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存中,还有一座房址备受学界重视,那就是位于遗址东南部第五区的F411,该房址发掘于1982年10月,因出土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室内绘画作品而名显于世。[24]此房也是平地起建,背山面河,方向为东偏北42度。主室长方形,长5.82米~5.9米,宽4.65~4.74米,大地湾原始地画,就绘在靠近后墙的中部白灰居住面上,它的前方是一圆形灶台,此画隔灶台与室门相对。地画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系用炭黑色颜料绘制而成。
画面上部正中一人,高32.5厘米,宽约14厘米,此人头部模糊犹如长发飘散,肩部宽平上身近长方形,下部两腿交叉直立似行走状,其左臂向上弯曲至头部,右臂下垂内曲,手中似握棍棒类器物。此人右侧,仅存黑色颜料的残迹,推测也应为一人。上部正中人物的左侧,也绘一高34厘米,宽13厘米的人物,此人头近圆形,颈较细长而明显,肩部左低右高,胸部突出,两腿也相交直立,似行走状,其左臂弯曲上举至头部,右臂下垂也作手握器物状。两人相距18厘米。在人物图案的左下方,还绘有反“丁”字形图案,并见模糊的黑颜料痕迹。
在正中人物下方12厘米处,绘一略向上方斜的黑线长方框,其长为35厘米、宽14—15厘米。框内画着两个头向左的动物,左边的一个长21厘米,头近圆形,头上方有一向后弯曲的触角,身躯呈椭圆形,有弧线斑纹,身上侧绘有两条向后弯曲的腿,身下侧有四条向前弯曲的腿,身后还有一条向下弯曲的长尾巴。右边的一个长26厘米,头为椭圆形,头上有3条触角形弧线,身上侧绘有向不同方向弯曲的4条腿。原始社会的绘画技艺,从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彩陶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但其仅为彩陶器皿上的装饰图案。像F411这样将画绘制于住宅地面上,并有如此大的面积,这在我国史前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应该说这一距今5000年左右的绘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地画,它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F411地画,用笔粗犷古朴,寥寥数笔,就绘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整个画面不仅刻画出了人物的不同特征,而且对人体结构的比例也把握得较好。它表明大地湾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具备了相当水平的绘画技艺。
F411地画(四期)
关于地画的主题,众多说法不一。当年负责发掘遗址的张朋川认为[25],地画绘制在房屋居住正中的上方,又没有被人们的活动所破坏,据此可以推知其具有祖神崇拜的意义。地画下部方框内的动物很难判定为何种动物,但它和上部人物图案——“祖神”是有密切联系的,应是代表其供奉神灵的牺牲之物。从地画仅此一处,可断定地画所画的并不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共同的祖神,可能是氏族小家庭的崇拜偶像。他们还认为这幅地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组合形式。地画正中的人物身躯宽阔,姿态端庄,似为一男子形象。左侧人物则身躯狭长而略有弯曲,细腰,胸部凸出,显系女性。他们应是属于一个家庭组合体。就地画的布局来看,具有男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居中,具有女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居左。从右侧的墨迹看,似也有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小孩,或是另一女性。这种三位一体的家庭组合方式图形,在大地湾第九发掘区的灰坑H831中也曾有发现。出土的那件陶器的器口有人面陶塑,陶塑将一件圆形器口分为三等分,分别塑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三具人面像。应该说,这都是原始社会家庭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26]
宋兆麟先生认为,地画中的人物呈舞蹈形象,人物下部的长方形框则是一种墓穴,框内形象并非两个动物,而是两个仰卧屈肢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一种埋葬形式。宋先生旁征博引,认为整幅人地画题材表现的“主要是对祖先或已故亲长的一种悼念,人们表演的正是丧舞”。[27]
李仰松先生认为,这幅地画中人物下部的长方形框应释为长方形木棺葬具,棺内画的是两人前后俯卧的形象,地画上面的两个成年人是巫师与女主人,他们右手中持的是尖状法器,其整个画面反映的是“当时人们施行巫术仪式的真实记录”,即“驱赶鬼怪”的巫术画面,或者是一幅谋害敌人的巫术活动。[28]杨亚长认为,这幅地画表现的是一幅狩猎场景。[29]
孙周秦、宋进喜认为,地画可能集中反映了大地湾原始村落文化中最富色彩的内容——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因为大地湾原始先民的生产主要包括两种:即人类自身的繁衍和人类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大地湾地画所反映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主题正是人类在这两种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的、宗教的理念与信仰。[30]
但不管怎么去理解,这幅地画反映了当时原始先民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却是应当肯定的。
【注释】
[1]因1956年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而命名,分布中心在豫西、晋南和渭河流域,主要遗址有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华县泉护村等。
[2]因最早发现于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而得名,亦称半坡上层类型,主要分布在渭河下游、陕北、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及豫西三门峡地区。
[4]《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版;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
[5]《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版;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
[6]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11期。
[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F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11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F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
[8]张力刚、程晓钟:试论大地湾环壕聚落的演变及其社会性质》,《丝绸之路》2001年学术专辑。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
[10]1979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工作队在陇东镇原县常山新石器遗址首先发现而命名。
[11]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2]赵建龙:《从高寺头大房基看大地湾大型房基的含义》,《大地湾考古研究文集》。
[13]杨鸿勋:《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2期。
[14]钟晓青:《秦安大地湾建筑遗址略析》,《文物》2000年5期。
[1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
[16]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文未注释),《考古》1991年12期。
[17]李最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关于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考古》1985年8期。
[18]李迪:《甘肃考古对科技史的贡献》,《陇右文博》1996年1期。
[1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
[20]郎树德:《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大地湾遗址研究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21]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8年3期。
[22]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局,1984年,第6页。
[23]赵建龙:《大地湾古量器及分配制度初谈》,《考古与文物》1992年6期。
[24]《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2期。
[25]张朋川:《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绘画——大地湾原始社会居址地画》,《美术》1986年11期。
[26]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大地湾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2期。
[27]宋兆麟:《室内地画与丧迁习俗》,《中原文物》特刊《论仰韶文化》1986年。
[28]李仰松:《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研究》,《考古》1986年11期。
[29]杨亚长:《大地湾地画含义新释》,《考古与文物》1995年3期。
[30]孙周秦、宋进喜著《走进大地湾》,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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