服务的主要对象与智库所处的层级相对应，以服务本层级决策者为主，同时也有向上和向下的延伸。比如，省级智库主要为省级决策服务，同时也为中央和地市的决策服务。中办国办《意见》指出，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于智库服务本级党委政府决策来说，也有三个层级：一是为实际工作部门的职能处室服务，包括承担一些委托的课题和任务。二是为实际工作部门和决策辅助部门服务。实际工作部门是政府的组成部门，决策辅助部门指党委政府的研究室等部门。三是直接为决策者服务。决策者有时候会直接交办一些研究任务，或者直接向智库专家或者智库征询意见建议。

3. 从供给产品的形态看，或者说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的载体看，主要有三种。一是书面成果。通过内刊、信函等方式，提交决策咨询报告，提供书面的决策咨询服务。二是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建言成果。部分智库专家，借助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以人大代表建议或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提出具有一定法律效力、需要有关部门给予答复的意见建议。三是座谈成果。参加有关实际工作部门或决策辅助部门的座谈，或者直接参加决策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或咨询会，以专家身份、面对面提出口头的意见建议。

三、智库研究的主要特征

现代智库，以集体智慧影响和服务决策过程，具有功能专业化、综合化，研究实用化、时效化，类型多样化、多元化，视野国际化、超前化和运作机制化、法治化等品质特点(1) 。智库研究，既要有学术研究的理性和深度、政策研究的务实和管用，又要有企业咨询的专业和灵动、新闻宣传的敏锐和快捷。智库研究，既务虚更务实，在务虚中务实，在悟实中悟虚，把思想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于智库研究的主要特征，从辩证角度选取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 在研究立场上，政治性与客观性相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旗帜鲜明坚持中国特色，贯彻党管智库原则，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为天职。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新型智库在机构和人员身份上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简单地附和决策者，不能只为政策做阐释性的工作，不能丧失自己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时，应当站在第三方客观的立场上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给出建立在严格论证推理基础之上的意见建议。从第三方的研究立场，到第三方政策评估，智库都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智库研究要坚持党的领导，智库成果要政治正确，要建立科学的质量标准控制体系，需要有同行审议和政治审核等环节。但要避免把智库报告当作代表主办方观点的正式公文，过分强调政治正确而忽视智库产品的创新性。智库类内参，应当是文责自负，主管和主办主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把关，对于智库的创新观点要多包容，不要把智库报告的创新点打磨得干干净净，成为干巴巴的“八股”。在编辑智库报告的过程中，在把握正确导向的前提下，可以对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做适当调整，即在不改变作者原意的前提下换一种表达方式，不做内容的修饰和观点的调整。

2. 在研究对象上，政策性与战略性相结合。中办国办《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新型智库不但应当关注眼前的政策问题，而且应当关注长远的战略问题。对政策的深入系统学习和对政策谱系认真细致梳理是做好智库研究的头道功。要对研究问题的政策线索、政策脉络、政策谱系和政策网络进行梳理，找出政策发展变化的经脉。要通过分析政策文本中关键词的频度和强度，来把握主要精神实质和走向，找到智库可以研究的线索和切入点。要梳理政策脉络，根据一段时期内相同或相近等级的重要会议、文件主要表述的变化，来分析研判事物发展的趋势。要梳理纵向政策谱系，把握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落实和演化过程，重点把握本区域的政策特征。要梳理横向政策谱系，在把握本地政策的基础上，全面了解掌握外地特别是先进地区、相近相似地区的做法经验，以便能够很好地对照和借鉴。要梳理政策网络，建立与所研究问题直接政策相关的政策坐标系和网络，确保提出的政策建议与已经出台的重要政策之间的互洽性。要研究问题本身与相关政策的现状及走向，分析研究政策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同样的政策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述，有一个清晰的演变轨迹，包含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公共政策具有渐变性，有时候也有一些突变。智库专家要善于梳理政策脉络，寻找政策的演变轨迹，分析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政策的演变轨迹中把握规律，寻找出新的政策创新点。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中，有的是方向性偏差，需要及时纠正；有的是政策力度不够，需要及时调整；有的是解决了目标问题，但又衍生出新的问题，有可能新的问题比原来的问题危害性更大，都需要及时解决。特别是避免智库提出的对策建议是有关部门已经出台的政策，或者与已经出台的重要政策相冲突。

智库作为思想库，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谋划党委政府战略层面的问题，在思想性和方向性上发挥一定的引领和引导作用，比仅仅关注政策层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新型智库，特别是国家高端智库和各级党委政府命名的重点智库，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问题，聚焦战略研究，体现战略价值，通过重大战略建议影响具体的政策问题，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战略问题与政策问题，既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之间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见表2.1）。

表2.1　战略与政策的主要区别

注：本表根据陈功《信息分析的核心》整理。

3. 在研究性质上，应急性与储备性相结合。新型智库，要加强基于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超前研究。新型智库不能仅仅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急诊室”“应急部”，更应当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参谋部”“预警部”，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思想储备库、战略储备库、政策储备库，把决策咨询和政策论证的环节前置。坚持智库成果的多元性和智库产品的多样性，不但能够帮助决策者诊治急性病，而且还应当能够根治慢性病，更重要的，智库要为党委政府储备一些药品和药方，成为党委政府的保健医生，增强党委政府对错误观念和决策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智库专家不但应当能够为党委政府解近忧，而且还能够为党委政府谋远虑。智库专家不仅能够提供短期方案和应急之策，而且能够为党委政府提供长期战略和长远之计。智库专家不但能够帮助决策者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且还能够促进一个地方的思想软实力和综合影响力提升。

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大概会用60%的时间从事长期战略研究，其余40%的时间从事应急课题研究。9·11事件发生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布鲁金斯学会的保罗·皮勒（Paul Pllar）出版《恐怖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该书在对美国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及时深入的分析后，给出应对策略，对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该书被誉为“制定和实行反恐政策的指导手册”(2) 。(www.xing528.com)

在IDSA（国防分析研究院）成立42周年的庆祝仪式上，印度副总统哈米德·安萨里强调了系统性思考的重要性。他说：“政府常常疲于应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去寻找方法解决一些可能、很可能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告诫战略集团要以国家安全需求为着眼点推动政策进程。智库机构是战略集团研究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理想的工具，能够拟定各种紧密联系的政策选项，在深刻认知与英明决策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3)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彼得森研究所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率先提出“银行太大不能破产”的问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我们更要为一年、两年、三年后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预先的周密思考。”彼得森研究所在研究项目的规划上使用了“滚动议程”原则，他们会根据近期议程的执行与环境变化情况，修改或调整未来的议程。研究所在人才配置上同样费了一番心思，他们搭建了两支人才队伍：一支队伍长期对固定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支属于流动人才队伍，专门研究新问题。两支队伍巧妙搭配，在保证智库深入专业研究的同时，还能够及时抓住最新国际经济热点(4) 。

4. 在研究方式上，专业性与协同性相结合。对于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需要有“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5) 。关于专业性，就是智库的研究要有专业深度。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技术研究背后都有政策，所有与技术发现相关的问题都指向公共政策。技术问题背后隐含着政策问题，在开展技术研究的时候要有公共政策视角。智库研究，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智库成果应当是厚积薄发，在长期的专业理论、专业数据、专业案例积累基础之上的厚积薄发。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6) 。专业智库，要建设本专业领域的数据库，要发布本专业领域的蓝皮书。要注重吸纳本专业领域的人才加盟，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打造研究高地。做智库要瞄准专业方向，有定力，有打造百年老店的志气和勇气。

智库研究的学术性专业性与智库研究成果表现形式的非学术性。智库的研究应当是专业的，但智库报告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情况下则是通俗的，因为无论面对决策者或者社会大众，都应避免使用过分学术化的语言。智库报告的目的不是构建学术体系，不是进行学术交流，而是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智库专家应当是专业的，对于研究问题既要有专业的理论认知，把提出的战略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智库专家又应该能够跳出专业的束缚来思考问题，有时候甚至要专门把专业化的语言剔除，把比较深奥的理论语言转化为宜于理解和转化的政策语言，能够在不同的角色和话语体系间进行转换。没有理论功底，难以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但仅仅有理论功底，没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不能把深奥的理论问题运用到实践中，不能找到两者之间逻辑上的关联与可以转换的话语体系，也不能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

智库研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集成性和协同性，是智库成员分工协作的结果。智库生产要有流水线，要有质量监督机制和体系，出厂前要经过论证。智库研究，不同于智囊研究；智库成果不同于个人成果，是若干智库专家智慧的集成，并且智库管理者在智库成果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当是一种带有鲜明的集体创作标识的产品。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智库对专家的研究成果，既拥有一定的知识产权，又对智库成果质量担负着一定责任，智库要对智库专家的成果负责。

布鲁金斯学会不断尝试着各种机制鼓励跨学科研究，比如学会曾专门设立了几个激励基金，用于为参与交叉项目合作的学者提供灵活的资源。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启动百年学者计划（Centennial Scholar Program），推动跨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发挥学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培养一种更加稳健的个人与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文化。纵观当今智库发展，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趋势，打破智库内部的“墙”，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等创新对于国内智库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5. 在研究周期上，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由于智库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较短，不能在论证和申报时重视，“课题申报憋足气，课题拿到松口气”，而是尽可能将决策咨询研究程序前置，课题申报即开始研究，课题下达能拿出初步成果。智库类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半年左右。应急性课题在3个月左右或者更短，遇到突发问题，甚至要在两天或者几小时内拿出应对建议。智库类课题研究，与基础类研究课题不同，基础研究课题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需要感悟。智库类课题确立之日，往往是成果最需要之时。半年或者一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问题有可能已经被解决。比如，2018年，江苏省领导圈阅课题中，有一项是“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提出的时间是1月份，发布时间是3月份。由于这项工作是省委省政府亟须推进的一项工作，年底就要进行考核，在5月份，省委组织部、省统计局等拿出方案，课题研究和课题成果转化的最佳窗口期已过。与学术研究的研究方向一样，无论是专业性智库，还是智库专家，都应当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长期关注，持续跟踪，把短期的应急性研究与长期的系统性研究结合起来，把短周期与长周期结合起来，这是保证成果质量的关键，也是与有关实际工作部门保持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智库专家在观点上不做“墙头草”，在研究方向上不做“顺风飘”，在研究领域上不当“跨界歌王”，不能自恃是专家，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什么话都敢讲，但往往讲的不着边际，讲不到点子上。

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智库支撑，一流智库是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和标配。高校学科建设要支持智库发展，智库研究要反哺高校学科建设，实现学科建设与智库发展的互促互进、共惠共赢。一方面，智库建设要立足当下，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心的问题，集中优势力量撰写资政报告，争取更多的成果进入决策，急决策者之所急。另一方面，更要立足长远，围绕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搞好思想理论储备，在重大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方面也要有所作为，为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战略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储备。由于国家层面和大部分省市的社科基金管理和智库管理都是社科工作办（规划办），建议改革对重点智库进行整体性年度资助的形式，拿出一定的资金，设立与社科基金项目对等的智库类研究重大和一般项目，打通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之间的通道，更加有利于高校发展、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

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则与决策咨询工作。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则，是著名管理学家史蒂芬·柯维提出的一个时间管理理论。按照该法则，对于决策者来说，每天面对的纷繁复杂的事务，均可按照重要和紧急两个不同的程度进行衡量，基本上可以将事务分为四个象限：重要又紧急、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不紧急也不重要。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何将碎石、石块、细沙和水最大限度地装入桶内。正确的顺序是：石块（重要但不紧急）—碎石（重要又紧急）—细沙（紧急但不重要）—水（不紧急也不重要），其中，碎石和细沙都是石头长期不处理清理累积风化形成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作为智库，要辅助决策者，最重要的事情和优先顺序是什么？一般来说，决策者有燃眉之急，智库首先要帮助解决，但这并不是智库最主要的任务。智库专家最主要的责任，不仅仅是帮助，或者重点不是帮助决策者捡石子、扫沙子，而是用智力帮助决策者对前进道路中可能遇到的大的障碍及时进行预警，提出移除或者避开处于前进道路上较远处的巨石的方案，达到“四两拨千斤”效果。作为智库专家，如果能够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帮助决策者提前把前进道路上的大石头搬走，解决根本问题，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碎石和细沙就少许多，甚至基本消失，因为这个碎石和细沙都是大石头类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拖延“风化”形成的。总之，智库不但要帮助决策者解决燃眉之急，更要帮助决策者未雨绸缪，把看起来不紧急但重要的事情超前或及时处理好，赢得战略上的主动。

6. 在研究态度上，被动性与主动性相结合。从很大意义上讲，智库要研究党委政府关注的问题，智库研究带有较强的被动性。一方面，要被动适应，关注党委政府关注的问题，研究党委政府需求的问题，把智库专家的智慧融入党委政府的政策举措和战略中。特别是对于决策者的点题和定制产品，要量体裁衣，在研究问题范围的界定等方面严格遵守要求，在提出对策建议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另一方面，智库专家要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智库专家也可以“报菜”，请决策者来选，或者做好菜品，请决策者来品鉴。要主动研究一些问题，推动问题进入政策研究议程。如果发现党委政府正在推动的工作有偏差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要及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努力推动相关工作的改进。如果有些重要的问题，党委政府没有关注到，需要智库专家提醒的话，智库专家“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手时快出手”，能够以快制胜、以专制胜、以深制胜。

7. 在研究视域上，地域性与全局性相结合。“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智库生长需要适宜的环境，智库分布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从事智库研究要把握区位优势。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网络信息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智库研究都要依托一定的区位优势，来集聚研究资源和专家力量。智库有级别，智库的级别与服务的对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省级党校社科院，服务对象的重点肯定是省委省政府和省级实际工作部门，为中央服务就会感觉到有些吃力，这是因为智库专家所掌握的信息是有地域性的。再比如，如果省级的课题交给一个设区市的研究机构来做，这个设区市在获得其他设区市数据和资料时就存在一定的难度，除非这个地方具有特别的典型性，不然的话，根据一个市域情形形成的智库报告，对于省级层面决策者的参考意义不大。这也是智库类机构主要集中在首都、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既具有地理上的便利条件，更是由于在身份和信息掌握的层面上等相对的对等。

在我国，2015年确定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80%集中在北京，上海2家，广州、深圳和武汉各1家。在美国，顶尖智库大都集中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课题组《2019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8248家智库中，美国有1871家。如果说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400家左右的智库组成了美国政府的“大脑”，那么素有“美国智库一条街”之称的马萨诸塞大道，则可以被视为“大脑中枢”。1789号是美国企业研究所，1779号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协会华盛顿中心也在这里），1775号是布鲁金斯学会，1750号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他诸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阿斯彭研究所等顶级智库也均坐落于这条街。这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政策走向乃至国际局势，外界将其视为华盛顿行政、立法及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又称之为“影子内阁”(7) 。

8. 在研究议题上，跟踪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智库研究要长期动态的跟踪，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有针对性的建议。智库报告，解决的是现实问题，甚至是即时问题。其中，既有长期以来的积累，又有最新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形势发生变化，政策需要调整时，需要智库专家帮助党委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因此，智库专家面临的环境，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如果政策环境不发生变化，既有的政策就不需要大的调整，智库专家的重要性就不易体现。因此，智库专家一定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既要善于打固定靶，又要善于打移动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委政府政策议程的调整迅速推出应急产品。

现代社会是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决策议程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要快速变化的一面。一方面，智库要善于应变，只要是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智库都要及时地跟进研究；另一方面，智库又要以不变应万变，始终牢牢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向专业化职业化高端化的方向迈进。如果因为政策议程问题，有一段时间难以嵌入政府的决策，智库也要能够甘于寂寞，做好学术和政策层面的积累工作，厚积薄发、以静制动。

智库研究，无论是跟踪性，还是变化性，都要围绕智库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领域，都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把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智库研究，要像打井挖井一样，不断向纵深处挖掘，这样才能找到我们需要的活水，切忌像耕田一样破皮为止，也不能挖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8) 。做智库研究，要有专业精神、韧劲，要深耕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在社会转型时期，党委政府需要处理的事情更加复杂，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正常的事务还可以按部就班推动的话，一些创新性、突发性工作则没有规律和惯例可以遵循，更加需要智库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在各种不确定性的前提下进行决策，有的政府在相当一部分境况下是处于应急状态。在应急性的政府面前，智库研究应该主要急决策者所急；在一个不需要应急而是以战略为主的政府面前，智库研究应该重点谋决策者所谋。智库研究，应该长线与短线相结合，固定靶和移动靶相结合，实现智库成果的时效性与过程性相统一。要善于以灵活的政策研究服务党委政府相关领域决策进程中的每一个点，尽可能精准，这个靶位是随着政策议程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智库关注的热门问题，到了一定的阶段会变“冷”，党委政府一时关注不到的冷门问题，到了一定的阶段，也可能会变成热门问题。对于一些重要但决策者尚没有关注到但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智库专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把冷门问题变成热门问题，推动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变成党委政府需要解决的热门问题。

智库要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智库研究，作为领导决策辅助系统，在决策链条中，智库介入的时机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智库全流程全链条参与公共政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透视。一方面，是领导决策“护航”系统，推动决策的实施。在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后整个链条上，智库研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制定和有效化实施保驾护航。在决策的前端，智库可以开展论证性研究，提供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决策者参考，也可提供给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在决策的中端，智库可以根据自身的选题或者决策者的安排，围绕相关问题，重点就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决策的后端，把研究成果与实际情况，包括相关领域政策的一些情况进行匹配，形成起草政策的框架，进入文件起草程序。在起草和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智库专家的动态参与和跟进。智库要跟踪政策，对实施的结果进行评估，对于政策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另一方面，还是决策出现偏差时的“拦截”系统，对于所发现的政策制定或者实施过程中的偏差，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冲突的，要及时提出矫正方案，进行适时的拦截，通过智库专家的深刻论证，避免政策走偏，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政策实施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对于公共政策问题，有些智库是追赶式，只能亡羊补牢，而理想的方案却是拦截式，在问题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拦截下来，避免对政府公信力形成损害。

9. 在研究方法上，证实性与证伪性相结合。智库专家既要善于证实，也要敢于证伪。智库专家应当具有批判精神，提出具有支撑性、创新性、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指出，在现在真正做可行性研究的单位实际不是做可行性，是做可批性研究，就是说怎么能够让中央批。结果所有可行性报告都是可行的，这就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光只会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可行性研究的六个维度：1. 技术上是可能的；2. 经济上是合理的；3. 法律上是允许的；4. 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5. 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6. 政治上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9) 。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其良心，按照学术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都应该将其发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